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富與窮

顯著的不平等是塞達卡雙耕之前經濟生活的整體特征。至今不平等仍然存在。在衣著、住房、食物、家具、廚房裝置或者農耕器具、收音機以及現在幾個家庭的電視機這些隨意可見的證據中，不平等是明顯的。經過更仔細的考察，這些顯見的不平等是由土地所有權、耕種面積以及相應的收入這些方面的分配上同樣顯著的不平等產生和維持的。

塞達卡的收入分配在1978年至1979年間呈現高度不平等。雖然缺少1967年的數據作參照，但是，從我們確知的土地面積和耕種面積的分配情況來看，1967年至少也出現了相似的不平等。表4.1反映了現在的情況。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村莊中每個家庭的純收入、擁有的和耕種的土地面積，還有一家之主的主要職業。表中各家庭按照他們的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對于這些將在文中反復出現的家庭，如果讀者想了解它們的收入、土地使用狀況、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政黨歸屬等方面的情況，這一列表將非常有幫助。

表4.1 村莊中各家庭的數據——各家庭按戶主姓名區分并按照年人均純收入由低到高排列

a 不可避免地，家庭純收入的數據所傳達的某種程度的精確性是不能保證的。土地的收成——作為大多數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有一定的精確性。但是，雖然由雇傭勞動和家庭副業所獲得的收入都經過了復查核對，這些數據仍然缺乏一定的準確性。因此，這里的家庭純收入只是一個近似值，這些數據在上下200馬元到300馬元的幅度之間是準確的。因此，完全而準確的數據可能會略微改變排列順序。

b 在少數案例中（5個家庭），家庭擁有小塊的果園和橡膠園。雖然這種狀況在表中并沒有列出來，但是這些內容在收入一欄中已經做了統計。

c 在其中的3個案例中，政治派別被計為“中立”的，是說這些家庭或者是中立派或者是騎墻派，或者如在其中的一個案例中，夫妻雙方屬于不同的派別。一般地說，所有的村民都清楚各家的政治歸屬，而且大家獨立作出的評價是相互一致的。

按照政府的標準程序來計算人均收入，即小孩和大人一樣計算人頭，有40戶人家，也就是說村中54%的家庭，人均收入在官方所定的貧困線以下（572馬元/年）。如果采取一種較為寬松的算法（表4.1中使用的就是這種算法），即一個六歲以下的孩子按1/3個成人，六歲到十二歲的孩子按2/3個成人算，那么有22戶人家，或者說村中30%的家庭，人均收入在貧困線以下。正是在這22戶人家和另外8到10戶收入水平貼近貧困線的家庭中，食物和日常必需品都非常緊缺。成年勞動力的一次疾病，一次產量不佳，一次收成減少，一次租金上漲，以及一次租佃取消，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很容易使這些家庭陷入絕境。這些家庭的收入與村中最富有的22個家庭形成鮮明對比：最貧困的22個家庭每年的純收入平均是2291馬元，而最富有的22個家庭，每年的純收入平均是6044馬元。如果考慮家庭人均年收入，這種懸殊更加明顯：最富有的22個家庭人均年收入（1867馬元）是貧困家庭人均年收入（475馬元）的四倍。

就像通常所預期的那樣，收入差別也反映在他們對生產資料核心要素——土地——的牢固掌握上。塞達卡最貧困的22戶人家一共只擁有22.5里郎的土地，平均下來每戶僅有1里郎（1里郎＝0.71英畝）。切記：以稻田耕種作為收入唯一來源的話，貧困線的標準是擁有4里郎土地。這些最貧困家庭所擁有的土地數只有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土地數的1/4。另一方面，對于最富有的22戶家庭來說，他們總共擁有超過142里郎的土地，平均每戶擁有將近6.5里郎的土地。把租入土地加上后的耕種面積在村莊等級制的兩級的差別實際上已經不那么大了。因為對于許多有地的富有家庭來說，他們沒有必要去租入額外的土地。但是，對于最貧困的22戶人家來說，他們租入的少量土地只能使他們的平均耕種面積達到不到2里郎（1.89里郎），而最富有的人家平均的耕種面積為7.25里郎。換言之，村中相對富裕的人家事實上租入的額外稻田幾乎與貧困家庭租入的一樣多，雖然富裕家庭遠不那么需要這些土地。

實際上，如果我們從稍微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關于土地所有權的數字揭示了更為明顯的不平等。如果我們忽視表4.1中的收入數據而僅僅統計那些村中沒有土地的家庭，那么，有30戶（41%）將要被劃在這個類別中。 也就是說，近半數的村民對稻米生產中的主要生產資料缺乏法律認可的支配權。塞達卡村中一半的家庭（37戶）幾乎不擁有多少土地，如果統計他們的情況，我們會發現，他們一共只占有7里郎的土地。塞達卡的土地總面積是235.5里郎，所以，村中這一半的家庭只擁有全村土地面積的不到3%。而同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村中10個最大的地主雖然只占村莊戶數的14%，但他們占有133.75里郎的土地，也就是47%的村莊土地。

我們可以將1979年村莊土地所有權形式與1967年的情況進行比較，并以此評估雙耕和新技術的影響。在過去13年時間里，土地所有權的形式未發生本質上的變化，換言之，土地所有權的分配依舊像以前那樣是極端不平等的。一旦我們考慮村莊人口的增加（從56戶到74戶），即使是缺少土地的那些家庭所擁有土地的比例有少量增長的說法也是有誤導性的。到1979年，村莊中少地的那一半家庭的數量比1967年增加了9戶，他們擁有的村莊土地一共只有微不足道的3%。同1967年的情況（27戶）比起來，塞達卡村中沒有土地的家庭現在已經增加到了30戶，雖然他們占村莊總戶數的比例有一定下降。

在單一作物經濟中，土地所有權和收入之間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最富有的22戶人家中，只有4戶人家沒有土地。而這4戶人家的例外之處是他們是小家庭的多樣組合，他們有外出務工的薪水收入，最重要的是，這4戶人家平均每戶能夠租種8里郎多的土地。相反地，村莊中低收入的那一半家庭幾乎是沒有土地的。大約有60%的貧困村民一點土地都沒有，只有3個家庭擁有2里郎多的土地。

村莊土地所有權的分配在近期內不大可能發生顯著變化。土地收成的穩定和增加，還有馬來人不愿失去土地的傳統，都戲劇性地減緩了因債務而導致的土地集中進程。哈吉·卡迪爾（#74）是現在村中擁有土地最多的地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30年間，他分8次從負債的小土地所有者那里一共購得了25里郎的土地。雖然哈吉·卡迪爾對土地的貪欲依然像以前一樣強烈，但是自從實行雙耕以來，他名下的土地并沒有實現增長。一方面，盡管哈吉·卡迪爾可能覬覦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但是，這些小土地所有者卻不愿意陷入賣地的絕境；另一方面，現在市場上土地租佃的價格一直在上漲，一個生計艱難的小土地所有者能夠比較容易地通過把土地出租幾個季節來償還債務，而這種做法不會讓他失去土地所有權。

同理，土地價格的明顯上漲也降低了除富戶以外的其他人向上流動的可能性。當然，即使是在雙耕以前，通過土地買賣實現向上流動的情況也并不普遍，只有5位現在擁有3到7里郎土地的村民，其土地至少有一部分是在當時購買的。而1970年以來，塞達卡村里的小土地所有者中沒有一個人增加了自己所擁有的土地。如果說這類家庭被有效地限制了進行土地購買，那么，那些擁有土地不足3里郎的家庭，也就是說塞達卡的絕大多數的家庭，甚至沒有考慮過這種可能性。

自實行雙耕以來，只有9位村民參與過土地買賣。這些土地交易的形式不僅說明土地集中的進程有所減緩，同時也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雖然土地集中的速度放慢了，但它仍朝著原來的方向進行。土地的購買者無一不是富裕戶，而賣者主要都是貧困戶。1970年以來，塞達卡村有4位村民購置了總共19.25里郎的土地，其中不少土地都在村莊之外。達烏德是村長哈吉·加法爾（#70）的兒子，在他父親的幫助下，達烏德已經購得了8里郎的土地，其中包括從一個本村人手中購得的3里郎土地。諾爾（#68）也在父親（一個擁有50多里郎土地的非塞達卡村民）的資助下購得了8.25里郎的土地，這些土地離村莊都有一定距離。阿明（#73）用自己的積蓄從鄰村一位富有的、擁有很多土地的哈吉那里購得了塞達卡村中2.5里郎的土地。總的來說，這三個家庭向我們展現了村中哪個階級的人有能力增加自己的土地所有，他們是塞達卡村最富有的6戶中的3戶。唯一的例外法齊勒（#42）的情況也證實了這一法則。法齊勒從另一個村民手中購得了2.5里郎的土地。盡管他不是村中最富有的10位村民之一，但他確實擁有8里郎的土地，而且，他當前收入不多是因為他不得不出租他的許多土地，以便籌集資金來購買這2.5里郎的土地。

有5位村民賣出了自己的土地，其中最大的兩宗交易分別賣出了10里郎和5里郎的土地。這些村民被納入政府的移民規劃中，所以需要處理自己在地方上的財產。 除了其中的2.5里郎，這些土地都以高價賣給了富有的非塞達卡村民。第三宗3里郎的土地交易表明，在某些情形下貧困的家庭依然需要賣出他們的土地。“瘦骨嶙峋的”瑪的妻子（#6）和她至少8位兄弟姐妹共同繼承了3里郎的土地。他們在土地分割上難以達成共識，一年以后，他們決定把土地賣掉，然后平分賣地所得。這塊土地賣給了哈吉·加法爾的兒子達烏德，也就是說從村中最貧困的一個家庭流通到了最富有的一個家庭。剩下兩宗土地交易中，賣地的是兩位守寡的窮姐妹，哈斯納（#15）和沙勒瑪（#20）分別把自己0.5里郎的土地賣給了她們住在鄰村的、景況較好的兄弟。這兩宗土地交易都是在相當特殊的情形下進行的；通常來說，這兩姐妹中沒有一個會考慮把土地賣掉。 在這5宗交易中，土地無一不是落入了小康人家或富人手里。其中兩位賣地者景況良好，賣地可以合理地視為他們的投資決策；而對于其他的賣地者來說，土地出賣使他們朝著“無地”更進了一步。

租佃偶爾也會緩解土地所有權中的不平等。如果那些擁有大宗土地的地主能夠把他們的土地出租給較為貧困的農民耕種，那么，土地在耕種中的實際分配可能比所有權統計數字更為平等一些。在塞達卡，雖然土地在耕種中的實際分配比所有權的分配更為平等，但是它依然是高度不平衡的。比如，10個最大的農戶，雖然他們只占村莊家庭總戶數的14%，但是，他們耕種著115.5里郎的土地，也就是村莊36%的耕種面積。這10個農戶平均耕種11.6里郎（8.2英畝）的土地。而與之對照的是，村莊只耕種小塊土地的那一半家庭（37戶），耕種著58.75里郎的土地，也就是村莊18%的耕種面積。 [169]每個家庭平均的耕種面積只有1.6里郎，剛好1英畝多。這里的情況是穆達地區總體情況的復制：村中許多從事農業耕作的人口無法獲得必要的生產資料，因而他們不能獲得可靠的生活保障。雖然這些人耕種的小塊土地可以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提供每日的糧食，但是，如果沒有在稻田或其他地方出賣勞力獲得的現金工資，這些人是難以為生的。

就像土地所有權的數據一樣，我們可以利用掘井健三早期收集的數據，對比1979年和1967年的土地耕種面積的分配狀況（表4.3）。相對穩定的百分比分配掩蓋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塞達卡的一些小農戶幾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土地。他們所耕種土地的份額已經從多于1/4下降到了不足1/5；他們耕種的總畝數已經下降了大約1/3。伴隨著村莊人口的增長，對于這一部分處于困境的村民來說，他們耕種的平均面積已經從雙耕以前的3里郎下降到1979年的1.6里郎。這個變化已經足以抵消雙耕帶來的額外收入。 從數字上來看，耕種大片土地的村民同樣也失去了相當一部分的土地，特別是就平均耕種面積而言。然而，這些減少的耕種面積中，很大一部分都可以追溯到農夫卡米勒（#55）。卡米勒在1967年租到了38里郎的巨額面積土地，而這些土地的大部分已經被那位外村地主收回，并分配給了自己的后人。

表4.3 塞達卡村土地耕種面積的分配，1967—1979年

威脅到貧困村民生存的基礎性結構變遷有重要而復雜的原因，這值得在后面進一步展開分析。其中的一些原因，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有所提及。人口學意義上的變化無疑是要考慮的。其次，許多相當貧困的家庭遷入了塞達卡村，他們沒有土地可耕種，者更為普遍的是，只能耕種1里郎或2里郎的土地。另一種情況或財產繼承。經過財產繼承，原來父母耕種的整塊土地被分成若干塊，傳給已婚的子女。最后，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地主——特別是在外地主（outside landlord）——解雇了佃戶，自己耕種土地或者簽訂長期契約將大塊的土地整租。塞達卡村村民耕種的土地總面積從1967年到1979年的下降，已經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