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陸棄
6月29日,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日本方面有關中國海警在與那國島以南“專屬經濟區”活動的表態作出回應,明確表示中方在臺灣島以東海域擁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中方相關活動合理合法。同時指出,日本、菲律賓繞開中方擅自啟動所謂“海域劃界談判”,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中方對此“絕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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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中國海事部門與自然資源系統在臺灣島以東海域同步開展大規模巡航執法與生態調查行動,包括“海巡09”“海巡06”“海巡08”等多艘船只參與,總航程超過千海里,完成掃測、執法點驗及海洋環境數據采集。圍繞同一片海域,外交表態與海上行動在時間上形成密集疊加,使這一地區的規則與現實操作同時進入外界視野。
從表層現象看,這是一組外交回應與海上行動同步展開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是圍繞海域劃界與專屬經濟區主張的公開交鋒,另一方面是海事執法與生態調查的持續推進。兩條線索看似并行,卻共同指向同一空間:臺灣島以東及周邊海域的規則解釋權與實際存在感問題。在國際海洋秩序中,這類爭議往往不僅涉及法律文本,更與實際控制、巡航能力及持續存在密切相關。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爭議的背景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長期海上互動結構的延續。日本與菲律賓近年來在海上安全與劃界議題上互動頻繁,并逐步強化與外部力量的協調機制。在這一過程中,海域劃界問題逐漸從技術性法律議題轉化為戰略性空間議題。劃界本身不再只是線條劃分,而是對海上活動范圍、資源利用與安全緩沖區的綜合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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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制層面看,國際海洋法體系為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劃定提供了原則框架,但在具體海域重疊或主張交叉的情況下,往往依賴相關國家之間的雙邊或多邊協商。問題在于,當協商機制被繞開或缺乏共同參與時,任何單方面推進的“談判”都容易引發法律與政治雙重爭議。此次中方強調“繞開中方擅自啟動”,正是針對這一程序性問題的回應。
與此同時,海上執法與巡航活動的強化,也反映出另一種現實邏輯:海域主張不僅通過外交文件表達,更需要通過持續存在與實際操作加以體現。此次多艘海事與救助船舶參與的巡航執法行動,不僅涉及航行秩序維護,也包括對船舶標識、導助航設施及海底光纜區域的檢查與掃測。這類行動本質上構成一種常態化存在方式,其意義不僅在于執法本身,也在于對海域使用狀態的持續記錄與確認。
在生態調查層面,自然資源部門在同一海域開展多學科環境監測,包括海水環境DNA、鯨豚與海鳥樣本采集等,則將海域認知從單一執法維度擴展至生態與科學維度。這種多層次進入方式,使得該海域的認知不再局限于航行與執法,而是逐漸形成涵蓋環境、資源與安全的綜合信息體系。
從影響角度看,這種外交表態與海上行動的同步推進,會在短期內提升區域關注度,并使相關海域的規則解釋問題更加凸顯。在海洋空間高度重疊的背景下,任何一方的行動都容易被賦予超出技術層面的政治含義,從而加劇認知差異與安全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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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的風險在于互動結構的固化。當多方圍繞同一海域形成穩定行動模式時,海上接觸頻率上升,誤判概率隨之增加。尤其是在巡航執法、科研調查與他方海上活動并存的情況下,如何區分正常活動與敏感行動,將成為現實操作中的關鍵難點。這類不確定性一旦積累,容易在局部事件中被放大。
但從理性角度看,這一進程也體現出一個不可逆的趨勢:海洋空間正在從相對靜態的邊界劃分,轉向動態化、多功能疊加的治理與競爭結構。執法、科研、外交與安全活動在同一空間交織,使海域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成為多重制度與能力的交匯點。
未來走向取決于兩個變量。一是各方在程序與規則層面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識,避免單邊推進引發持續摩擦;二是海上活動是否能夠建立更清晰的行為邊界與溝通機制,從而降低高頻接觸帶來的風險。在缺乏有效協調機制的情況下,海域互動將長期處于“存在即表達”的狀態。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這一海域的爭議并不只是地理范圍的重疊問題,而是規則解釋權與現實存在方式之間的張力。當巡航、執法與生態調查不斷強化存在感時,規則本身的含義也在被重新定義。真正的關鍵,或許并不在于誰先劃出線條,而在于誰能在持續互動中維持相對穩定的秩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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