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術史回顧

本文所謂胡適思想批判專指 1954 年至1955 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對于胡適思想的批判，不包括 1949 年前發生的對胡適學術和思想進行的討論和爭鳴, 也不包括發生在1952 年前后“思想改造 ”運動時期, 相對集中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 臺灣對胡適學術和思想的相關爭論也不在此范圍。"!

關于胡適思想批判反思的主要學術研究者是美國學者格里德( Jerome B·Grieder) , 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完成一篇《中國共產黨對胡適的批判》, 較早從思想史角度清理了發生在中國大陸對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歷史。

近年來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胡明的一篇論文", 胡明論文主要清理了 1949 年以后對胡適思想批判的主要事實, 同時也對這場批判所產生的后果及影響進行了評述,但限于當時的史料, 對 1954 年發生的胡適思想批判的起源沒有深入分析, 同時使用的史料也相對單一。因為 1954 年發生的對胡適思想批判運動, 在歷次對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影響最大, 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官方背景十分清楚的一次 。 因為目前關于此次胡適思想批判的官方檔案還沒有解密, 本文試圖利用一些旁涉的材料, 對此次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起源作一點探討。

二、陸定一、周揚和郭沫若與胡適思想批判

胡適思想批判運動, 開始于1954年10月10日。當天《光明日報》發表李希凡、藍翎的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同日,毛澤東在此篇文章上作了五條批注,其中第四條是“這就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同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了著名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在此信中,毛澤東提到:“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這是毛澤東 1949 年以后在重要文件上, 連續兩次提到胡適。毛澤東當時把此信批給了許多人, 這些人當中有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

10 月 27 日, 陸定一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 信中涉及胡適的地方是 :“會上, 一致認為李希凡、藍翎二人關于《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簡論》的批評具有重要意義,并且認為清除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影響, 是一個迫切的重要斗爭 。 ”

陸定一在信中還匯報了近期中宣部組織批判胡適的計劃。他說 :“古典文學部和北大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組決定以全力投入這一研究批判工作, 計劃在最短時間內協同《人民日報》組織若干篇文章( 正在寫的有何其芳、張天翼等) , 以進一步批判俞平伯的錯誤觀點, 并批判胡適派的實用主義哲學觀點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影響。此外, 擬請金岳霖或任繼愈(北大哲學系教授) 等人寫批判胡適派的文學理論和哲學思想的文章 。”

信中還有更詳細的批判胡適的設想。陸定一在信中認為 :“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除了在文學方面外, 在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方面, 三十多年來都有相當深的影響, 解放后也沒有對它進行過系統的批判, 因此, 從各個方面來徹底地批判這種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 要清除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在各個學術部門內的影響, 是一個嚴重的思想斗爭的任務, 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全部解決。對各個不同學術部門, 應該根據各種不同的具體條件而分別輕重緩急。但目前就應該動員各方面著手組織人力研究胡適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現, 以便在關于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告一段落后, 即可有準備有計劃地逐步展開對于胡適派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判。我們可以準備用一兩年時間來對胡適派思想從根本上徹底清算, 以確立和鞏固我國整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領導地位 。 ”

從陸定一信中可以看出, 當時中宣部就毛澤東的批示進行過研究, 這個研究的主導思想就是黨內理論家歷來奉行的“寧左勿右 ”思路, 也就是說, 當時負責意識形態的理論家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 通常要比毛澤東本人期待的結果要過頭得多 。毛澤東只提到要在“古典文學領域 ”里批判胡適, 但到了陸定一那里卻發生了變化, 成了胡適派各方面的思想 。毛澤東本人對胡適的思想并沒有系統的了解, 他只是一般地知道胡適及其思想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的影響, 所以他的批示中主要還是對俞平伯和他的《紅樓夢》研究有看法, 至于胡適思想只是順便提到, 而且上綱并不高 。就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后果觀察,如果當時負責此事的不是陸定一、周揚和郭沫若, 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不可能達到后來的規模。在這個意義上, 我把此次對胡適思想的批判理解為觀念來源于毛澤東, 但執行和實施批判的詳細計劃卻是由黨內理論家來完成的, 在這個意義可以說, 陸定一、周揚和郭沫若是胡適思想批判的導演。

全國大規模的批判胡適思想運動, 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主持 。周揚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毛澤東指示 :“要把批判胡適思想作為重點 。 ”

《陸定一傳》中特別提到“批判胡適, 郭沫若是感興趣的, 原來他們的學術觀點就有分歧 。周揚拜訪了郭沫若, 雙方談得非常投機 。 ”

1954 年11 月 28 日, 郭沫若發表對《光明日報》的談話 。他指出 :“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 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 。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判胡適為戰犯, 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 ’我們還沒有把它打倒, 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 。 ”"

在談話中, 郭沫若還特別提到, 1951 年他在《光明日報》學術副刊就朱東潤關于屈原研究文章發表的批評意見沒有得到支持, 他認為, 朱東潤研究屈原用的觀點和方法基本上是胡適的一套。在這次談話中, 郭沫若還對胡適“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作了完全否定性評價。

1954 年 12月8 日, 在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郭沫若發表了《三點建議》。這個講話的原題是《思想斗爭的文化動員》,在報送毛澤東時,毛澤東認為:“郭老講稿很好,有一點小的修改,請郭老斟酌。‘思想斗爭的文化動員’這個題目不很醒目,請商郭老是否可以換一個。”"

1954 年12 月 2 日下午1 時, 周揚邀請茅盾、鄧拓、胡繩、林默涵、于光遠、何其芳、邵荃麟等人, 在郭沫若住處開了一個小會, 傳達了毛澤東關于胡適批判問題的指示。

同日下午 3 時, 又在中國科學院召開了科學院院部與作家協會主席團的聯席擴大會議, 參加會議的除上述諸人外, 還增加了范文瀾、老舍、侯外廬等 20 余人 。原來有一個計劃, 要開若干個討論會, 展開學術界的自由討論, 提高學術水平 。這時周揚發現這個計劃沒有戰斗性, 沒有黨性立場, 是學究式的計劃, 根本不提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批判和肅清胡適派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 。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 批評了這個計劃, 經過討論, 一致同意。

這次會議稱為“中國科學院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的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 會議以后, 正式成立一個委員會, 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 9人組成 。下設一個辦理日常研究討論事務的秘書處, 由劉大年、陳白塵、劉桂五、陳翔鶴、田鐘洛五人組成。

周揚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時說 :“請郭老掛帥的事, 我和他說了, 他表示很積極, 上述委員會, 算是他的一個司令部 。他說這是一個‘討胡委員會’。”

在組織這次批判胡適思想運動的過程中, 從已見的材料分析, 周揚至少見過毛澤東兩次。

1954 年 12 月 2 日, 周揚再次就關于批判胡適問題的組織計劃向毛澤東報告 。報告說, 根據毛澤東昨晚談話的精神, 對原來討論胡適問題的計劃草案作了根本修改, 并在下午召開的中國科學院與作家協會主席團的聯席擴大會議上, 討論通過了經過修正的批判胡適問題的計劃草案 。這個計劃改為以批判胡適思想為主, 討論的題目也改定為 :

一、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實用主義) , 召集人艾思奇

二、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 召集人侯外廬

三、胡適的歷史觀點批判, 召集人范文瀾

四、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批判, 召集人馮友蘭

五、胡適的文學思想批判, 召集人黃藥眠

六、胡適的《中國文學史》批判, 召集人何其芳

七、考據在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召集人尹達

八、《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 召集人張天翼

九、關于《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對所謂新舊“紅學 ”的評價) , 召集人聶紺駑。

關于討論會的組織和活動方式, 改為以個人研究為主, 采取較靈活的組織形式和討論方法 。凡討論的主要文章, 都在《人民日報》發表。

12 月 29 日, 中國科學院與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的批判胡適思想討論會正式開始 。分別舉行了關于“胡適哲學思想批判 ”和“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 ”兩個專題討論會 。

1955 年1 月14 日, 召開了“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 ”第二次討論會, 就艾思奇的論文《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進行了討論。約有一百余人參加了會議。以后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主要通過報紙和雜志來進行, 各地大學和文化機關都有所行動。

1954 年的批判胡適思想運動, 黨內負責意識形態的理論家陳伯達、胡喬木沒有出面,這也可以反證對胡適思想批判的主要動力來源于主動性, 政治壓力并不普遍存在,這是此次胡適思想批判區別于后來歷次政治運動的一個特點。批判胡適的文章,主要出自文史哲學者,比較知名的是李達、張如心、艾思奇、孫定國; 作家沒有批判胡適,只有上海作家吳強寫過一篇。胡適批判委員會里的成員茅盾、老舍和鄧拓沒有專門寫文章。王若水回憶說:“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 鄧拓要我寫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 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當時報紙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鄧拓轉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說: 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 現在要把對俞平伯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適的實用主義。大概鄧拓認為我是北大出身的, 又是哲學系學生, 而且那時的校長就是胡適, 所以他把這個任務分配給我。自然,我也是很樂意接受這樣的任務的。但要得這樣急,我卻毫無思想準備,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圖書館借了幾本胡適、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連夜突擊寫起來了。我也記不得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交卷,總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來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這是批判胡適的第一篇文章。”

1955 年第1 期《新建設》雜志發表社論 :《積極展開學術上的批評和自由討論》, 社論中特別提到 :“戰斗的火力必須對準胡適反動思想在文化學術界的遺毒 。 ”這個說法是王若水在《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一文中最早使用的, 原文是“前哨的第一槍既然已經響出, 戰斗的火力就不能不對準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頭子胡適 。 ”

在 1954 年12月8 日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 郭沫若發表講話,題為《三點建議》,其中明確贊同王若水的話,他說:“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說法。”當時和王若水有大致相同經歷的學者也以同樣的熱情投入到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運動中,1956 年高教部在一份報告中提到:“以金岳霖和哲學系青年講師、助教汪子嵩同志等的互助合作為例: 先是汪子嵩同志等集體寫作了一篇批判胡適政治思想的文章,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后,老教師反映:‘年輕同志真有兩下子! ’當時金岳霖正在寫批判實用主義的文章, 苦于有些觀點搞不清楚, 希望年輕同志幫助。而汪子嵩同志等也感到對杜威、胡適等的著作讀得不多,占有的材料有限, 批判不易深入有力。針對這種情況,, 黨推動他們進行互相合作。經過擬定提綱、收集材料、進行研究、集體討論和反復多次修改,結果寫出《實用主義所謂‘經驗’和‘實踐’是什么?》這篇論文。一般說老教師占有材料比較豐富,而新生力量觀點比較正確。但新老之間的這種互相合作, 絕不是材料和觀點的簡單結合,而是貫穿著一系列的思想斗爭的。如金岳霖曾經把杜威的哲學—美國帝國主義的哲學, 說成是美國人民的哲學, 經過汪子嵩同志等作了一定的鉆研和準備, 然后和他進行了激烈的爭辨, 他才表示‘恍然大悟’,認為這是‘沒有用階級觀點看問題’。另一方面汪子嵩同志等從金岳霖那里也得到不少幫助,他們說:‘金岳霖有時對問題看得比較深,能引用杜威的話來反證,打得很準!’又說:‘和金岳霖合作寫出的文章,我們感到更有把握。’這說明在互助合作中經過自由討論和反復爭辨, 取得一致的觀點, 并且互以所長相補所短,彼此都有收獲 。 ”

當時中國著名的知識分子, 完成了大量批判胡適的文章。胡適認為他們是不得已而為之, 對此他并不介意。對胡適思想進行批判的學者,除了一部分黨內的理論家和后起的青年學者外,多數是胡適早年的朋友。只有周炳琳、周鯁生、張奚若、潘光旦、羅隆基、吳文藻和錢端升等少數人沒有介入。史學界吳晗沒有寫文章,陳垣沒有表態, 還有陳寅恪、錢鍾書也保持沉默。但此次胡適思想批判, 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造成了極大傷害。吳宓在他的日記中說:“此運動(據重慶市宣傳部長任白戈報告)乃毛主席所指示發動,令全國風行, 特選取《紅樓夢》為題目,以俞平伯為典型,蓋文學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風運動,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檢討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黃師、碧柳及迪生諸友,早于1949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

陳寅恪在運動開始時也非常反感, 當時新華社記者在一份“內參”中提到,在中山大學,對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 抱著不滿和抗拒態度的以老教授居多。他特別提到:“歷史系教授陳寅恪說:‘人人都罵俞平伯, 我不同意。過去你們都看過他的文章,并沒有發言, 今天你們都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陸鍵東指出:“一年后,這句話被校方解釋為‘諷刺積極參加運動的那些人是共產黨的應聲蟲’”。可見陳寅恪當時確實說過這樣的話,同年底,陳寅恪還寫《無題》一首,再次對這一事件中許多人的態度表達了他自己的看法。陳寅恪這個態度,不是偶然的,除了他個人和俞家的關系之外, 也是他對所處時代的一個基本評價。

從寫批判文章作者所在地域看, 主要是在北京的學者,外省學者以山東最多,可能與李希凡、藍翎是山東大學畢業和他們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發表在《文史哲》上有關。上海也有幾位學者寫了文章,這些學者,多是奉命作文。周一良說他寫《胡適與“西洋”漢學》,就是尹達安排的任務。他還說:“當時確實是誠心誠意, 認為自己作為新中國知識分子, 應當改造思想,‘不破不立’,應當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批判,即使是過去所尊敬的人。”但寫文章在兩篇以上的學者, 就不完全是被迫。外地學者,也是主動多于被迫,因為這次批判胡適的思想, 好象沒有要特別擴大的意思,也沒有人人過關的要求,從批判文章涉及的方面看, 這次運動大體可以說主要是在文史哲領域內,因為胡適早已不在大陸, 這次對胡適思想的批判目的, 確實不是胡適這個人, 而是清理他的思想。

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 有其必然的內在邏輯, 但同時也有相當的偶然性。就毛澤東本人關于《紅樓夢》問題的批示和來信分析, 他明確表達了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要開展起來, 但運動如何展開, 以何種方式進行, 卻取決于當時負責意識形態的官員的思想和行為方式, 也就是說, 對毛澤東本人意旨的理解和執行, 事實上是以執行者的理解來決定的 。從毛澤東批示看, 此信在當時并不算嚴厲 。從中辦主任楊尚昆的日記中分析, 當時毛澤東對批判胡適并不看得特別重, 現在幾乎看不到毛澤東后來對批判胡適思想運動進展的關注和批示, 這也從反面說明他對胡適思想的關注與黨內理論家的理解有差異。

1955 年 1月11 日, 楊尚昆在日記中說:“夜與胡繩同志商量關于高饒問題報告的幾段內容問題,同時談到了反胡適和胡風思想的一些問題。”只是一般性工作記述。在此期間發生的毛澤東對馮雪峰和《文藝報》的批判與后來《文藝報》的改組事件中,毛澤東有多次專門批示,但在這些批示中只有一次提到胡適(《光明日報》發表李希凡、藍翎《評〈紅樓夢〉研究》時,毛澤東批示有一處提到:“這就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但對執行這個批示的人來說, 他的理解后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次運動的發展模式。毛澤東此信對陸定一的震動很大, 對毛澤東的意思,陸定一理解為:“他心里意識到,毛澤東支持兩個‘小人物’向紅學權威開火,其意義絕不只是要糾正《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傾向,也不只是批判俞平伯這個‘資產階級學者’,更重要的是要從對《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評文章開始,發動一場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廣泛批判。”馮雪峰當時就沒有這個認識, 這導致了他后來的悲劇命運。

從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的思想背景觀察, 他們早有批判胡適思想的意愿。1947 年初,由地下黨負責, 在上海發行《文萃》周刊(主編黎澍) , 夏康農曾在周刊上發表過《清理胡適之的脈絡》。夏康農的這篇文章, 顯然不是他自己的意見, 而是一種組織意愿, 代表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對胡適的理解和評價。夏康農不久把此文改了題目, 收在《論胡適與張君勱》一書中。1954 年后對于胡適思想的批判, 最早的源頭其實可以從這本書算起,以后對胡適思想的批判, 大體沒有超出這篇文章的基調。

三、《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

1949 年以后, 歷次政治運動形成的一個習慣作法是 : 當每一次政治運動進行的時候,相關的“批判文件匯編 ”都會應運而生, 這種方式至今沒有消失, 但編輯文件的水平遠不可和早年相比。雖然動機是以“供批判使用”,但客觀上對于公布、保留某一歷史時期的文獻還是起了一點正面作用, 至少提供一些文獻上的線索, 雖然此類文獻的編輯有非常明確的取向, 極難做到客觀公正, 但因為限于內部使用, 所以作為文獻的基本價值還是存在的。《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就是這樣一套歷史文獻, 因為這套文獻流傳不廣, 在以往關于胡適的研究文獻中極少被提到, 所以有必要作一詳細介紹。

“胡適思想批判委員會 ”( 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9 人組成)下設有一個辦理日常研究討論事務的秘書處, 由劉大年、陳白塵、劉桂五、陳翔鶴、田鐘洛五人組成。當時的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張僖回憶:“1954年11月29日、12月21日和1955年的1月15日,曾在東四頭條4號的全國文聯會議室三次召開《〈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的專題討論會。會議規格很高,分別由茅盾等同志主持。其會議通知都是由中國作家協會新成立的一個叫做‘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工作委員會’秘書處發出的。陳白塵同志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就是這個機構編輯完成的, 原始材料來源于胡適當年留在北平的檔案, 同時也收集了當時港臺報紙和雜志中關于胡適的文章及相關言論 。 中國大陸較早提到這套文獻的是鄧廣銘 。近年在中國大陸關于胡適藏書去向的爭論中, 多有涉及《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的言論, 但因為沒有見到實物, 多數語焉不詳。

當時胡適留在大陸的檔案存在他原來的住處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和北京大學。胡適舊居后來的歸屬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但中國大陸負責管理所有意識形態部門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中宣部, 它有絕對權力調用各種檔案材料。

沈乃文認為 :中宣部資料室取走了胡適書信、文件和日記后,從中編選了《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一》和《之四》,均以“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工作委員會秘書處”的名義編印出版,內部發行, 供全國批判使用。鄧廣銘先生也一直認為這些小冊子是查清胡適書信、日記、文件下落的重要線索。鄧廣銘認為:“在1954 年批判胡適的唯心的實用主義思想時,中宣部曾印行了《胡適日記選》、《胡適書信選》等等小冊子,每冊的封面上都印有‘供批判用’四字,這些小冊子是根據什么材料印成的,必定是從北大所存的胡適的書箱內提取去的。”沈乃文說:“1954 年批胡適, 在當時是中央領導的一場極其嚴肅的階級斗爭, 北大是將中宣部取用胡適寄存北大圖書館的書信文件作為政治任務堅決執行的。中宣部的這一行動是不公開的。而且當時胡適藏書和書信文件仍存于沙灘松公府北大圖書館原址樓上書庫,其時中宣部圖書館已進駐北大圖書館原址樓下,取物不過是從樓上搬到樓下,沒有給北大留下任何手續。”

胡適思想批判運動過去后, 這批用作資料和證據的書信、日記等文件并沒有物歸原主, 1958 年中宣部資料室解散, 胡適文件隨其負責人黎澍轉到了今天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共有11 冊, 編號為“之一至之七”, 其中“之五 ”為《胡適文輯》共有 5 冊, 普通 32 開本白皮書, 繁體豎排 。每輯書名分別是 :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一·胡適的一部分信件底稿》( 1926 年 4 月至1936 年12月)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二·胡適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部分日記》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三·胡適發表在〈自由中國〉雜志上的一部分論文》( 1949年11 月至 1955 年 2 月)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四·胡適在 1921 年和 1922 年的一部分日記》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五·胡適文輯( 哲學)》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五·胡適文輯( 政治)》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五·胡適文輯( 文教)》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五·胡適文輯( 史學)》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五·胡適文輯( 文學)》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六·胡適言論集(1952 年 11 月至 1953 年 1 月)》

《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七·胡適言論輯錄》(1926 年至1954 年)

資料最后附有一“胡適略歷”,署名 :“吳容整理”。“略歷 ”介紹胡適情況除個別地方使用了大陸當時流行的語言外, 基本客觀公正。《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的具體編輯時間是從1952 年2月至1952年5月,大體是胡適批判運動高潮期間完成的。這套資料在當時是最完整的收集胡適集外文的文獻,可以看成一本胡適集外文集,與原單行本合讀,已略具全集規模。因為基本保留著作原貌,所以雖是“供批判”使用的材料, 但卻意外獲得了文獻價值。因為這套資料中有一部分材料直接來源于胡適的檔案, 所以編者對原文( 主要是日記和書信)的釋讀工作也具有學術價值。1949 年以后, 無論中國大陸還是港臺,當時還沒有一本如此完整的胡適作品集。由于這套資料編輯的時間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后期, 所以在當時所有寫作批判胡適文章的學者中, 只有時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任職的侯外廬全面使用過胡適的檔案。他的長文《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的注釋中,標明他大量使用了當時存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的胡適的檔案,此文原來發表在《新建設》雜志上,后來收入《胡適思想批判》第三輯中時作者略有修改,特別是在注釋中刪除了一則原來引用的史沫特萊給友人信中誣蔑胡適的話。現在可以推測, 整理這批材料的人可能是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的研究人員,也有可能就是專門為侯外廬寫文章作資料工作的。這套關于胡適研究的資料, 在胡適研究中的意義應當得到重視,至少可以從中看出當時在獲取胡適言論活動的渠道方面,掌握的信息相對完整,負責此項工作的人員具有相當的學術素養。為了保存關于胡適的研究史料, 我已決定把自己收藏的這套完整的《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無償捐贈給臺灣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以供研究者方便使用。

來源：《開放時代》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