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日記中錢穆的名字（錢賓四）第一次完整出現的時間是1929年4月23日：“今晚同席：錢賓四 陳旭輪 沈勤廬 陳其可 王以中（以上主） 予（客）。”請客地點是蘇州的城中飯店。顧頡剛日記只有簡單記錄，沒有任何評價性語言。此時顧頡剛在蘇州家中，不久北上就任燕京大學教職。錢穆此時是蘇州中學國文教師，他在蘇州中學任教時間是1927年秋至1930年秋，之后錢穆由顧頡剛引薦任教燕京大學。

《顧頡剛日記》

好事的我稍微查證了一下，首先這城中飯店有些講究。據資料介紹，該飯店位于蘇州市區宮巷內，前身是聚來廳書場，早上賣茶，晚上演出評彈，聽眾多為商賈、文人。后在原址改建為城中飯店，菜品不錯，知識分子宴客喜歡選在此處。黃炎培、孔祥熙均曾在此就餐。日記中的陳旭輪就是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的陳天一，錢穆記載陳天一與他相識，但不密切。1928年2月25日胡適來蘇州中學演講，錢穆記載胡適袖出陳天一信，告訴胡適來蘇州有兩事不可忘，其中之一便是莫忘一見蘇州中學之錢穆。陳天一乃江蘇常熟人，1927年至1929年上半學年任教蘇州中學，同時也任教東吳大學，1931年任蘇州女子師范學校教務主任，曾編過一本《世界文學類選》。陳旭輪在1929年的《蘇中校刊》發表演講，談五四運動可資紀念的兩種精神，一是民族精神的初醒，二是思想革命的曙光。這與錢穆所持五四轟毀傳統的看法相異。但有一疑問，若說陳旭輪字天一，筆者查閱數種資料，只有極少量資料提到他字天一，但這明顯不確。查閱《常熟文史》第27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常熟市委員會學習和文史委員會，1999年10月）介紹，陳旦，字旭輪，未見字天一。《蘇中校刊》教職員身份信息介紹也是陳旦，字旭輪。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所記經歷與陳旭輪生平又高度重合，結合《蘇中校刊》《顧頡剛日記》以及錢穆敘述，陳旭輪與陳天一為同一人，只是錢穆為何稱陳旭輪為陳天一，目前不得而知。

沈勤廬即沈維鈞，1928年至1929年任教蘇州中學。王以中乃王庸，無錫人，曾求學于清華研究院，1928年下半學年任教蘇州中學，但只任教一個學期便離開。但王庸好友浦江清1928年9月8日記載，王庸此時在南京一中學任教， 每周功課十一二小時，至1929年2月王庸還在南京教書（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16頁）。有一種可能是王庸南京、蘇州兩地兼課，但會很累。陳祖源，字其可，他是呂思勉的學生，1927年至1928年任教蘇州中學，教授歷史課，后留學法國獲得博士學位。（陳旭輪、沈勤廬、陳其可、王以中的任職情況來自蘇州中學《前任教職員任期久暫表》，《蘇中校刊》第78、79兩期合刊，二十一年度下學期）這樣看下來，顧頡剛所記同席吃飯之人都是蘇州中學老師。毫無疑問，這是蘇州中學老師專門宴請顧頡剛的晚宴。地點經過精心挑選，客人只有一位，可謂相當隆重。唯一的遺憾就是不知他們所談何事。

在此次會面之前的1929年4月15日，沈勤廬來訪過顧頡剛。顧頡剛當天在蘇州中學做了一場題為《對于蘇州男女中學的史學同志的幾個希望》的演說，演講稿發表在《蘇中校刊》1929年第二十一、二十二合刊上。文中介紹了近年來新史料的發現，顧頡剛告誡學生，研究歷史要重視一手資料，除此之外，還得拓寬“歷史的新領土”，重視“民間的風俗文藝的搜集”。希望蘇州中學學生一是研究近代史，一是研究蘇州史。這一天錢穆有沒有在場聆聽，顧頡剛和錢穆都沒有記錄，但錢穆應有所風聞。

顧頡剛，攝于1936年。

1924年9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賓、陳垣、朱希祖、蔣夢麟、黃文弼；二排左起：孫伏園、顧頡剛、馬衡、沈兼士、胡鳴盛。三排左二為胡適。

在錢穆的記載中，他對顧頡剛早有關注。錢穆在無錫三師（1923年秋至1927年秋）教書之時，《古史辨》剛剛問世，錢穆便與好友兼同鄉施之勉“暢論”過顧頡剛的著作（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123頁）。錢穆任教蘇州中學，擔任的是國文科首席教師，其中面向高中普通科開設了一門選修課程“國學問題”。教學目標是以“最近國學界上討論的幾個問題使能明了依著作時代潮流研究國學的門徑和標的”（江蘇省立蘇州中學編：《江蘇省立蘇州中學學程綱要》，蘇州三元坊蘇州中學總部發行，1930年1月，“國學問題”學程綱要部分，從課程討論的問題和錢穆本人研究方向來看，筆者判斷這門課很有可能是錢穆主講），具體討論以下話題：古史辨、古史討論集要、經學上的今古問題、尚書老子左傳國語屈原竹書紀年諸書之真偽、井田辨、漢族西來說、甲骨鐘鼎篆籀的問題、諸子不出王官辨、名墨同異辨、墨翟姓名籍貫辨、陰陽五行之起源、東西文化根本上之辯論等。依據蘇州中學校長汪懋祖在《江蘇省立蘇州中學學程綱要》所寫前言透露信息看，該校初高中學段的學程綱要草案在1929年冬已經完成。那錢穆草擬的“國學問題”學程綱要大約也是在此時期擬就。這份綱要關注的話題都是當時民國學界討論的熱門問題，牽涉的學者至少包括王國維、梁啟超、胡適、梁漱溟、顧頡剛、蒙文通等。以顧頡剛而論，此時作為名聲大噪的史學家，中學教員的錢穆無論在私底下還是日常教學都給予了很大關注。補充一點說明，當時蘇州中學的學程綱要上還有“國學概論”“古書示要”“文字學”等選修課程，這些課程的設置就是教師本人學術研究的延長。和同時期其他中學相比，再系統翻翻《蘇中校刊》，若以今人眼光看當年的蘇州中學國文教學，其實已遠超國文教育的基礎水平，有一種小中文系的感覺。

沈尹默題簽的《古史辨》第一冊封面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手稿

顧頡剛與錢穆的第一次見面，錢穆的筆下與顧頡剛日記所記不同。錢穆說的是陳天一偕顧頡剛來他住處，顧頡剛見錢穆桌上有《先秦諸子系年》書稿，顧頡剛問其可否帶回家詳讀，錢穆答允。數日后錢穆與陳天一回拜顧頡剛，顧頡剛說，“君之《系年》稿僅匆匆翻閱，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顧頡剛言外之意是《先秦諸子系年》寫得很不錯，因此打算給中山大學朱家驊推薦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41頁）。這里有一個疑問，顧頡剛此時是否像錢穆所言讀過《先秦諸子系年》書稿呢。顧頡剛日記明確記載《先秦諸子系年》是1939年6月15日，“看賓四《戰國諸子系年》”。對此書有很高評價是1939年7月2日，“賓四《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讀之羨甚，安得我亦有此一部書耶？”。顧頡剛對《先秦諸子系年》的佩服還不止一處表露，1953年11月25日日記：“賓四《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一書實甚精密，為不朽之作，雖有許多主觀之見，無害其為大醇。”（《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日記》卷七，中華書局，2011年，474頁）相較1939年的評價，顧頡剛此時讀得更仔細，雖覺得書有些問題，但無改經典的性質，可以想見顧頡剛是真心佩服錢穆這本書。錢穆這本書有考證，但眼光很大。這種細針密鏤似的研究要拿顧頡剛的著述來一類比，恐只有晚年的《尚書》研究了。

錢穆著《先秦諸子系年》

不過1929年的顧頡剛日記從未記載有關《先秦諸子系年》的信息。這一對錢穆如此重要的訊息，在1929年的顧頡剛日記里竟然付之闕如。顧頡剛不記不代表他一定沒看過《先秦諸子系年》。在1953年9月30日的日記中，顧頡剛承認是看了《先秦諸子系年》才介紹錢穆去大學教書。顧頡剛這個時候的回憶只可做一參考，因為他后面回憶1943年作獻九鼎銘文是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極不信仰”（《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日記》卷七，449頁），這就完全不是事實了。所以考慮顧頡剛1953年回憶的語境有可能證明顧頡剛1929年讀過，其實更大的可能性是兩人會面談過先秦諸子相關話題。仔細對讀雙方的文字，兩人所記所寫仍有不少出入。

顧頡剛所記與錢穆另一次會面是1929年7月22日：“到草橋中學，訪錢賓四，王以中，略談。”草橋中學即為蘇州中學，因為此前蘇州中學合并了草橋中學變成自己的初中部。比對錢穆的敘述：“又一日，天一又偕顧頡剛親到余室，是亦為余與頡剛之第一次見面。”（《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141頁）顧頡剛親到錢穆室，有可能是這一次，但看顧頡剛記錄似單人獨往拜訪錢穆，陳天一并不在場，以顧頡剛寫日記的特點，如果有陳天一他不會不記。8月4日，“衛聚賢與錢賓四偕來，同到青年會吃飯。飯畢，到大陸飯店小坐”。這兩次所談何事不得而知。8月5日，錢穆拜訪顧頡剛，“賓四，旭輪留看書畫”。另一次顧頡剛、陳天一、錢穆三人同在的場面是1933年8月25日，這顯然已經不是他們初識階段了。8月5日的會面有陳天一在場，但顧頡剛沒記載《先秦諸子系年》的事情。8月6日，顧頡剛到蘇州中學訪校長汪懋祖，“商賓四到粵事”，然后顧頡剛到天賜莊訪陳旭輪，不遇，之后顧頡剛與錢穆等人在公園會面游玩。此時顧頡剛對錢穆的學術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這源于之前的接觸，便想將其從中學推薦到大學任教。

依照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的敘述，他與陳天一一同拜訪過顧頡剛，可能是顧頡剛記的1929年8月5日。這是錢穆筆下的第二次見面，這第二次會面是“隔數日”，這樣推算第一次見面可能是7月底8月初。錢穆所認為的第一次見面很可能是7月22日。5日的見面顧頡剛才可能會講錢穆更適合在大學教書的話。

錢穆

假設顧頡剛真對錢穆講過他應當去大學教書的話，我們得給顧頡剛這句話注入更多的語境。此時的顧頡剛想著離開中山大學，另謀高就，只是實在架不住朱家驊的苦苦挽留，才沒有說走就走。相距顧頡剛建議錢穆到大學任教這句話，最近的一次挽留是1929年7月30日：“戴校長仍不能爽快答應我辭職，朱校長則仍力留，奈何！”（《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日記》卷二，中華書局，2011年，308頁）所以當顧頡剛回家鄉蘇州小住，如錢穆所言看了《先秦諸子系年》，了解之后，很快在第二天（8月6日）就和汪懋祖提出請錢穆任教中山大學。從顧頡剛這方面講，朱家驊挽留顧頡剛，無外乎擔心沒有合適的人選繼任，顧頡剛就此把錢穆推薦給朱家驊，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一方面顧頡剛看出錢穆并非泛泛之輩，算是交了一個學術上的朋友；另一方面對“助之甚厚”的朱家驊也好有一個交代。那從錢穆這面來講，到了晚年還記得顧頡剛給他說過的這句話，這自然是對自我認知的一種堅強確認。錢穆的確非池中之物，蘇州中學籠罩不住他的史學才華。但錢穆的才華放在當時蘇州中學的同事中，也并未顯得極為特出。以他當時蘇州中學的同事為例，國文科就有三位教授，分別是吳梅、陳去病、季崇元。吳梅歷任東吳大學、東南大學、北京大學教授；陳去病歷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全國多所大學教授；季崇元是金陵大學教授（金德門主編：《蘇州中學校史（1035-1949）》，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121頁）。此后進入大學教書的并不乏人，且都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如楊人楩、呂叔湘、沈同洽等。以校長汪懋祖為例，汪是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就任蘇州中學校長前就有在大學教學、行政經驗。汪懋祖此次出掌蘇州中學，是辭去大學教授及江蘇省督學的身份而一力辦學。也就是說，此時的蘇州中學乃藏龍臥虎之地。

民國時期中學、大學老師之間的流動其實相對自由，不少文史學人都有中學、大學任教經驗，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即是。只是今人讀錢穆此一處敘述，會以為錢穆極為厲害，更會將當下中學與大學教師之間鮮見流動的情況，比附于錢穆這一例子身上，并產生移情式想象，發出顧頡剛雅量洪深、慧眼識人，錢穆才華橫溢、著述不輟之感嘆。這些看法未必無理，但可能有一點信馬由韁的成分。

錢穆著《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說回錢穆晚年的敘述，他很可能是把與顧頡剛會面的多次印象剪裁和合為某次見面內容，并予以主觀式聚焦放大。從寫作手法看無可厚非，但從史實考訂層面講，錢穆是八十之后的回憶，誤記、記憶力模糊等情況或許存在，顧頡剛的日記是實時記錄，他的記載更為可信。如果要問他倆第一次見面的確切時間是哪一天，還得從顧頡剛日記中找線索。顧頡剛1929年4月18日記載，“沈，徐，錢三君來，觀書畫”。顧頡剛此時負有為中山大學買書任務。沈君很大可能是沈勤廬，徐暫時不確定，錢君很大可能是錢穆。與顧頡剛觀書看畫之人文化程度自然不低，這段時間顧頡剛與蘇州中學的教員朋友們有一定往來，再看顧頡剛此時蘇州小住期間的朋友圈有錢姓朋友的，似乎只有錢穆一人。再加上23日蘇州城中飯店宴飲賓客有錢穆和沈勤廬，這樣看下來，“錢君”就是錢穆。所以他們第一次會面時間是1929年4月18日，錢穆所記有所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