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達珍

來源：得到App《得到頭條》

過去我們談“啃老”，常常把它理解成個人態度問題：是不是不夠努力，是不是不愿獨立。

但越來越多的現實正在提醒我們，這件事可能沒有那么簡單。從美國、英國、加拿大，到日本、韓國和中國，年輕人與父母在經濟和居住上的重新綁定，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這個現象背后可能不是某一代人的失敗，而是住房、就業、教育和生活成本共同變化后的結構性結果。真正值得討論的，也許不是年輕人要不要立刻“斷奶”，而是如何把家庭支持從一種模糊的依賴，變成有邊界、有計劃、有退出路徑的借力。

01 所謂“啃老”，可能

是一個全球性的結構變化

最近，美國保險公司西北互助人壽發布了一份報告，其中有一條結論，說的是，美國42%的成年人，在財務上還不能完全獨立于父母。尤其在Z世代中，這個比例高達72%。還有20%的成年人認為，自己這輩子也不可能完全經濟獨立，也許要“啃老啃到老”了。

你想想，這是美國啊。一個全世界最強調“18歲成年獨立”的文化里，將近一半的成年人，居然在經濟上還沒斷奶。過去好多人覺得，“啃老”是東亞的事，是房價太高、就業太卷導致的特殊現象。但是你看，美國好像也是這樣。

而且不只是美國。英國財政研究所去年1月的報告顯示，英國25歲到34歲人群中，與父母同住的比例達到18%，比2006年漲了5個百分點。英國人還發明了一個詞來描述這種現象，叫“父母銀行”，把父母對子女的經濟支持，比喻成一家沒有牌照、沒有利息，但一直在營業的銀行。

再比如，加拿大統計局今年5月的研究發現，千禧一代與父母同住的比例，是嬰兒潮一代的兩倍。在多倫多，25到29歲人群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從1991年的21.8%，漲到了2021年的48.6%。差不多翻了一番。

亞洲這邊就更不用說了。日本早在1997年就有了“寄生族”的概念。寄生在哪？父母家。還有韓國首爾，20到34歲青年與父母同住的比例超過40%。

再看咱們中國，這幾年有個詞越來越流行，全職兒女。這個詞本身沒有貶義，它描述的是一種過渡狀態：畢業之后暫時沒有穩定工作、住在父母家、承擔部分家務，同時繼續找工作或備考。

注意，咱們說了這一大圈，其實只是想說明一件事，所謂“啃老”，它不是哪個國家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結構變化。

02 “成人五項”的

實現難度越來越高了

那么問題就出現了，為什么會這樣呢？是這代人不夠努力嗎？可是我們明明看到現在的年輕人也很拼啊，尤其是韓國這樣的東亞國家，更是卷得不得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呢？又或者說，這背后也許就不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而是某種正在發生的新常態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搞清楚一個概念，到底什么叫“長大”？當我們說一個人“長大了”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說什么?

你可能會說，有工作了，能養活自己了，搬出去住了，成家了。你看，幾乎所有人的直覺都指向這套標準。

賓夕法尼亞大學有位社會學家，叫弗斯滕伯格，研究了幾十年的“成年”課題，他的團隊專門整理出了一份清單。他們梳理了20世紀大量的社會學和人口學文獻，發現有五件事經常被當成“長大”的標志。

我們可以把這五件事稱為“成人五項”，分別是：完成學業、經濟獨立、離家、結婚、生孩子。

這五件事，每一件背后都對應著一次現實意義上的身份切換。你看，完成學業，意味著你脫離了學生身份。經濟獨立，意味著你從被供養的人變成了自己養自己的人。離家，意味著你從原生家庭里獨立出來了。結婚生育，意味著你從被照顧的那一代，變成了要照顧下一代的人。

在1960年代的美國，這五件事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成年之后順理成章地發生的。大約65%的男性和77%的女性，在30歲之前就全部完成。這個比例非常高。也就是說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大多數在二十多歲就走完了這條“長大”的流水線。

但到了2000年前后，這個比例斷崖式下跌。30歲前完成全部五項的男性，只剩三分之一。女性稍好一點，還剩一半。而到了2012年，趨勢進一步加快，只有大約五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一的女性，能在30歲前完成“成人五項”。

注意，這雖然說的是美國的數據，但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或許也有參考意義。

換句話說，不是這一代人不想長大，而是這個“成人五項”的實現難度越來越高。

別的不說，單說其中的一項，離家。你看，離家意味著你得有自己的房子吧？可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往往意味著房價上漲，這也就導致，下一代人面臨的住房壓力，要遠高于上一代人。

英國財政研究所的報告里，有這么一組數據。說的是在倫敦，一個年輕人選擇住在父母家里，每月平均能省下的房租大概是1000英鎊。即便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地區，也能省560英鎊。什么概念?對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來說，這可能是收入的一大半。加拿大的情況也差不多，多倫多和溫哥華，是千禧一代與父母同住比例最高的兩個城市，恰好也是房價最貴的兩個城市。

換句話說，住房成本是一個明顯的卡點。而后面的經濟獨立、結婚、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有自己的住處”為前提的。第一步邁不出去，后面的全部推遲。不是這一代人不想往前走，是路上第一級臺階就比上一代高了一倍。

這也是為什么，在這幾年的社會語境里，對“啃老”這兩個字的理解，正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轉變。以前啃老這兩個字，就像是審判式的定性，是不容辯解的沒出息。但現在，這個事至少已經變成可研究、可討論、可解釋的。

人類學家閻云翔老師，提出過一個概念，叫“新家庭主義”。他的完整邏輯是這樣的，在住房、教育、就業成本全面上升的背景下，家庭正在從一個純粹的情感單位，變成一種實質性的經濟基礎設施。說白了，父母的支撐不是退步，它就是這一代人能夠起步的地基。

關于現象，就說到這里。

03 年輕人可能

需要一個“最小獨立單元”

接下來我們回到當事人的視角，面對這種變化，到底應該怎么辦?這里說的“當事人”，既包括正在接受父母支持的年輕人，也包括正在支持子女的父母們。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從相關的研究里，整理出了這么幾個可供參考的行動線索。

第一，把“依靠”變成“借力”。區別在于，有沒有退出計劃。

給你描述兩個人，你感受一下區別。

德彪畢業三年，一直住在家里，父母每月轉給他3000塊補貼生活費。他也沒怎么想過什么時候不需要這筆錢。父母偶爾提一嘴，他就說“等我找到更好的工作吧”。三年過去了，這個“更好的工作”一直沒出現，而3000塊已經變成了家庭開支的默認項。

而玉芬也住在家里，父母也在補貼。但他們三個人坐下來聊過一次。約定是，第一年補貼3000.第二年降到1500.第三年歸零。玉芬知道自己有兩年的窗口期，于是把這段時間用來考了一個證，同時做一份兼職。

兩個人的起點一模一樣，區別只有一個，有沒有一張時間表。

紐約財富管理公司博納財富的創始人，道格拉斯·博內帕斯有個觀點，他說，真正讓兩代人都焦慮的，往往不是“支持”本身，而是支持沒有邊界，沒有期限、沒有目標，雙方都不知道什么時候算完。這才是最讓人焦慮的。

因此他建議：父母在經濟上支持子女，應該是一個計劃，而不是一種常態化的生活方式。

第二，年輕人不需要用上一代的“完全獨立”時間表框定自己，但要有一個“最小獨立單元”。

什么叫“最小獨立單元”?就是在經濟上可以暫時不完全獨立，但至少要有一件事是完全靠自己在推進的。一個正在積累的技能、一份雖然收入不高但屬于自己的工作、一個正在執行的儲蓄計劃。其實，做什么沒有那么重要，關鍵是，在這個過程中始終對某件事保持掌控感。這個掌控感就像一顆積極的情緒種子。

英國NatWest銀行2025年的調查顯示，英國23%的父母經歷過成年孩子搬回來住，他們還給這個現象起了個名字，叫“回旋鏢一代”。但同樣是回家住，有人是一直住下去，也有人會恢復獨立。而最終恢復獨立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在住回家的那段時間里，沒有停止積累。有人在考證，有人在攢錢，有人在做副業。他們回家不是為了躺平，而是為了蓄力。

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和杜克大學2023年的一項研究，追蹤了14675名美國成年人從18歲到43歲的經歷。結果發現，同樣是接受父母支持，結果可以完全不同。有些支持是過渡性的，也有的會變成長期依賴。區別就在于，子女有沒有一個規劃，哪怕這個規劃很粗糙。

克拉克大學心理學教授杰弗里·阿內特，專門研究了18到29歲這個年齡段，他把這段時間叫“成人初顯期”。他認為，這個階段既不是青春期的延長，也不是成年的推遲，而是一個有著自己獨特心理特征的獨立階段。人在這段時間里需要搞清楚自己是誰、想要什么、能做什么。這些問題不是靠“強行獨立”就能回答的，它需要時間和試錯。

借用阿內特的話說，這不是失敗的成年，而是一種新的成年方式。過去，成年是一條直線，畢業、工作、買房、結婚、生子，走完就是終點。而現在，世界更加復雜，挑戰更加多元，成年也就變成了一段有很多彎路、很多折返、很多不確定的旅程。

在100多年前，詩人里爾克曾經收到過一封信，是一個叫卡卜斯的年輕人寫的。卡卜斯說自己馬上就要畢業，踏入社會，但對未來充滿遲疑，不知道該往哪里走。里爾克很認真地寫了回信，并且在之后的幾年里，陸陸續續給卡卜斯寫了很多信。而且最難得的是這些信一點“登味兒”都沒有。里爾克從來不替卡卜斯做任何決定，只是談論詩歌，談論艱難，談論感受。

其中有一封信里，里爾克說了這么一句話，后來廣為流傳。這句話是這么說的。

現在你要經歷充滿難題的生活，也許有一天，不知不覺，你將漸漸活出寫滿答案的人生。

推薦你把這篇文章分享給身邊的年輕人，或者已經為人父母的朋友，這些信息對他們來說，也許會非常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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