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很難整體改變，因為“和平協議”太穩固，但如果我們不開始松動它，學生就會繼續在一個越來越過期的制度里，認真準備一個越來越不確定的未來。

趙勇美國堪薩斯大學教育學院基金會杰出教授、美國教育科學院院士

幾乎所有人都說學校應該改變。

學生嫌無聊，家長嫌焦慮，教師嫌負擔重，校長嫌制度緊，企業嫌畢業生能力不夠，政府說教育要面向未來，學者說“學校語法”已經過時……現在AI來了，改變的理由更多了。

可是學校就是不怎么變。

這不是因為沒有新口號。在我看來，教育最不缺的就是口號，什么創新教育、核心素養，什么項目學習、個性化學習，還有什么AI賦能、未來學校……諸如此類的，詞語換了一輪又一輪，教室里還是學生坐著，老師講著，課表排著，作業交著，考試等著。

學校領導也不缺想法。他們可以頭頭是道地談什么是未來學校，可以設計所謂的課程框架，也可以寫出優秀的方案，還會把墻上的標語換得很現代。可問題是，很多創新僅僅停留在講話、文件、PPT和公開課里，一但到日常運行，改革就變形了。

學校不是在空地上跳舞，而是在孩子的考試、升學，家長的期待，教師的負擔和制度的慣性中跳舞。說得直白一點，是帶著鐐銬跳舞。

普魯士模式以來，現代學校的基本形態已經存在很久：按年齡分班，按學科上課，按時間切割課堂，按標準評價學生，按成績分配機會。如果從1717年普魯士義務教育令算起，這套國家主導的學校模式已經存在300多年了；如果從1763年《普通學校規程》算起，也已經260多年。存在這么久，說明它曾經有效；但存在得久，并不說明它適合現在這個AI時代。

學校為什么這么難變？

一個重要原因是，學校不像單純的教育機構，更像一份復雜的“和平協議”。這份協議沒有正式寫下來，卻非常有效。政府需要可管理、可比較、可問責；大學和企業需要成績和文憑來篩選學生；家長需要一條看起來可靠的上升通道；學校需要秩序和可展示的成績；教師需要可執行的課程和可控制的課堂；學生雖然常常抱怨，但也知道學校帶給他們的分數至少提供了一套清楚的游戲規則。

沒有人完全滿意，但每個人都有理由不把桌子掀翻。

這就是“和平協議”的力量。它不要求人們熱愛現有的制度，只要求大家相信“改變”這件事可能更危險；家長不一定喜歡刷題，但更怕孩子少刷題后吃虧；教師不一定喜歡應試，但更怕項目化學習影響課堂進度；校長可能希望創新，但更怕由此可能導致的升學率下降；系統也許知道舊模式已經過時，但仍然需要可以統計、比較和管理的方式。

于是，大家一邊批評學校，一邊維護學校。

任何真正的改變都會碰到這份協議。減少考試，家長會問升學怎么辦；做真實項目，學校會問進度怎么辦；給學生更多選擇，系統會問質量如何保證；評價多元，大學會問自己怎么錄取學生；學習個性化，社會會問“公平”怎么維持。

這些問題不是壞問題，它們都很真實。正因為真實，所以改變是困難的。

更深層次的困難在于：我們需要的變革似乎是為了未來，但學校每天面對的是現在。是的，AI會改變職業，標準化能力正在貶值，學生需要的是發現問題，判斷、創造價值和人的相互依存的能力。但這些聽起來像明天、后天，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學校今天要面對的是學生的情緒、家長的電話、下周的考試、這個學期的排名、今年的升學率、教師的工作量……

未來很重要，但當下的現實天天“催債”。

所以，很多學校寧愿繼續做確定的“小錯”，也不愿嘗試不確定的“大對”。刷題的結果下個月考試就能看見，發展興趣可能幾年后才顯現；專注分數可以馬上提高排名，培養學生判斷力和問題發現能力卻很難立刻證明。

AI的出現讓這種矛盾更尖銳了。它證明舊學校必須改變，因為答案不再稀缺，標準化任務正在快速貶值；但它也可以被舊系統吸收，用來更精準地管理學生、更高效地刷題、更快批改、更細補差。AI既可能打破“和平協議”，也可能幫助它延壽。

所以，學校改變的第一步也許不是宣布全面改革，而是承認這份“和平協議”的存在。阻礙改變的不只是觀念落后，也不是某一類人不愿意改革，而是一個復雜系統中每個人都在保護自己的合理擔憂。

看見這一點，改變才不會停留在責備。

下一步，要尋找可以先動起來的空間，比如一群愿意嘗試的教師，一些愿意支持的家長，一部分準備好的學生，一個真實問題，一個小項目……做出一個不立即威脅整套制度的實驗。

學校很難整體改變，因為“和平協議”太穩固，但如果我們不開始松動它，學生就會繼續在一個越來越過期的制度里，認真準備一個越來越不確定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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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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