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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劉曉林
截至2025年底,國內新能源汽車保有量達?4397萬輛?,智能輔助駕駛系統已成為新能源汽車標配,但一場長期無解的矛盾也在不斷發酵:當搭載高階智駕的車輛發生碰撞事故,車主、整車廠商與保險機構三方往往會陷入各執一詞的舉證僵局。車企堅稱駕駛員未接管車輛,車主控訴智能系統預警缺位,保險公司以責任無法厘清為由壓低賠付,甚至擱置理賠,法庭之上,始終缺少一份完整、中立、無可辯駁的數據憑證。
真相無法到達的背后,是數據無法真正發揮作用的癥結。目前,一輛新能源汽車的智駕運行日志、動力電池充放電曲線、充電樁實時工況、整車年檢維保記錄分屬不同主體獨立存儲,各類數據庫無法互通,行業至今無法生成單臺車輛完整的全周期數字畫像。由于缺少統一客觀的數據標尺,事故定責、電池安全篩查、二手車殘值評估也停留在了經驗主義和單向數據解讀的模糊地帶。
2026 年6月,國資委一紙通知,將中國中檢(中國汽研)、中國長安汽車、國家電網、中國電信四家原本各行其道的央企聚在一起,開始搭建面向汽車售后全鏈條“可信數據空間”,試點期為一年。這套“數據不出域、可用不可見” 的全新數據協作體系,允許多方聯合運算,卻無需企業交換原始底層數據。通過隱私計算、分級權限、全流程存證的安全方式,有望徹底打破長期籠罩在新能源賽道的數據黑箱困境。
據行業機構解讀,該數據空間聚焦于解決兩大場景矛盾:一是高階智駕權責判定難題;二是動力電池的安全管控和健康度評判。對于新能源汽車成為“數字基建”的首個產業落地場景,汽車業和保險業從業人士都表示歡迎,但對能否實現真正的核心數據打通,以及數據規模的擴大路徑,仍持觀望態度。
“數字基建”落地汽車賽道
這一項目的全稱是“國資央企可信數據空間試點+汽車后市場數智賦能場景建設”,作為2024年啟動的《可信數據空間發展行動計劃(2024—2028 年)》(簡稱《行動計劃》)的首個行業落地項目,“汽車業可信數據空間”有著極強的樣板意義。
按照《行動計劃》的定義,“可信數據空間”是一套新型的“數字基建”,是數據要素價值共創的應用生態,也是全國一體化數據要素市場不可或缺的支撐載體,有著“依托多方統一共識規則、串聯多元市場主體、實現數據協同增值”的特點。
在此輪試點落地前,國資委已分批推進央企通用“可信數據空間“布局,但多為單一企業自建數據湖、數據中臺,跨集團、跨產業鏈的數據聯動長期處于空白狀態。
《行動計劃》跨時四年,目前已時間過半,急需一片真實的產業土壤來落地,而新能源汽車成了這場國家級實驗最合適、最具示范價值的驗證平臺。電動化和智能化的快速應用,讓新能源汽車融合了多重業態,其中的數據矛盾暴露也最為集中。一旦在汽車領域跑通一套標準化的數據運營機制,能源、高端裝備、醫藥等實體產業均可直接加以復刻。
參與此次試點的四家央企分別匹配四個核心環節——整車、充電、網絡、算力,能夠形成新能源汽車數據鏈的閉環。四大央企各司其職,其中,中國中檢委托子公司中汽研承擔項目落地工作,作為機動車檢測國家隊,中汽研手握車輛全部標準化檔案,承擔行業數據校準和運算模型校驗的職能,是整個體系中的專業標尺。
中國長安汽車作為整車央企代表,掌握所有與車輛相關的核心原生數據,提供車輛行駛過程中全部底層行為記錄。國家電網掌控全國充電樁網絡運行體系,有行業測算數據顯示,超六成動力電池健康判斷的關鍵數據誕生于充電環節,這些數據也是預判電池熱失控風險的核心依據。中國電信則承擔最關鍵的底層技術搭建工作,提供網絡、算力、隱私計算集群、加密傳輸通道、可信隔離運行環境、全流程操作存證能力,搭建安全隔離的全套運算底座。
這套數據體系一旦成功跑通,將徹底顛覆過往的數據流轉模式。目前采取的傳統數據共享、交易模式需要復制原始信息并對外輸送,極易引發用戶隱私泄露、企業核心商業信息外流等合規風險。而“可信數據空間”的運行準則是:所有原始業務數據永久留存于各家企業內網,不會發生物理遷出。
直指兩大痛點
此次試點目的明確,就是解鎖當下汽車業的兩大痛點。首先是智能輔助駕駛車輛出現事故后取證難的問題。最近幾年,國內L2及以上輔助駕駛事故持續增加,傷亡損失巨大。但由于車載運行日志由車企單方面保管,車主、第三方鑒定機構難以調取完整時序信息,司法裁決缺少中立數據證據鏈,各類糾紛層出不窮。
依托“可信數據空間”的運行機制,事故發生后,系統可聯動調取事發前一定時間段的多維度信息,包括車輛智駕系統工作狀態、駕駛員接管操作記錄,事發前后充電電池工況,以及車輛過往事故與維保檔案等,這些數據經過多方加密融合后,自動生成具備司法采信效力的責任判定文件。車主將不再面臨舉證無門的困境,車企不必承擔非自身系統故障帶來的索賠,保險機構也能依據數據合理劃分賠付比例。
另一項行業焦慮來自動力電池安全管控。電池熱失控事故并非毫無預兆,電壓異動、溫度異常、充電曲線畸變都會提前釋放風險信號,但預警數據分屬車企、電網、檢測機構,單一主體無法掌握完整信息,這導致大量存在隱患的車輛持續上路行駛。
“可信數據空間”下的多方聯合建模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存在熱失控風險的車輛將被提前篩查到,從源頭降低電動車自燃事故發生概率。
據悉,這套體系的需求方主要為保險公司、二手車交易機構、汽車維修和電池回收企業、汽車金融機構等汽車后市場運營主體,以及市場監管、應急和行業主管部門。
“UBI?(基于使用量的保險)?我們一直在研究,但沒有長期可靠數據來源”,某大型保險公司北京區的業務負責人表示,保險公司沒有這些數據,基本都在主機廠。而如果“可信數據空間”能夠打造出相關數據服務產品,將能夠實現一車一價的“動態差異化車險”,讓保費定價完全匹配真實行車風險。
根據協作模式,在具體操作上,當保險公司、監管部門等外部主體提交數據核驗需求后,電信算力平臺統一下發標準化計算指令,四家央企分別在自有服務器完成數據清洗、特征提取與分片運算,僅傳輸加密后的中間運算碎片;碎片在密態環境完成整合推演,最終僅向需求主體輸出脫敏風險評分、標準化鑒定報告、行業評估模型,全程不泄露任何原始明細,在合規框架下釋放數據使用價值。
行業觀點認為,這一類似于“共享公證處“的數據體系一旦在汽車業落地,將對汽車后市場,尤其是保險定價、二手車估值以及事故認定帶來質的改變。按《行動計劃》的思路設置,這些數據還將進入交易市場,具備更多潛在的商業價值。
為何是中國長安汽車
國內共有三家汽車央企:一汽集團、東風汽車和中國長安汽車。值得注意的是,2025 年12月,國資委印發央企“可信數據空間”總試點通知,并在同期的數智科技生態大會上公布了首批14家牽頭央企名單,其中入選的整車企業是東風汽車而非中國長安汽車。
中國長安汽車之所以成為汽車業試點的首選企業,因具備了兩個重要的條件。首先,從行政對接效率來看,中國長安汽車在2025年7月底從兵裝集團分立,升格為國資委直管一級央企,決策和跨央企溝通鏈條更為精簡高效,比一汽集團、東風汽車兩家大型綜合產業集團更適配一年期快速試點驗證的節奏。
其次,2025年12月,工信部正式發放國內首批L3級自動駕駛產品準入,長安深藍SL03成為入圍的兩款車型之一。該資質為中國長安汽車入選“可信數據空間”試點企業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L3車型強制配套的全域時序行車記錄儀,為試點 “智能駕駛事故責任判定”場景提供了稀缺的規模化真實高階智駕數據樣本;另一方面,L3 上路后立刻凸顯“數據孤島”矛盾:車載原始日志僅車企單方持有,保險、監管、車主無法調取完整證據,極易產生理賠“羅生門”。
從車型來看,中國長安汽車聚焦10萬至40萬元自主新能源車型,試點形成的 UBI 車險、二手車估值模型具備推廣價值。此外,中國長安汽車與中國中檢、國家電網、中國電信三方有著長期合作,四方數據接口、加密傳輸方案有成熟落地案例。加上過往軍工體系內長期嚴苛的數據安全管控標準,也使得中國長安汽車更適配可信空間的合規要求。
現實阻礙
“如果能跑通(數據接口、計算規則、權限模型、價值分配機制),數據價值肯定能釋放出來”,新能源汽車國家大數據聯盟運營服務部負責人嚴瀅表示,這是有益的嘗試,重點是數據規模化要做上去。
更多汽車行業人士認為,“可信數據空間”的推廣是一件“正確但很難“的事。盡管頂層設計清晰、產業剛需明確,但為期一年的試點推進過程中仍將直面多層現實矛盾,整套體系能否長期落地,仍有多個難點和障礙需要化解。
第一層阻礙來自數據確權與收益分配規則模糊。數據屬于各家央企核心經營資產,當前行業尚未形成統一公允的確權標準。四家機構掌握的數據價值維度差異顯著,該按照何種比例劃分數據產品收益,暫無成熟市場化方案。與此同時,車主數據授權周期、脫敏邊界、隱私泄露后的多方追責細則仍不完善,合規風險始終伴隨整套體系運行。
第二層難點在于行業數據標準的不統一。全行業系統改造將產生高額的資金與技術成本。不同結構數據適配的隱私計算模型同樣存在技術門檻,多方聯合運算的效率仍需長期落地驗證,行業標準的統一無法依靠單一政策文件快速完成,需要全產業鏈持續磨合。
此外,各大央企之間的信任與運營的可持續性也存在不確定性。本次試點僅為一年短期專項工程,試點結束后的常態化運營主體、穩定資金來源、跨央企協調機制都需要明確,否則難以向全行業規模化復制。簡言之,長效運營機制仍待磨合。
這場為期十二個月的試點成果,將回答事關頂層設置的宏大命題:多方共建、收益共享的協作模式,能否走出試點局限,成為其他行業可復制的數字新秩序。藏在車輛數據里的“真相”能否被還原,以及各類因數據隔絕滋生的糾紛與安全隱患,也都在期待這套新型數字基建給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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