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愛因斯坦稱中國人蹲著吃飯的畫面，像看歐洲人在原始叢林中上廁所的場景，你怎么看？
1922年秋天，郵輪“渡海號”緩緩駛近香港維多利亞港，甲板上那位頭發蓬亂的德國裔物理學家正瞇眼打量這座陌生東方城市。港口的喧鬧、埠頭的肩挑小販、密集的艋舺帆船，全都落進他的旅行日記。
他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43歲，剛剛在歐洲完成一場聲勢浩大的演講巡回。若論科學聲望，他已立于巔峰：1905年那五篇論文讓牛頓力學的圍墻出現裂縫，光速不再是常識里可有可無的數字，能量與質量的等價公式開始在實驗室和戰場同時發熱。同行驚嘆，青年學生奉若神明，報紙標題頻頻出現“當世最聰明的大腦”。
可就在那本小小的旅行札記里，他寫下了不堪回首的句子。為了避免復述原話，只能概括：在他眼里，街頭蹲食的情景“極不雅觀”，不足與西方人的餐桌禮儀相比。更刻薄的一行字還將中國人比作“迷失在原始叢林的歐洲旅客”。這么尖銳的評語，直到多年后手稿公開才浮出水面，引來一片嘩然。
“你真覺得他們落后？”同船的友人小聲問。愛因斯坦抬頭，“我只是記錄所見。”話音不高，卻像冷水潑下。短短兩句對話，成了后來解讀他人性裂痕的注腳。
要理解這段文字得跳出道德反射弧，先看此人一路走來背負的行李。19世紀末的德國課堂強調背誦，他偏愛在家里拆懷表研究齒輪運轉；13歲啃完歐幾里得，全家已經遷至米蘭。此后入讀蘇黎世聯邦理工，靠著在伯爾尼專利局審專利度日，也靠著夜半的手搖臺燈寫下那幾篇顛覆物理學的論文。此時的他堅信理性可以丈量宇宙，卻未必能丈量偏見。
第一次世界大戰掀翻了歐洲的自信。1914年他拒絕簽署擁護戰爭的《九十三人宣言》，轉身與極少數同行聯名呼吁停火。在劍拔弩張的柏林，反戰的猶太學者活成了異類。納粹上臺后，連鎖反應迅猛而冷酷：財產查封，研究所鐵門緊閉，書籍被投進火堆。黨徒沖進他在卡林貝格街的住宅，抄走手稿。1933年，他登上赴美輪船，德國國籍與舊日友人一并留在身后。
“我們失去的是國土還是尊嚴？”另一位猶太學者喃喃。愛因斯坦搖頭，“都失去了。”這是第二段對話，短，卻透出被時代挾裹的無奈。
可他對遠東的不屑，并未因自身的流亡身份而緩解。原因何在？彼時的中國正陷軍閥割據與列強壓力之間，上海法租界燈紅酒綠，租界外卻教室漏雨、義冢壘土。愛因斯坦登上弄堂二層的陽臺，往下一望，見到的是貧窮與煙塵交錯。知識分子筆下的“禮儀之邦”，與街口的鴉片煙館并存，這種錯位讓他困惑，也讓他失望。
然而同一次旅途中，他也寫到謝師宴上的昆曲、寫到蘇州園林的曲水流觴，甚至稱“古琴之音，似天外風聲”；這些溫柔字句卻被憤怒的公眾忽略。可見偏見一旦扎根，其他光亮就像深埋灰燼的火星，不易被人記起。
更吊詭的是，這位被質疑“看不起中國人”的科學家，1937年卻在美國報刊上公開為中國“七君子”寫信聲援。那一年七位主張抗日、反獨裁的民國政治活動家遭到逮捕，他在信里指責國民黨當局并呼吁釋放。立場鮮明，義無反顧。如此前后反差，讓歷史評論家們至今說不清這是一時口快，抑或潛意識里的文化優越感。
回看愛因斯坦的一生，科學與人性呈現兩條并行曲線。一條直奔高空，帶著黑洞、引力波、原子鐘；另一條卻在塵世跌宕，卷入婚姻摩擦、政治風暴，也裹挾著狹隘的成見。理性光芒并不能自動掃除內心陰影，這大概是他本人未曾料到的悖論。
有人總結他對中國的那段文字時說：“偉人也會說糊涂話。”這第三句對話，半是調侃，半是提醒。對我們而言，比指責更要緊的，是弄清楚自己為何曾讓對方只看到塵土與喧嘩；比抨擊更長遠的，是讓下次再有遠方來客時，只能記錄下秩序與信心。
愛因斯坦在1955年春天病逝于普林斯頓，未能再踏足東方。他留給人類的方程式繼續指引火箭和衛星，卻再也無法修改那本發黃的旅行日記。歷史不會刪除任何一頁，我們能夠做的，只是用更厚的新篇幅去覆蓋舊的褪色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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