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在這種反思缺失的時候，人們更能感受到它的重要。眼下，1940年代的大規模慘劇再次進入公眾視野，仿佛時間停滯不前，依然足以引發現實沖突。只是這一次，德國人不再是主角，而只是次要角色。

如今重新困擾后人的那些暴行，大多發生在偏遠村莊，四周是森林，遠離一切援助。兇手包圍村落，把居民集中起來，為防止反抗，還刻意掩飾真實意圖。比如在沃拉-奧斯特羅維茨卡，男性居民被分成小組，以“體檢”為名帶走，隨后被趕進谷倉，遭亂刀砍死。

婦女和兒童則被趕進學校，手榴彈被投了進去。這個村莊有500多人遇害，如今已不復存在。這場慘劇波及整個地區，這些地方如今大多位于烏克蘭西部。在沃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里一直是波蘭人與烏克蘭人混居之地。1943年，一場持續多年的嚴重暴力沖突開始了。

推動傷害的主要力量，是烏克蘭起義軍，簡稱UPA。這是一支作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軍事力量的民兵組織，以爭取國家獨立為目標。在他們設想的族群“純凈”的國家里，同樣把這里當作家園的波蘭人沒有位置。到戰后這場大規模暴力事件結束時，已有60000至90000名波蘭人死亡。

1940年代的許多烏克蘭起義軍指揮官和民兵，都是在德國占領者那里學會了這套暴力手段。他們曾充當輔助警察，在希特勒爪牙對當地猶太人實施大規模殺害的過程中，學會了黨衛軍的做法。基輔郊外的巴比亞爾峽谷就是其中一處慘案現場，黨衛軍部隊在兩天內槍殺了近34000名烏克蘭猶太人。

僅在這一地點，死于德國大屠殺的人數至少就有100000。作家喬納森·利特爾在小說《善良的人》中寫到了這些大規模暴行。這是一本每個德國人都應該讀的書。

但1940年代的圖景里，也包括波蘭人對烏克蘭人的報復。從自衛，到被認為正當的反擊，再到大規模暴力，界限逐漸模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暴行仍在繼續，最終甚至蔓延到波蘭境內。死于波蘭兇手之手的烏克蘭人，估計在15000至30000之間。

但在德國的紀念敘事中，這一點并不居于中心位置。這并無不妥。德國自身的罪行太過深重，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劃分也太過清楚。面對這一切，唯一的方式就是直面本民族的罪責，查明原因，牢記人性敗壞的機制，并盡力防止類似事情再次發生。

但現實也可能走向另一條路。說到這里，就到了當下，更準確地說，是到了格但斯克。昨天，來自50多個國家的代表齊聚這座波羅的海港口城市，討論烏克蘭重建事宜。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出席，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也到場。真正的主角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卻沒有現身。烏克蘭總統只派出了總理與會。

他還送來了一樣東西：3年前獲授的波蘭最高榮譽勛章。是寄回來的。因為波蘭總統卡羅爾·納夫羅茨基已經取消了澤連斯基的這一榮譽。原因就在于歷史。那支在1940年代于沃倫制造大規模暴力事件的烏克蘭起義軍，最近被用作一支烏克蘭軍隊的命名來源。

澤連斯基授予當代士兵“烏克蘭起義軍英雄”的稱號。在波蘭，這樣的做法引發震驚，這并不難理解。而在烏克蘭，波蘭方面的憤怒又激起了反感。因為不僅基輔的政治高層，烏克蘭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也只愿意看到烏克蘭起義軍為國家獨立而戰的英雄一面，卻把針對數萬波蘭人的暴行視為被夸大，或者不愿承認。

于是沖突爆發了。這正是把歷史鎖進抽屜、而不是認真清理其遺產的后果。這并不明智。歷史不會自行消失。而在波蘭，右翼民粹主義總統納夫羅茨基則把這段歷史打造成黨派斗爭的武器。面對大量烏克蘭難民，波蘭社會本就情緒復雜。波蘭農民認為烏克蘭出口威脅到自身利益，因此抗議不斷。

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憤怒情緒，讓與納夫羅茨基關系密切的右翼法律與公正黨從中受益。這樣的議題，確實可以被用來獲取政治利益。但這并不是對死者應有的尊重。

對歷史的反思，不只是一個拗口的詞，也是一項艱難的工作。有時它令人厭煩，而且總是讓人不舒服。把歷史宣布為已經結束，顯然要輕松得多。但烏克蘭與波蘭之間的爭執表明，這條路走不通。過去既不能被忽視，也不能被粉飾，就像基輔正在嘗試做的那樣。否則，舊日的罪責就會變成新的爭端。

同樣，歷史也不能被當作采石場，任人從中挑揀材料，用來煽動怨恨并從中獲利，就像波蘭總統納夫羅茨基正在做的那樣。至于德國那些鼓吹“記憶政治轉向”的人，比如德國選擇黨人物比約恩·赫克；或者把歷史黑暗面輕描淡寫為“一粒鳥糞”的德國選擇黨元老亞歷山大·高蘭，不再展開。

更值得討論的是，所謂對過去的反思，到底意味著什么，它究竟要求人們做什么。這意味著，要正視祖輩中的加害者，承認本民族的罪責，并與受害者建立溝通的橋梁。

它也意味著，在有必要的時候，直面自身作為受害者的一面，最終面對加害者時，不是以遺忘，而是以和解相對。只有這樣，過去的傷口才可能慢慢愈合。除此之外，其他道路都難以成功。靠說教和否認，昨天永遠不可能獲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