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不少人都有過看病難的經歷：排隊幾小時才能看上醫生，稍遠的小病就要跑大半個城。但你能想象，一個 37 萬人口的縣城，竟然只有 10 名醫生嗎？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美國佛羅里達州沃庫拉縣的真實情況。
當地只有 10 名醫生，人均擁有的醫生數量比阿富汗還少。像這樣的醫療短缺地區，美國有 8300 萬人。要是有點頭疼腦熱，他們就得開幾十公里車去看病，體檢、復查更是一拖再拖，好不容易掛上號，醫生可能連你的名字都記不住。
更糟的還在后面：未來 10 年，美國人口將增長 1500 萬到 2000 萬，75 歲以上的醫療剛需人群會增長 54%，同時大批在職醫生即將退休。到 2036 年，美國醫生缺口將達到 8.6 萬名。
很多人以為醫生少是因為醫學院招不起學生，但事實并非如此。醫生依然是最吃香的職業之一，每年醫學院的申請者中，被拒絕的人數和最終錄取的差不多，錄取率僅 2% 到 5%。就算把醫學院數量翻一倍，也不會多出哪怕 1 名能獨立行醫的醫生。
為啥？因為從醫學院畢業只是第一步。想要正式行醫，你還得完成 3 到 9 年的住院醫師培訓，也就是在醫院接受全程監督的工作。現在的問題是，想做住院醫師的人比崗位多得多：去年有 47 萬申請者，僅 37 萬個崗位，近 1000 名學生上完 11 到 17 年的學后，還是沒法拿到行醫資格。
這些學生背負著 20 萬美元以上的助學貸款，還要損失十多年的收入，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機會擦肩而過。但這還不只是個人悲劇，很多符合條件的畢業生被拒之門外，而美國醫生短缺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
這一切要從 1980 年代的一項失敗政策說起。二戰后，美國為了培養足夠的醫生，給醫院補貼住院醫師崗位，很快美國的人均醫生數量躍居世界前列。但到了 1970 年代，有人發現醫院病床越多，患者住院時間越長，也就是所謂的 “羅默法則”。當時的政府擔心醫生過剩，會導致不必要的醫療開支，于是決定限制醫生供給。
從 1980 年到 2005 年，美國故意凍結了醫療人才培養的整個鏈條：新建醫學院基本被禁止，現有醫學院削減招生，新建醫院需要證明足夠的需求才能獲批，1997 年更是停止了對新增住院醫師的補貼。這一政策直接導致之后 25 年，美國醫學院數量和招生人數幾乎沒變化，但同期美國人口增長了 6800 萬，老齡化加劇，人均醫療需求大幅提升。
直到 2005 年，美國醫學協會才意識到問題，開始擴大醫學院招生，但現在 20 年過去了，依然沒追上缺口。更糟的是，補貼是綁定醫院的，而不是醫生本身，導致醫療資源分布不均：2026 年，美國的住院醫師補貼資金和 1996 年幾乎一樣，但美國人口已經多了 7300 萬。
很多大城市如拉斯維加斯、奧斯汀、奧蘭多，人口增長了兩三倍，但住院醫師崗位還是停留在 1997 年的水平，當地醫生短缺問題格外嚴重，尤其是佛羅里達這類陽光地帶，老年人口激增，醫療需求暴增。
那到底該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美國醫學協會的建議是解凍補貼，增加資金，但這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美國在醫療上的投入已經遠超其他國家，近年僅住院醫師補貼就高達 210 億美元，但這些錢并沒有合理分配。
我們可以把補貼向基層醫療傾斜，尤其是農村地區；可以把補貼直接發給醫生，而不是醫院；可以縮短醫學院學制，減少學生的時間和成本；也可以允許合格的護士承擔更多基層醫療工作。這些改動都能有效緩解醫生短缺的問題，但美國的醫療改革已經談了幾十年，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
其實這樣的問題，不只美國有。我們身邊也有不少看病難、看病貴的情況，如何避免走上美國的老路，才是更值得思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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