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面“封鎖”的延安

如何用馬蘭草克服“紙荒”困境？

王 斐 賀啟翔

中共中央到達陜北以前，陜甘寧邊區基本生活用品極度匱乏。特別是紙張，對于普通陜北民眾來說非常稀罕。雖然當時米脂、葭縣（今佳縣）、綏德等地已有家庭作坊制造麻紙，但產量微乎其微。

困境：紙成“奢侈品”

1936年4月，時任中華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的毛澤民在《陜甘蘇維埃區域的經濟建設》中指出：“陜北過去不僅不產紙，因國民黨的愚民政策，教育經費又被 國民黨拿去作軍費，當然要不了什么紙，影響到紙的供給。”隨著中央機關辦公和各種學校的創辦，紙張的需求量大幅增長，市場上的紙品一時非常緊俏。當時，邊區機關干部和學校工作人員每人每月僅配給5張紙，有些單位用樺樹皮記筆記、出墻報，甚至連醫生開處方也用樺樹皮。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這樣寫道：“世界上還有什么學校因為紙張缺少，只得用敵人宣傳品的背面來做筆記的？”海倫·斯諾也曾驚嘆：“哪怕最普通的紙都是奢侈品。”

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后，紙張主要依賴購買。1937年邊區政府建設廳連同擅長手工造紙的地主李雙全，在甘谷驛合作開辦了一家造紙作坊，但僅有一個撈紙池子和6名工人，以麻繩頭和破布為原料采用傳統手工技術造紙。1938年5月，在此基礎上擴大生產規模，成立了振華造紙工業合作社，有工徒14人，撈紙池4個，年產紙僅50令。

然而，“紙荒”危機在1939年雪上加霜。自1939年開始，國民黨先后發動3次“反共”高潮，并從1940年起調集大批軍隊對陜甘寧邊區實施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禁止糧食、棉花、布匹、紙張等必需品進入邊區，妄圖“困死”共產黨人和八路軍指戰員。1941年國民黨給八路軍停發軍餉后，陜甘寧邊區出現了嚴重的財政經濟危機，毛澤東后來回憶道：“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

由于紙張的匱乏，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文件的印發，中央機關和各學校的辦公學習以及新聞出版都遇到了很大困難。1940年1月，艾思奇在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指出：“邊區出版上所有的困難和缺點，主要是在于紙張困難，不能不限制印刷份數，因此供不應求。又因此，文藝方面的出版物沒有力量印刷。”1941年6月19日，《解放日報》創刊不足一月，便因紙張缺乏被迫刊出縮減印量的啟事：“惟因邊區造紙廠之產量尚極不足，以致影響本報的印數不能不大為減少”，并表達了不得已的苦衷，“此實屬不得已之舉，區區苦衷，尚祈讀者諒”。一周之后，6月26日，延安新華書店也登載了由于紙張不足，《解放》和《中國文化》等刊物縮減發行量的啟事。“紙張比子彈金貴”，道盡當時文化戰線的窒息之痛。

造紙廠的紙漿池（1942年）

突圍：“馬蘭造紙俏”

在國民黨的包圍封鎖下，邊區自力更生生產紙張，迫在眉睫。為此，中共中央發動全邊區黨、政、軍、民、學等一切力量，來突破這一制約邊區的用紙問題。作為當時邊區唯一的紙廠，1939年安塞振華造紙工業合作社通過“特大量購置稻草，麥稈草、破布、糜草，小米桿以及山上之野草等造紙原料”和各種技術改良努力增加產量，但也只能“日產報紙一萬張”。1940年5月，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專門成立了造紙專門委員會，邀請各方面專家進行研究。8月，邊區學聯也向各個學校發出號召：“各學生會協同學校切實執行大量收集廢紙，供造紙廠原料之需。”并強調“收集廢紙，事簡利多”。中央教導大隊、棗園紙廠還專門在《解放日報》上刊登啟事收買廢紙：“印刷紙頭每斤大洋4元，普通破紙每斤大洋3元。”盡管至1941年政府公營、機關經營的十幾家造紙廠生產都陸續步入正軌，但缺口仍然很大。據不完全統計，1941年上半年邊區共產紙520令，而全年紙張的消費量約為8000令，生產量僅能自給6.5%。

雖然都知道木材造紙質量高，但邊區土地貧瘠，陜北的樹木卻較少，能用作造紙的原料—麥草、稻草，基本都是牲畜的主要飼料，因而邊區造紙最大的難題就是缺乏原材料。1939年11月，邊區政府安排延安自然科學院化學教員華壽俊到陜甘寧邊區的振華造紙廠工擔任技師、工務科科長，首要任務就是探索造紙原料，解決邊區印刷用紙的難題。

華壽俊（中）和科技工作者

轉機出現在1940年春的開荒現場。開荒勞動中，華壽俊的鋤頭被一種草的密如蛛網的根系纏住。旁邊的人向他介紹說這叫馬蘭草，連老百姓的毛驢被它纏住了腿腳都很難脫身，所以又被當地人稱為“扯倒驢”。這種草因其纖維堅韌不好消化，連牲口都不吃，當地農民一般用來搓繩。華壽俊放下鋤頭蹲下來仔細觀察，發現其纖維豐富而且堅韌，立刻斷定這是頂好的纖維工業原料。他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割了一捆馬蘭草帶回工廠做試驗。經過在汽油桶改裝的蒸煮鍋中進行反復試驗：石灰水浸泡兩天，土堿漂白12小時，鋼絲簾替代竹簾撈紙……馬蘭草造紙終于取得成功。利用馬蘭草造紙較麻紙造紙不僅方法更為簡便、成本低廉，而且又薄又勻不易拉破、不易起毛，更適用于印刷。過去用麻造紙每月只能產四五百刀，改用馬蘭草造紙可以達到2000刀，擴大生產后可以實現每月25萬張紙的計劃。

延安時期生產的馬蘭紙

振華造紙廠造出了馬蘭紙，很快就將成功經驗推廣開來。漫山遍野的馬蘭草成了造紙原料，邊區政府當即發動“割草換紙”運動，并公布通令，群眾收割馬蘭草供給當地紙廠，可以代公糧。當素來被視為廢物的馬蘭草可以賣錢時，邊區百姓非常高興，紛紛上山為紙場割草。延長縣農民王德勝帶著全家老小進山，7天割得馬蘭草2000斤，換來邊區銀行發行的“生產券”。然而由于缺乏機器設備，生產只能依靠手工作業。正式投入生產時已入冬，在廠長劉成的主持下，華壽俊和工人們一起迎著刺骨寒風，破冰洗漿。在生產實踐中，華壽俊鼓勵工人們大膽創新，涌現出了劉福學、陳樹銘、劉安治、楊雙成等一批優秀技術工人。特別是在1941年五一勞動競賽中，振華造紙廠工人通過技術改進發明“大鍋”蒸煮和撈紙“簾子”，為邊區紙業的大量生產奠定了基石。

振華造紙廠工人在撈紙漿（1942年）

繼馬蘭草造紙成功后，邊區又陸續研制成功了高粱稈、麥秸、桑樹皮等造紙，原料供應更為充足。隨著造紙工藝的不斷改進，邊區工人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他們在生產競賽中喊出了“多出一張紙，多印一份報，就多給敵人一些打擊”“多產一張紙，就等于多造一顆子彈”等鼓舞士氣的口號。在生產實踐中，大批技術工人成長起來，邊區造紙工業迅速發展。截至1940年12月，邊區已經用10萬斤馬蘭草造紙20萬張。政府公營造紙廠由1940年的3家迅速發展到1941年底的10家，年產量由833.32令提高到2147.271令。至1942年底，邊區共有公營紙廠14家、私營紙廠48家，產量也飆升至6849.05令，基本滿足了邊區出版、辦公和學習的用紙需求，造紙工具也實現了全部自給。朱德在1942年視察南泥灣時創作了一首五言長詩《游南泥灣》，詩中頌道：“農場牛羊肥，馬蘭造紙俏。”

火種：“馬蘭紙雖粗，印出馬列篇”

馬蘭草造紙雖然解決了邊區造紙原料不足的問題，但與進口的紙張相比，馬蘭紙的印刷適應性仍然很差。1942年3月21日，《解放日報》專門報道《振華紙廠土紙質量欠佳》，稱：“唯近來印廠所收該廠送到之土紙，每令中常有20%左右粗糙異常，致印成報紙模糊不堪，閱讀困難。望振華紙廠不但要在數量上完成計劃，且應在質量上盡可能求得改良云云。”為此，華壽俊和老工人們一起反復試驗，通過增加打漿、洗漿次數，改進蒸煮工藝，用鋼絲簾代替竹簾撈紙，用火墻烘烤代替自然晾干等方法不斷改進紙張質量，以提高馬蘭紙的印刷適應性。中央印刷廠還專門增設了補紙工，用淀粉糊逐張修補有孔洞的紙，把洞補好后再進行印刷。解放日報社的編輯也專門將鉛字間距放大0.5毫米，防止纖維斷裂導致油墨暈染。由于馬蘭紙用的是手工抄造工藝，一面比較平整，另一面則很粗糙。因而用正常工藝印出來的書報在粗糙的一面就顯現不清楚。為此，印刷廠的同志們千方百計地改進印刷工藝，以適應馬蘭紙的特殊要求，印出了合格的印刷品。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時，百萬字的會議文件、代表證、選票均由此紙印刷。謝覺哉賦詩贊曰：“馬蘭紙雖粗，印出馬列篇。”

印刷《解放日報》

更艱巨的戰役是在鈔票用紙上展開的。在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下，邊區金融遭受了空前的困難，邊幣與法幣的斗爭異常激烈。邊區政府針鋒相對，果斷決定邊區境內停止使用法幣，由邊區銀行正式發行貨幣。鈔票用紙成為又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1940年10月，延安自然科學院成立了以華壽俊為負責人的鈔票紙研制小組，在永坪造紙廠秘密實驗苧麻纖維配比。與普通紙相比，鈔票紙要求兩面光潔，經久耐磨，便于套印。這就要求制造鈔票紙的原料必須具有纖維長、強度大、韌性好，既細又柔的特性。華壽俊先后用短棉、碎布、繩頭、線麻、萱麻作試驗。鑒于萱麻具有上述特性，在邊區產量也大，民間又有種植剝麻、浸麻的悠久歷史，華壽俊決定以萱麻為原料試制鈔票紙。他和參與工作的同志自制切麻機、滾紙機，借來打漿機，工人們用馬尾篩過濾紙漿，以火墻烘出獨特紋路。一步一步地試驗，一關一關地突破，經過艱苦的探索努力，終于成功試制出鈔票紙，并且這一工藝連日軍特高課也難以仿制。

陜甘寧邊區銀行發行的鈔票、證券

不久，邊區銀行決定在延川縣永坪建立鈔票紙廠，自然科學院又增派武可元、陳少丹帶領一批青年學生編制生產程序，并進行鈔票紙廠的勘測設計與施工。他們晝拼夜搏，筑壩鑿渠，安裝設備，修建廠房，以水為能源，通過水輪牽引機器轉動，最終成功生產出了鈔票紙。與此同時，邊區銀行委托有著豐富貨幣設計經驗的黃亞光負責設計鈔票圖樣，審查通過后制成模版，成功印出了邊區的第一張鈔票。從1942年開始試制到1944年，鈔票紙廠共造鈔票紙300多令，總重量約10噸，完全滿足了邊區貿易公司印制商業流通券的需要。從1944年至1947年，邊區銀行發行的貨幣全部采用邊區自制的鈔票紙。鈔票紙的研制生產和邊幣的發行，對打破敵人經濟封鎖、穩定邊區金融秩序和促進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標志著邊區實現自給自足的經濟向前邁出了最堅實的一步。

為表彰華壽俊的突出貢獻，1940年，華壽俊被陜甘寧邊區政府授予“勞動英雄”的稱號，并得到朱德總司令的接見與表彰。朱德是在自己家里單獨接見了華壽俊，還非常高興地將華壽俊介紹給康克清說：“這是我們的發明家。”1944年5月，在延安邊區職工代表大會上，華壽俊被授予“甲等勞動英雄”稱號，毛澤東親自為華壽俊頒獎。

當毛澤東將“甲等勞動英雄”獎章別在華壽俊胸前時，延河兩岸的馬蘭草正抽出了新芽。誰能想到？這種荒原上有著頑強生命力的野草，可以被用來制作紙張，托舉起《論持久戰》的智慧、《白毛女》的吶喊、整風文獻的鋒芒……

馬蘭紙印制的七大代表證

80多年后，延安革命紀念館展柜中已脆化的馬蘭紙冊頁，似乎仍以毛糙的觸感講述著：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精神的火種從未熄滅。正如當年振華紙廠的一名老工人曾充滿憧憬地說：“我們在政治意義上的收獲說起來比在經濟上的收獲還大，我們學會了怎樣管理工廠、怎樣培養工人，你知道，有人說共產黨善于治黨，不會管家、治國，可是現在我們就在學著管家、治國……將來，那就不是現在這樣了！”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原載：《炎黃春秋》2025年第9期）

作者：王 斐 賀啟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