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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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分別接受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提交的安保政策建議書。表面上看,這是一次圍繞防衛費、無核三原則和核潛艇問題的政策討論;實際上,它釋放出一個越來越清晰的信號:日本正在從“2%防衛費時代”走向“3%以上防衛費時代”,并試圖借此完成戰后安全戰略的一次歷史性躍遷。
如果說2022年岸田文雄內閣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確立了“擁有反擊能力”和“防衛費達到GDP 2%”的目標,是日本戰后安保政策的一次重大轉折,那么此次啟動“安保三文件”修改,則意味著日本已經開始討論下一輪擴軍升級。
這從數字變化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按照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日本計劃在2027年度前將防衛費提高到GDP的2%左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已經啟動增稅措施。今年4月提高企業稅和煙草稅,2027年又將提高個人所得稅,其目的都是為不斷膨脹的防衛預算尋找穩定財源。
然而,2%的目標尚未完全實現,日本國內已經開始討論3%、3.5%的新目標。自民黨在建議書中雖然沒有明確寫出具體數字,但特意列舉北約國家3.5%、韓國3.5%、澳大利亞3%的案例,并要求展現“本國防衛的國家意志”。維新會則更為直接,明確提出中長期應參考“3%以上”的標準。
這意味著什么?
如果以日本未來700萬億日元左右的GDP計算,2%的防衛費約為14萬億日元,3%約為21萬億日元,3.5%則接近24萬億日元。可以看出,日本正在討論的,不是增加幾千億日元的問題,而是再增加一個相當于現有防衛預算規模的巨大擴軍計劃。
這種變化背后,首先體現的是美國戰略壓力的持續加大。近年來,美國不斷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責任。這也是當前美國政壇主流聲音,都強調盟國必須增加軍費。北約國家已被要求向GDP的3.5%靠攏,日本自然難以置身事外。
對于美國而言,日本是其亞太同盟體系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美國戰略視野中,日本不僅要承擔本土防衛任務,還要承擔地區安全責任。因此,美國要求日本進一步提高防衛費,實際上是在推動日本承擔更多戰略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軍費增長已經不僅僅是國內政策問題,而是日美同盟結構調整的一部分。
其次,這反映出日本戰略思維正在發生變化。冷戰時期,日本長期堅持“專守防衛”,強調防御性質的國防政策。但近年來,日本不斷突破過去的政策邊界。
先是解禁集體自衛權,隨后通過安保法制;接著提出擁有“反擊能力”;如今又開始討論長射程導彈、下一代潛艇乃至核政策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維新會此次公開要求重新討論無核三原則中的“不允許核武器運進日本”。
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無核三原則長期被視為日本戰后和平國家形象的重要象征。雖然美國核武器是否曾秘密進入日本,一直存在爭議,但在政策層面,日本始終維持著這一原則。
如今,日本主要政黨已經開始公開討論修改其中部分內容,說明戰后形成的安全觀念正在出現松動。
第三,也是最現實的問題,則是誰來買單。無論是2%、3%還是3.5%,最終都需要財政支持。
事實上,日本社會對于增加防衛費并非沒有疑慮。近年來民調顯示,許多日本民眾認可加強防衛能力,但對增稅支持度并不高。如何在擴軍需求與民生壓力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高市內閣面臨的重要考驗。
因此,當前這場“安保三文件”修改討論,其真正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軍費數字的變化。它所反映的是日本正在重新定義自身的國家角色。
從“和平國家”到“正常國家”,從“專守防衛”到“主動威懾”,從“2%目標”到討論“3%以上”,日本安全政策的邊界正在不斷向外擴展。
而年底新版安保三文件出臺時,人們關注的或許已經不僅僅是軍費增長多少,更重要的是:日本究竟準備把自己帶向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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