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孫中山為何主張將伊犁作為國都？他說要讓中國強大，伊犁是最理想的地點
1902年深秋，日本橫濱一家不起眼的茶館里，炭火烘得茶水微沸。章太炎側身低語：“孫先生，推翻清廷后，咱們該把旗幟插在哪座城？”孫中山輕撫杯沿，目光越過海面，“得先想清楚，國家要走到多遠。”就這樣，關于新國都的辯論有了開端。
追溯更早的年代，分都并非稀奇事。西周時有鎬京、成周并立；宋朝亦曾以南京輔政，分攤汴京重負。正因熟稔這段制度史，孫中山在1890年代末便拋出“一都四京”的雛形：中樞立于江漢，輔以東南西北四鎮，意在把權力與行政壓力化整為零，避免任何一地獨大。他相信，只有讓交通樞紐與經濟極盡便利的城市互為支點，才撐得起一個重獲新生的共和國。
可紙面設計只能指路，遠未到最后拍板的時候。光陰推移，革命局勢瞬息萬變。到1902年，孫中山攜手流亡日本的章太炎重新梳理思路——“把設想壓縮成三處，才能對應三種國策。”他寫下醒目的批注：“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一句話，道出三城背后的高遠布局。
先看武昌。長江橫貫南北，鐵路新線自此放射至九省，水汽輪與內河船舶晝夜穿梭。日后如需以工業和商貿振興內地，這里是最穩當的橋頭堡。武昌的優點明晃晃：既能向東呼應江浙財力，也能向西牽引巴蜀糧道。缺憾同樣明顯——對外門戶略顯局促，海陸通衢受制水勢，難遏強鄰窺視海疆。
西安則提供另一番景象。兩千年的帝都基因令這座古城在文化與戰略上自成屏障，關中平原的險要與資源足以抵御草原來敵。更關鍵的是，西安處在漢、回、藏諸族往來要沖，若要盡快撫綏邊疆、消弭民族隔閡，它具有天然的號召力。不過，黃土高原的干旱與交通短板使得西安與東南工商業腹地間溝通成本居高不下，一旦戰時物資調運受阻，首都安全便難免隱憂。
真正讓人意外的，是伊犁。許多人驚訝：“跑到天山腳下去治國？豈不荒唐？”孫中山卻反問：“要與列強平坐，難道還圍著沿海打轉？”他眼中的伊犁，是東聯中亞、西望歐洲的十字路口，冰川融水灌溉出肥沃河谷，高山腳下潛伏著銅、鐵、煤、石油數十種礦藏，可支撐重工與兵工。更重要的是，新疆在十九世紀兩度遭沙俄染指，伊犁條約的恥辱仍記憶猶新；若把首都坐鎮于此，可震懾北疆，也向世界宣示領土決心。
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橫著千山萬水。彼時通往伊犁的鐵路仍停留在工程圖上，陸路要穿越戈壁與雪嶺，單程物資成本高得驚人。再加上電報線稀薄，中央若設于此，調度沿海關稅、江南賦稅，簡直難如登天。地方官紛紛上書，言辭含蓄卻不掩憂慮：若首都遠在西陲，沿海諸省的心思恐怕難以系于中央。孫中山沉吟良久，知道自己還缺少一支足以震懾軍閥、整合鐵路的全國性武裝，這一步只好擱置。
1911年武昌槍聲響起，革命洪流驟然加速。南京被推上臨時首都位置，是出于象征意義與交通既成體系的雙重考量。可當南北議和進入尾聲，手握北洋軍權的袁世凱另起心思，他不僅要大總統的寶座，更要把國都北移。1912年春，袁氏一句“北京為全國政治、外交、軍務之中心”，讓江寧城墻的紅燈籠迅速熄滅。孫中山審時度勢，選擇讓位，也等于默認了北平主政的現實。
定都伊犁的構想從此束之高閣，卻并未被徹底遺忘。20世紀初期，沿著京張鐵路西進的工程師們依舊念叨著那句遠大的口號——“若想成為世界強國，伊犁是一條路。”他們明白，那是革命先驅對國家宏圖的另一種注解：不是退守角落，而是走向更廣闊的亞歐大陸。
放眼當年，新政權的首務是止內亂、穩財政，因而只能把國都留在交通、資源、人才相對集中的東方。可站在深秋茶館里策劃藍圖的孫中山，已經把目光投向天山。即使時機未至，設想亦指明了中國未來的西向戰略空間。
后來者在鋪軌筑路、重整邊防時，常引述那番談話。有人回憶：“孫先生說，伊犁是國家的鎖鑰，不到萬不得已，別交到別人手里。”這一句又一句語錄，如星火點燃了后輩的西部視野。定都伊犁終究沒有寫進憲法，但它曾逼迫無數決策者正視邊疆的重要性。
世事翻覆，古都與新都輪替了一茬又一茬。武昌的鐘聲依舊回蕩，西安的城墻依舊巍峨，伊犁草原的風仍舊橫越雪嶺。孫中山留下的那張地圖，也許被塵封在史冊，但它提醒人們：國土的四隅，從來不僅是邊陲，更是在世界座標上為自己爭取空間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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