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中斷，塑造了我們偉大的民族，這個民族還會偉大下去的?！敝腥A文明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蘊，是我們與古為新的底氣。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九曲黃河萬里奔流，以百折不撓的磅礴氣勢，給神州大地留下了波瀾壯闊的宏大景觀和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孕育出最早的“中國”。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焙釉丛谀睦?？中華民族有著深沉的人文情懷和本源觀照，中國歷史上不論哪個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探尋黃河源頭為盛舉、為要事，這是大一統理念的直接體現，是各民族高度認同中華文化、主動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動反映。

漢代：中原與西域交往頻繁，于闐南山被認為是河源

在中華先民的地理觀念中，《尚書·禹貢》時代已知黃河發源于西部，并認為“河出昆侖”，以昆侖山作為黃河發源地，但具體何在，并無定論。秦漢時期，大一統王朝建立，中國疆域在更大范圍內整合，眾多族群遷徙交融、中原和邊疆人口大規模流動，族群大融合在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了新的層次，形成了古代統一多民族國家。

漢武帝時期，中原王朝多次擊敗匈奴進犯，將西域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之下。在漢朝的著力經營下，中原與西域之間的聯系交流日漸增多，了解信任不斷增強。絲綢之路進一步暢通，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中原與西域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往來日益繁榮。時人的地理視野大幅擴大，河源、昆侖的地理脈絡逐漸清晰。

西漢建元、元狩年間，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他在西域十余年間，通過與當地各民族的交流，了解到西域人文地理、自然風物等情況，回朝上奏說：“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今羅布泊）。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時人對黃河源頭的認識，如《漢書·西域傳》所說，“蔥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余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漢武帝也因此認為于闐南山（今新疆和田以南昆侖山脈段）是黃河源頭、昆侖所在。

雖然這一觀點于現代地理學而言并不準確，但形成了黃河“重源伏流”說，成為古代中國關于河源的主流認識。這是中原與西域密切交流的生動體現，將西域大山大水納入了國家重要山川河岳體系之中、將西域納入大一統國家建構和中華文化體系之中，是各民族共同開發祖國疆域、政治與文化認同增強的結果和見證。

唐代：唐蕃“和同為一家”，黃河源頭被認為在青海境內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無法組織有效的河源探查，但各族士人仍通過文獻輯校等方式研究河源。例如，北魏酈道元寫就地理學巨著《水經注》，他查閱海量文獻，梳理于闐南山與蔥嶺、塔里木河、黃河的水系關聯，認為“河源潛發其嶺（蔥嶺），分為二水”，“又東與于闐河合”。

隋唐時期重建“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萬國衣冠會長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迎來了又一個黃金時期。四方部族“獻琛奉贄，重譯來王”，共沐唐風、主動融入，成為他們的共同追求。

隋朝國祚雖短，但加強了與西部邊疆各民族的聯系。隋煬帝親巡河西走廊，駐蹕燕支山，焉耆、龜茲、于闐等二十七個邦國的君長及使臣前來謁見。在這種交往互動中，時人對黃河源頭的認識更加明確。隋大業五年（609年），設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位于今青海以及新疆塔里木盆地東南緣地區）?！端鍟酚涊d，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今青海興海縣東南），有曼頭城、積石山，河所出”。河源郡位于積石山以西，已經非常接近地理意義上的黃河源頭。

唐代，大將李道宗率軍到星宿川（青海星宿海）、柏海（青海鄂陵湖、扎陵湖），專門駐師“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貞觀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時，李道宗持節護送，松贊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于河源”。唐穆宗長慶年間，唐蕃結成“和同為一家”的甥舅關系，成為各民族血脈相融、匯聚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生動寫照。當時，劉元鼎作為會盟使前往吐蕃，他到達黃河上源，并通過與吐蕃民眾的交流，認為青藏高原上的“紫山”就是黃河源出之山。《新唐書》寫道：“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這段記載體現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原士人對河源位置的認識進入新階段。

元代：“四?；煲弧?，共同認為黃河發源于星宿海

兩宋時期，因為中原王朝疆域范圍的局限性，時人對黃河源頭位置的認識比較模糊。到元代“四?；煲弧?，中央政府正式對西藏行使全面有效的管轄，并實現了對新疆、青海等地的有效治理，各民族“蜂屯蟻聚，俯伏內向，何可勝數”（元代《經世大典》）。在“四夷賓服”的基礎上，元朝廣修急遞鋪、驛站、遞運站、客館等，沿昆侖山系的道路交通不斷暢通，大一統國家的發展為探尋河源提供了條件和保障。

元世祖忽必烈認為，漢唐黃河源頭之說都不準確，“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探尋河源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承續正統并超越漢唐，彰顯空前的版圖規模與統一功業。他想在河源建一座城市進行互市，利用黃河進行航運，遂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西行探尋河源。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境內拍攝的星星海（無人機照片）。新華網發（宋忠勇攝）

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都實一行抵達河州（今甘肅臨夏），此后一路溯源到星宿海，詳細考察并確切記錄了黃河上游的地理、水文、民風、地方管理機構等情況，還繪出黃河源圖。延祐二年（1315年），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那里得知都實探求河源的經過，撰成《河源志》?！对贰犯鶕逗釉粗尽酚涊d寫道：“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淖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而同時期的藏文文獻中，也有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的記載。

都實對河源的探尋結果基本符合當代地理學結論，對后世影響非常大，明代很多地圖都將星宿海繪制為黃河源頭，《大明一統志》《河防一覽》等文獻對河源方位的記載和描述也與此類似。

清代：各民族士人進行大規模地理勘測，準確認定黃河源頭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大一統王朝，清朝不僅加強對蒙古高原、青藏高原、新疆等地的治理，底定了現代中國的疆域版圖，還深入整合多元文化，強調“天下一家”“滿漢一體”，強化政治認同。清朝對黃河源頭的重視，既出于治河、平叛等需要，更體現了對天命、正統的宣示。

康熙帝很早就表現出對河源的興趣?？滴跏辏?673年），他命詞臣作《河源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在平定準噶爾叛亂班師途中，在河溯臨河賦詩云：“期令歸化意，來者如河源。”可見，探明河源被視為建構大一統的象征?？滴跛氖辏?704年），康熙帝派拉錫、舒蘭等人探尋河源。歷時半年，他們不僅找到了元代勘定的河源星宿海，還勘明了河源主要有三條支流（扎曲、約古宗列曲、卡日曲），將河源地區的水系和山脈分布情況繪制為《星宿海河源圖》，這已非常接近當代地理學結論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為平息黃河下游水患，乾隆帝派阿彌達西行“窮河源，祭河神”，并測繪青海、西藏地圖。阿彌達等人到達星宿海，又向西行三百里，對黃河源三條主要支流進行了實地勘查，認定位于星宿海西南的卡日曲為黃河上源。乾隆帝指示著名學者紀昀等人編寫《河源記略》，確定河源所在，編制《黃河源圖》等，強調“疆理西極，殊域一家”，河源“一山一水，悉入圖志”。

如以民族論，拉錫、舒蘭、阿彌達、紀昀等人分別來自蒙古、滿、漢等民族，但“河源昆侖”“山河一體”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情結，溯源浚流、不忘根本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稟賦，他們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共同完成了對母親河源頭的探求。

對黃河源頭的認知與探索，是在各民族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下逐漸清晰的。綜觀歷史，各民族對河源的探尋代代不息，這是中華民族對黃河深沉情結的真實流露，更關乎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國家疆域的認知。各民族攜手勘定河源，為此付出諸多努力，最終明確黃河源頭所在，反映了中華民族同源共祖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是各民族“五個共同”的生動體現。

從認同“黃河為母親河”、執著探尋河源，到推崇“河源昆侖”“上承天命”、接續中華正統，充分彰顯出歷代各民族高度認同、主動共建中華文化的自覺擔當。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無論王朝由哪個民族建立，對“天下一家”“大一統”等共同價值的堅守，對中華典章制度和人文精神的繼承，都推動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發展，讓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在兼收并蓄中綿延壯大。

【作者系國家民委青年干部。本文系2026年度青海省昆侖文化專題研究項目“共同體視域下昆侖文化的基本內涵、傳承譜系與價值轉化研究”（項目號26QHKLYB012）階段性成果。】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牛銳　海寧

制作 | 石建杭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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