80年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世紀審判。東京審判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國際審判之一，為受害國伸張了歷史正義，也為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重建奠定了法律基礎。

80年后，完整還原審判全過程的中文版庭審記錄全譯本首次正式出版。

這套40卷、2200余萬字的權威巨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全譯本》，歷經10余年跨學科攻堅，于今年4月首發，填補國內史料的系統性空白。多名參與編纂、研究的學者表示，此次全譯本面世，不是簡單的文獻整理，而是一次司法鐵證的歸位、民族記憶的補全、歷史話語權的回歸。

這項浩大的翻譯工程揭示了哪些塵封的歷史真相？對于今天的中國和世界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新華社“新華深讀”記者對出版者、權威專家進行了深度采訪。

用中文完整還原歷史全景

今年4月30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全譯本》首發儀式在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舉辦，組織者在現場將40卷典籍組合成數字“80”的造型，致敬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圖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全譯本》首發式現場。新華社記者 馮源 攝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匯集11國法官、檢察官，歷時兩年零七個月，形成數千萬字庭審筆錄、證人證言、物證清單、控辯記錄與判決文書，是認定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責最原始、最合法、最權威的司法鐵證。

作為二戰后規模最大、程序最完備的國際軍事審判，東京審判從法理上徹底否定日本對外侵略的正當性，裁定南京大屠殺、強制奴役等系列慘案的犯罪本質，將28名甲級戰犯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但遺憾的是，80年來，中國讀者和研究者從未見過完整的東京審判庭審記錄中文版本。10余年前，國內翻譯、歷史、國際法、檔案學多領域專家啟動東京審判全記錄的中文翻譯工作。這套典籍由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三方打造，百余名譯者、校訂者、編輯與史學家參與，是國內該領域里程碑式成果。

49858頁原版英文記錄、累計開庭831次、傳喚證人419名、提交書證物證等各類證據4336份……該全譯本以上海交通大學2013年影印的英文原版庭審記錄為底本，同步參照日本雄松堂日文官方文本交叉校勘，完整收錄1946年4月29日庭審籌備階段至1948年11月12日最終宣判的全部內容，包括法庭流程、控辯發言、證人證言、戰犯陳述、法官評議，以及庭審索引、證據清單、出庭人員等全部附屬資料。

全譯本最后一卷第40卷為判決書完整譯文，卷首寫明：“本法庭之設立，是依據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書》以及1945年12月26日的莫斯科會議，并將其付諸實施。”整部卷宗以完整時序真實還原了這場正義審判的全過程。

既然庭審記錄已有英文版和日文版，為什么還要譯成中文版？

外文檔案不等于可用文獻。全譯本主編之一、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說，如果單純從“文獻已經存在”的角度看，外文文本確實已經存在。但對中國學界和中國公眾來說，文獻存在不等于文獻能夠被普遍閱讀、理解和系統傳播。

中國是日本侵華戰爭最大受害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更是東京審判核心參與國。然而在全譯本問世前的80年間，國內始終沒有完整的中文庭審卷宗。

英、日文原版雖早已出版，但早期影印版本印量稀少，僅藏于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少數大型館藏機構，普通民眾、基層研究者難以接觸。即便有幸查閱外文檔案，嚴苛的語言門檻也讓絕大多數人望而卻步。

“只有完成中文轉化，才能讓東京審判相關史料真正融入我國學術體系、教育體系與公共傳播體系。”程兆奇說，東京審判與中國的相關度太高，它不應只是少數能夠讀英文、日文的專家才能進入的檔案，而應當有一套中國讀者能夠方便閱讀、檢索、引用和研究的完整中文文本。

既然已有中文節選資料，花費巨力出全譯本意義何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長崔霞表示，索引、摘要、節選類材料只能勾勒歷史梗概，呈現碎片化信息，無法還原完整歷史全景。想要看清日本整套侵略體系，就必須依托全卷內容。

她說，以東北毒化政策為例，卷宗完整展現日本一邊扶植偽滿洲國傀儡政權，一邊大肆販賣鴉片牟利、麻痹民眾的殖民手段。這一完整邏輯鏈條，如果僅依靠零散節選根本無法構建。

中日關系史學會副會長王眾一表示，受語言和獲取渠道限制，許多國人對這場歷時兩年半、開庭800余次的宏大審判，僅知曉“東條英機被判處絞刑”等簡單概念，對庭審細節、證據鏈條知之甚少。

還有部分文藝作品脫離史實、戲說審判。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記得，曾有小說虛構了不少違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遵循的英美法程序的細節。

如，讓中國法官在法庭上“拍案而起”，事實上只有庭長能夠訊問被告。又如，讓中國法官和中國檢察官聯合召開記者招待會，事實上法檢雙方是各自開展工作。這些講述歪曲了庭審程序，誤導了公眾的歷史認知。

全譯本的誕生，是一場跨越10余載、多方接力的學術遠征。

項目的發源可追溯至2011年。東京審判開庭65周年之際，世界第一家東京審判專門研究機構——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立。該團隊率先開展外文史料整理工作，影印出版英文版庭審記錄、日文版證據文獻集成、英文版戰犯訊問記錄三部文獻，并配套編制人名、地名、事件、文獻等在內的全篇索引、附錄，為后續翻譯工作搭建堅實框架。

在出版上述三部文獻時，研究人員明確了將英文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翻譯為中文的目標。2015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啟動全譯本翻譯工程。兩年后，第一輯（第1—10卷）付梓。

2019年，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加入項目組，承接第二、三輯共30卷翻譯任務，三方共建“南洋譯書院”，整合翻譯學、法學、歷史學、文獻學、國際關系等領域專業人才。

10余年間，百余名工作人員通力合作，完成這部鴻篇巨制。全體參與者以零刪減、零改動為原則，完整保留庭審中控辯雙方全部表述，既忠實還原歷史現場，又通過注釋規范立場，客觀呈現戰犯與辯方的言論，以完整庭審流程駁斥不實論調，保障史料的真實性與客觀性。

參與翻譯校審的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趙玉蕙表示，夯實史料基礎之后，中國東京審判研究水平將得到整體提升，也具備了與國際學界開展高水平學術對話的底氣。

攻克史實、法律、立場三大翻譯難題

千萬字級別的司法原始檔案全譯本，核心難點絕非簡單的文字轉換。多版本交叉勘誤、史實考證、法律術語精準化、立場客觀等難題，始終伴隨著譯校全程。這是一場對耐心、專業度、歷史敬畏心的極致考驗。

不同于單本著作的翻譯，全譯本的翻譯工作需要不同譯者分工翻譯不同卷，面對同一個英文詞、同一個法律表達、同一個人名地名，可能有不同譯法。如果沒有統一規范，就會出現術語和譯名不統一的問題。加上英、日文本本身就存在“此有彼無、此詳彼略、表述相悖”問題，全譯本還需要參考不同版本，處理歧義，判斷更合適的譯法。

“我們要求人名、地名、機構名、事件名、文獻名翻譯不僅要精準，還要通篇一致。”全譯本主編之一、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原校長葉興國帶領翻譯團隊制定了一套精準的譯校標準，搭建了1500萬字雙語語料庫，制定標準化譯寫規范，開展翻譯學、史學和法學等學科間的跨學科合作，杜絕了不同譯者譯法不一問題。

東京審判的庭審過程中使用英語、日語、漢語、荷蘭語、德語、俄語、蒙古語等十多種語言，現存的英文記錄和日文記錄是對十多種語言翻譯疊加后的結果，經過多層轉寫，異寫、誤寫問題十分突出，人名、地名拼寫錯漏層出不窮。

如，盧溝橋事變中方關鍵證人秦德純，在英、日文本中有多達13種不同拼寫；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英文拼寫分別有六七種之多。日方人物同樣極易混淆，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姓（Tojo）與東鄉茂德的姓（Togo）在英文里僅差一個字母，英文版庭審記錄多次出錯。

對此，團隊拒絕機械直譯，結合中日近現代史檔案、人物生平、庭審上下文、事件時序交叉比對，逐一甄別校正。

除了人名地名，英、日文本中的多處事實和表述錯誤也被一一修正。如，判決書引用木戶幸一日記，英文標注日期為1942年3月19日，團隊查閱日記原件核實為3月13日，同步標注原文疏漏。在1948年一份庭審記錄中，英文文本將日文原文“遺憾的是”誤寫為“幸運的是”，團隊加注予以糾正。

10余年間，譯者和校訂者共校勘、勘誤上千處各類史實偏差，使全譯本的準確性超越了原始檔案，為中國研究者乃至普通讀者提供了更可靠的史料依據。

確保法律與專業術語絕對準確，是團隊面臨的更大難題。

“一般文學翻譯可以有譯者個人風格，可以講究文采、流暢、表達漂亮。但東京審判庭審記錄是重要法律文獻和歷史文獻，準確是第一位的。所謂‘信達雅’，這里首先是‘信’。”程兆奇說，譯文必須盡量忠實原文，尤其涉及法律術語、證據陳述、人物身份、案件事實時不能自由發揮。

庭審記錄是正式國際司法文獻，“信”是第一準則，文學翻譯所追求的文采、個人風格全部讓位于嚴謹規范。從法庭流程用語和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等法定罪名，到軍事編制、外交稱謂、戰時專業詞匯，均嚴格遵循20世紀40年代國際法范式與歷史慣例。

面對“殖民話語”，如何堅守歷史客觀立場，是另一個翻譯難題。

庭審記錄中，日方辯方、戰犯多次使用帶有殖民色彩、歪曲歷史的表述，將侵華戰爭美化為“建設東亞”，將殖民統治曲解為“幫扶落后地區”。

團隊明確原則：完整保留庭審原始發言，不刪減、不篡改任何控辯內容。

直面謊言、完整存證，正是這套典籍最有力的底氣。

崔霞表示，全譯本的“全”是史料立場的完整，只有完整呈現控方控訴、辯方狡辯、戰犯自白的全過程，才能從程序層面有力駁斥“勝者審判”的謬論。

“東京審判是11國審判，來自不同法系和不同法治文化背景的11國法官聯合進行這場審判。”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徐持說，以往限于資料匱乏，學者對于審判中不同法系之間如何角力和交融的研究停留在宏觀層面，如今通過全譯本的逐日記錄，研究者可以深切感到各國法官、檢察官如何尋求共識、構建共同的法律語言。

史料的缺位，本質上是歷史敘事話語權的缺位。一些學者認為，過去東京審判的解讀長期由西方、日本學界主導，如今中國手握完整卷宗，在國際學術交流、輿論對話中有理有據發聲，徹底扭轉話語弱勢。

“長期以來，關于東京審判的歷史敘事和法理闡述較多由西方學界主導。”徐持說，全譯本的問世使中國學界第一次有了完整權威的評審文獻中文版。“它不僅是歷史的鐵證，也是我們參與國際規則對話、宣示中國立場、捍衛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學術依托。”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黨委書記石佑啟認為，全譯本完整呈現二戰歷史的核心文獻，是中國學界主動參與國際歷史敘事，提升國際話語能力的重要體現，這不僅是日本侵華史、世界反法西斯史研究領域的一項重大成果，更是一項具有深遠歷史意義、豐富時代內涵的基礎性工程。

依托這套完整的中文卷宗，全譯本形成層次清晰的受眾矩陣與多元應用場景：

——專業層面，它成為歷史學、國際法、國際關系、區域國別學、日本研究等領域的核心基礎文獻，改變國內學者依賴外文二手資料的局面。

——大眾層面，民間歷史研究者、二戰史愛好者得以無障礙研讀原始記錄，歷史傳播的邊界被拓寬。特別是在碎片化網絡信息易造成認知偏差的當下，這套史料作為歷史教育、和平教育的權威資料，有助于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歷史觀尤其是正確二戰史觀。

揭示日本侵華罪證完整鏈條

在學界看來，此次全譯本面世，補齊了中國二戰受害史、日本軍國主義犯罪史、戰后正義審判史的完整邏輯閉環。過往碎片化史料，讓公眾認知中的日軍罪行多為孤立慘案、悲情敘事。而全套庭審記錄，以國際司法庭審的嚴謹邏輯，完整呈現了日本軍國主義從國策制定、戰爭策劃、全面侵華、多域施暴、系統性犯罪的全過程。

除了大眾熟知的審判結果，全譯本記載大量鮮為人知的庭審細節、人物故事與勢力博弈，補齊碎片化史料缺失的邏輯鏈條，還原出東京審判完整、立體的歷史圖景。

圖為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發言。（向隆萬供圖）

全譯本第一輯第一卷第118頁，記載一段中國檢察官向哲濬的慷慨陳詞：

“從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國采取了戰爭性的行動，殺害了成千上萬的人，包括士兵和平民。”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盧溝橋發動戰爭，一個晚上殺死數百人。隨后，日本向全中國出兵，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士兵，還有兒童、婦女和無助的平民。”

中國是日本侵華戰爭最大受害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是東京審判核心參與國。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日方辯方以“日本未向中國正式宣戰”為由否認兩國存在戰爭關系。向哲濬當庭義正詞嚴地指出：“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么是戰爭？！”結合大量人證物證，他徹底戳穿日方狡辯。

整部卷宗中，日本侵華相關內容占比較高，判決書由中國法官梅汝璈主筆《日本對華侵略》專章，篇幅超過日本對外侵略記述總量一半。從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到偽滿洲國傀儡統治、鴉片毒化，每項指控均有證人證言、實物證據、庭審記錄相互佐證。

梅汝璈（左二）在東京審判現場。（新華社資料照片）

卷宗完整收錄日本入侵東南亞、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庭審內容，清晰佐證侵華戰爭是日本“大陸政策”與南進戰略的核心環節，中國十四年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比如溥儀，他的出庭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程兆奇舉例說，他的陳述涉及日本如何扶植偽滿洲國、如何控制東北、如何利用傀儡政權服務侵略政策等問題。

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是東京審判中最重要的證人之一。在以往節選資料中，其證言被零散截取，難以串聯完整邏輯。全譯本完整記錄了其多輪出庭、與辯方律師激烈交鋒，還原了日本扶植傀儡政權、掠奪東北資源、推行殖民管控的陰謀。

“如果零散翻閱節選資料，很難串連起日本對外擴張侵略的完整邏輯，庭審記錄把證人口述、官方政策文書、戰犯審訊筆錄、法庭裁決形成了完整證據鏈。”程兆奇說。

全譯本顯示，起訴書將日本侵略罪責的追溯起點定在1928年。第40卷的《軍部主導和戰爭準備》章節記載：“要論述本案起訴書主要涉及的日本歷史上的這一時期，首先必須研究同時期日本國內的歷史。自1928年以來，日本軍隊不斷地侵略許多鄰國的領土。”

向隆萬說，東京審判追溯日本罪行起點定在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而且起始日期定在1928年，原因就是日本謀殺中國東北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發生在這一年6月。

全譯本第二卷完整收錄了相關庭審內容，檢方證人田中隆吉披露了暗殺張作霖事件的全部策劃脈絡與實施細節。

卷宗的完整時序記錄，成為駁斥片面解讀歷史的堅實依據。

“日本右翼炒作‘東京審判是勝利者單方面裁決’，刻意否定審判公平性，但通讀完整庭審卷宗就能看清事實全貌。”程兆奇說，全譯本不是按照今天的需要“尋章摘句”，而是完整收錄檢方指控、辯方申辯、各方證人證言、法官評議、戰犯全部供述，還原了整場審判的運行全過程，讓中文讀者直觀讀懂這場國際審判的真實面貌。

審理中，法庭給予辯方充分申辯、提交佐證材料的完整權利，控辯雙方在庭審中擁有平等陳述空間，這段流程被完整收錄在全譯本中，清晰證明東京審判嚴格遵循現代司法程序，判決依托證據與法理，不存在單方面定罪情況。

“東京審判在制度設計上充分保障辯方權利，辯方律師人數比檢方檢察官還多，辯方提交的證據很多、辯護時間也很長。這些細節都留存在全譯本，讀者能直觀感受審判蘊含的程序正義。”程兆奇說。

“當時國際社會本來可以采取更直接的懲戒手段處置戰犯，卻選擇建立國際法庭，以公開審判和法律程序確認日本戰犯的罪責。”崔霞介紹，庭審記錄里面不僅有正義的、正面的控訴，也有很多戰犯和辯方的辯解，甚至是狡辯。

崔霞說，日方當庭炮制諸多美化侵略的說辭，將戰爭歸因于資源短缺、外部制裁，把侵占東北歪曲成幫扶發展，還大量使用帶有殖民歧視的表述。保留這些原始言論并非認可其謬論，而是留下侵略者自我開脫的原始口供，方便讀者對照海量鐵證看清其謊言漏洞。

庭審中，日方辯方統一話術，把侵略戰爭包裝成“解放亞洲”，依靠冗長辯論拖延節奏、淡化罪行。11國法官頂住干擾，依托4300余份證據、400余名證人的證詞逐條駁斥，最終依法裁定日本發動的所有對外戰爭均為非法侵略。

“依托中文全譯本，人們能夠清晰看清侵略計劃層層推進全過程，讀懂南京大屠殺環環相扣的完整證據鏈，見證正義一方與戰犯抵賴行為的漫長博弈。”王眾一評價，塵封數十年的庭審卷宗里，檢方鐵證、辯方詭辯、受害者的血淚陳述、法官嚴謹辨析，終于以完整、系統、權威的中文形式公之于眾。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莫紀宏說，東京審判不僅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正義清算，更是人類歷史上以法治制止戰爭、以正義捍衛和平的里程碑事件。它以國際法為準繩，對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類罪作出權威的裁決，奠定戰后國際秩序的法治基礎。

受戰后檔案銷毀、國際格局等因素制約，東京審判仍有局限性，日軍部分罪行未能徹底追責。但這場審判首次在全球確立了“侵略戰爭即為國際犯罪”準則，用司法形式固化了歷史真相，為后世留下不可篡改的鐵證。

東京審判期間，各國代表團與辯護團隊規模差距懸殊。美國代表團100余人，蘇聯代表團70余人，日方辯護團隊更是達130余人，而代表四萬萬中國人民出庭的中方團隊僅有17人。人手極度短缺、跨境證據搜集艱難、跨國溝通不暢，成為中國法官和檢察官面臨的困境。

向哲濬是中方核心骨干。全譯本統計顯示，向哲濬庭審相關記錄達306頁。為搜集南京大屠殺人證物證，向哲濬派遣工作人員兩度回國，從上萬份檔案中篩選100多份書面材料，帶領伍長德、尚德義等幸存者，以及馬吉、貝德士等外籍證人赴東京出庭。

“東京審判期間，父親多次回國述職或尋找證據。他總是匆匆回家和我們打個照面，晚上用打字機輸入他翻譯成英文的文字資料。有時我一覺醒來，仍聽到‘噠噠’聲不絕。”向哲濬之子向隆萬回憶。

翻譯近5萬頁庭審記錄、2200余萬字的英文書稿，今天的譯者們坐在電腦前，鍵盤敲擊出“噠噠”的聲音，與當年向哲濬深夜打字機的聲響遙相呼應。

銘記苦難是為了守護和平

“我們整理、翻譯、出版這套書，不是為了延續民族仇恨，而是為了杜絕歷史重演。”多名專家表示，軍國主義的復活，永遠是從遺忘歷史、淡化罪行、消解審判開始。完整留存審判記錄，就是為人類社會永久封存“戰爭罪惡”的樣本。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完成判決，宣告閉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人被判處絞刑，16名甲級戰犯獲無期徒刑，2人被判處有期徒刑。這群親手將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拖入戰火深淵的軍國主義頭目，最終接受了來自全世界正義力量的裁決。

東京審判60多年后，2009年6月向隆萬赴日探訪。經多方聯系，他輾轉找到東京審判的法庭舊址。所見所聞卻讓他深刻感到，日本官方否定東京審判的態度在這里暴露無遺。

向隆萬發現，舊址并非原址，而是從別處拆遷而來。除了在原法庭席后墻上有幾張很小的東京審判照片外，竟然沒有任何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痕跡。原旁聽席的位置按照當年日本大本營的位置，擺放著所謂天皇“玉座”，原記者席的后墻上掛著日本陸士歷任校長畫像，其中就有被絞決的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大廳中間展覽著舊日本軍人的軍服軍刀等軍事用品。參觀路線的終點是“慰靈碑”，全程回避侵略罪行。

“他們讓公眾參觀絕不是記住歷史教訓，而是為軍國主義招魂！”向隆萬一語中的。

日本戰犯在東京審判中接受審理的資料照片。（新華社資料照片）

新華社“新華深讀”記者近日走訪東京審判法庭舊址發現，這里僅是當年法庭的一小部分“遷移復刻”。在展陳內容上，東京審判相關史料被邊緣化，象征日本軍國主義的物件卻被重點展示和刻意凸顯。

導游用大量篇幅介紹大廳的格局變化與內部裝飾，但是對東京審判的內容卻草草帶過，僅簡單說明此處是法庭舊址，指明了發言席、法官席、記者席等位置，根本沒有提及當年的審判。有中國游客參觀后震驚地感嘆：“沒想到在這里，歷史的真相竟被如此刻意掩蓋。”

在日本防衛省官方網站上，這處承載著人類正義記憶的遺址，被輕描淡寫地歸入“市谷地區見學”項目。若非特意點開細看，一般人很難知曉這里曾是審判日本戰犯的核心場所，掩蓋歷史、消解正義的企圖昭然若揭。

圖為2026年3月5日在位于日本東京的市谷紀念館內拍攝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庭。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

記者在日本采訪時感受到，盡管審判以如山鐵證判定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但戰后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的反省始終不徹底。從甲級戰犯重返政壇到年輕一代對侵略史實的冷漠無知，從強調自身受害卻回避加害根源到主語不清地泛泛談論戰爭，日本社會未能如實傳承戰爭歷史。

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散布“東京審判無效論”，妄圖否定審判的正義性。這場將法西斯戰犯釘在恥辱柱上的世紀審判，正面臨被歪曲、被淡化、被侵蝕的危險，而這種對歷史的歪曲并非孤例。

在主流歷史教科書中，南京大屠殺被輕描淡寫為“南京事件”，“慰安婦”“強征”等揭露暴行本質的字眼遭到刪削。靖國神社內甲級戰犯牌位前香火不斷，政客頻頻參拜，公然為戰犯招魂。

同時，日本加速推進“再軍事化”，部署進攻性武器，推動修改和平憲法，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3月31日，日本在熊本縣和靜岡縣首次部署了號稱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這些行徑與當年軍國主義籌備發動戰爭的過程如出一轍，是對地區和平穩定的嚴重威脅。

2026年4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接連兩天向靖國神社分別供奉祭品和“玉串料”（祭祀費），上百名國會議員集體參拜。戰犯招魂與修憲擴軍同步推進，戰后和平憲法第九條面臨被徹底掏空的危險。其發展軌跡與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路徑高度相似，不僅傷害亞洲受害國人民情感，也對地區和平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面對這一局勢，中國政府多次嚴正表態。今年5月，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東京審判審的是人類良知，判的是歷史公正。面對當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重溫東京審判的背景、結論和原則更具現實意義。”

東京審判的法槌早已落下，但它所確立的歷史定論、國際法準則、和平理念，至今深刻影響著東亞格局與中日關系。

多名專家表示，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遙相呼應，結合《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國際法文件，首次在全球法理層面明確發動侵略戰爭、實施反人類行為屬于國際重罪，構筑起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根基，這是數千萬反法西斯先烈用生命換來的和平基石。正視審判結果、承認侵略歷史，是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的基本前提。

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既是對遇難者的褻瀆，也是對國際法與國際正義的公然踐踏。當歷史虛無主義暗流涌動、美化侵略的雜音不時泛起、歷史闡釋博弈持續加劇，全譯本的面世意義深遠——數萬頁庭審記錄、數千份證據直面慘案，讓謊言無處遁形。

“這套千萬字巨著不只是學術史料，而是回擊歷史謊言、警示當下風險、守護戰后和平的重要利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一級巡視員竇忠祎表示，全譯本的重大現實意義在于，以鐵證回擊歪曲歷史的言行，以史為鑒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捍衛國際正義。

為歷史存證、為正義發聲、為未來警示。

“我一直記得梅汝璈法官的一段名言，和父親晚年的一段話。”向隆萬說。

1962年，梅汝璈這樣回憶東京審判：“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1983年，向哲濬大聲疾呼：“歷史是抹殺、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中國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又會深受其害。如果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硬要卷土重來，那么它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讀懂卷宗，就能讀懂正義的重量，讀懂守護和平的責任。堅守歷史真相，警惕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守護來之不易的戰后和平。歷史的警鐘必須長鳴，戰爭的悲劇絕不允許重演。

記者馮源 吳振東 陳澤安 唐斯琦

海報制作：賈稀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