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五章 勝利者和失敗者眼中的歷史

記憶中的村莊

塞達卡的富人和窮人都在試圖理解他們在過去十年間所經歷的巨大變遷。在傾聽他們的傾訴時，我們會發覺自己處于一場意識形態的斗爭當中，盡管這種斗爭的規模很小。這是一場關于事實及其意義的斗爭，是一場關于"究竟發生了什么"以及"誰該受到譴責"的斗爭，是一場關于現有的境遇該如何定義、又該如何解釋的斗爭。在經歷了這段歷史之后，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位村民都有資格成為一名歷史學家，事實上村民是被要求成為一名歷史學家的——有私心的歷史學家。這種歷史的核心并不是為了對過去經歷的那十年作出四平八穩或者不偏不倚的評價，而是要提出一種觀點，進行贊揚與批評，并維護或詛咒現存的事態。

如同在任何歷史當中一樣，評估現有的歷史必然涉及對逝去時光的重新評估。因此，為界定當下而導致的意識形態斗爭也是一場界定過去的斗爭。沒有什么比貧窮村民給出的解釋更鮮明地反映了這種斗爭，這些村民從過去的十年中幾乎沒得到什么，并且他們當下的前景看起來也是一片黯淡。他們集體創造了記憶中的村莊和記憶中的經濟，并以此作為譴責當下的有效的意識形態背景。他們回憶起地租在莊稼收割之后才交付并且能反映實際收獲的時光。他們回憶起機械化之前的歲月，那時，大地主尋找他們作為佃農，而且地租也很適中。他們還回憶起收割工作很充足的歲月，那時，大農場主不僅預先支付工資、準許他們借貸、送給他們扎卡特饋贈，還經常舉辦大型筵席款待他們，大農場主通過這些方式來拍他們的馬屁。

并非他們的記憶出現了偏差。他們所指出的古老習俗與做法確實存在，并且的確對他們有利。然而，他們的記憶具有相當的選擇性。他們的記憶恰恰集中在土地使用和勞動關系這些對他們有利的方面，正是這些東西在過去十年間逐步受到侵蝕并且一去不復返。并不奇怪，他們并沒有詳細描述過去秩序中對自己不利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對他們今天要表達的觀點沒什么用處。他們的懷舊——如果人們可以這么說的話——因此就如同他們的記憶一樣，具有相當的選擇性。為何村里窮人的敘述充滿了懷舊色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過去十年的許多革新都從根本上妨礙了他們的物質利益。窮人們有充足的理由去留戀舊有的制度安排。我們已經看到，塞達卡的富人自己并不是不懷舊。但富人們的懷舊并不那么明顯，這恰恰是因為富人從現有的制度安排當中得到了更多的好處，從根本上說，現在的制度安排對富人是有利的。

這種根據當前利益對過去的重構讓我們回想起了黑格爾的名言，"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飛翔"。比如說，毫無疑問，塞達卡窮人在過去幾年間所遭受的損失，激發了他們以一種新的和同情的目光看待舊的制度安排。十年前，這些制度安排很可能不會得到如此褒揚；它們那時只是某段時間內指導稻米生產的理所當然的做法的一部分。只有在雙耕引起的新威脅的背景下，上述常規做法才被提升到值得敬畏的習俗、權利和權益的地位。只有在現在，被重估的過去才會成為評估可怕的當前的必要條件。

窮人的意識形態運作可以被視做一種整頓世界的努力，這個世界早已被雙耕搞得差不多天翻地覆了。窮人們隨處可以看到對傳統生產關系的激進的顛覆，所有這些變化都破壞了他們在村里的生存資源和地位。以前，大地主把土地租給貧窮的佃農；現在，地主們越來越多地把土地租給富裕的土地經營者，或者是地主自己用機器耕種他們的土地。以前，大農場主雇用他們貧窮的鄰居用水牛犁地和耙地；現在，大農場主雇用富裕的拖拉機主人進行備耕。以前，大農場主雇用窮鄰居給他們插秧；現在許多大農場自己撒種。以前，這些農場主雇用窮人給他們收割莊稼和脫粒；現在這些農場主雇用擁有聯合收割機的富人做同樣的工作。以前，富裕村民有充足的理由向他們所雇用的勞動力預付工資，并提供扎卡特饋贈；現在，即便這些富裕村民有活要做，他們也沒有必要像先前那樣大方了。以前，村里的富人有充足的理由用慷慨的筵席來給自己樹立一個好名聲；現在，許多富人認為這么盛大的筵席是在浪費錢財。總而言之，這些轉變的確質疑了雙耕之前控制著社會生產關系所有假定。

新的安排不僅改變了塞達卡先前存在的階級結構，也改變了穆達平原絕大多數其他同樣種植水稻的村莊的階級結構。在早先的階級結構當中，恰恰是在相互依賴和相互利用的共生關系中，富裕農民和大地主跟貧窮村民聯結在了一起。盡管土地由于借貸及逾期不還等原因還在急速地集中，但是，只要土地還算充足，勞動力在農忙時也還算緊張，剝削就會受到限制。這種共生關系不僅表現在村莊的儀式生活當中（例如，富人要向窮人提供扎卡特、筵席和預付工資），還表現在了村中的政治生活中（那些富裕的政黨領導人能夠將絕大多數依附于他們的佃農和勞動力接納進他們的政黨）。與此對照，中農在某種程度上更為自主，他們在土地方面較少依賴富人，并且他們也較少雇用工人，他們更喜歡使用家庭勞力（或者換工）。

新的生產關系打破了絕大多數的直接依賴，而這種依賴正是早先的階級體系的特征。隨著機械化以及租佃制度的變遷，貧窮的村民不僅經濟上被邊緣化了，他們發覺自己在儀式方面也被日漸邊緣化。親緣關系以及間接的資助（由政府通過地方精英進行發放）依然將許多人同執政黨粘合在一起，但這種從屬關系不再嵌入在村莊的生產關系當中了。在雙耕之前，人們或許可以認為窮人是塞達卡的貧民或者說是次等村民。現在，他們依然很窮——盡管已經從極度的營養不良和饑餓中掙脫出來——并且肯定是次等階級。但是，我們越來越沒有理由把他們稱為村民了。

在這種或任何其他經濟轉型中，如果從屬階級的命運遭受了逆轉，就自然會出現一個問題：如何理解和解釋這些逆轉？在隨后的分析當中，我將考察這個問題的答案會在諸如階級意識、虛假意識、反抗和意識形態霸權等重要問題上引起的重大后果。但是，這里僅僅關注村里窮人的話語中所反映出的答案的主旨就足夠了。

我們很難從原始的經濟事實中推衍出吉打地區綠色革命參與者對這一革命后果的解釋。那些事實可以同多種解釋相符：它們可以被視為必然要來臨的洪水或干旱；它們可以被視為預言的實現或者安拉對偏離信仰的懲罰；它們可以被視為政府政策的惡性效應或者華人辛迪加聯合企業貪婪和財力的結果。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事實上，上述解釋沒有一個在記錄中得到明顯記載，如果確實被記載了。相反，塞達卡的貧民階層把他們當前不幸的原因首先視為個人化的（就是說，人類能動性的結果）、地方性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馬來人共同體的范圍之內。例如，他們認為，長期租佃制被廣泛采用以及小佃農遭到解雇，源于大地主（絕大多數是馬來人）攫取更多利潤的欲望。替代勞動力的機器的使用日漸增多同樣被視為大農場主希望節省金錢以及不愿雇用勞力的結果。地方慈善救濟的減少同樣反映了富人以名譽為代價保護其財產的意愿。在每種情況下，責難與譴責的邏輯都與施用于擁有土地并對被抵押土地的喪失負有責任的"哈吉"階級的邏輯相同。這里，更間接和非個人化的原因肯定發揮了作用。而它們被強調道德墮落、自私以及違犯社會禮節的視角所替代。如同窮人看到的，富人無情地選擇了無視他們自己對于窮鄰居的義務。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窮人既關注他們現在面臨的輕視和無禮，又同時關注他們所遭受的物質損失？

窮人自然不是村里唯一使用這種邏輯的群體。盡管富裕農場主承認聯合收割機的速度及其帶來的收益，但他們同樣堅持，窮人已經變成了不值得信任的、挑剔的、懶惰的工人，已經不再值得他們的關照。通過這種方式，富人也為村莊社會關系的巨變找尋到了一個個人化的道德解釋。

然而，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注意到了影響他們生存環境的更為廣闊、更為非個人化的力量。窮人和許多富人都理解新的安排背后存在的積累和投資的欲望。雙方都理解雙耕和機械化帶來了新的可能性。每個村民在頭腦中都同時有著令人難忘的個人的和集體的經濟史，其中充滿了肥料、種子、地租、稻谷、大米、魚肉、耐用品的價格、工資率。對于年老的農民而言，他們還可以記起半個世紀以來的稻谷產量。就像在任何此類口述歷史當中一樣，日期是同事件聯系在一起的，"日本人占領時期"、"我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雙耕之前"，關注的焦點是收入、土地和工資的多少等諸如此類數字的后果。窮人完全知曉聯合收割機使他們失去了多少；富人也完全知曉他們獲得了多少。在地方經驗的范圍之內，他們明白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富人和窮人都看到華裔經營者之所以能夠支付高額地租是因為他們自己擁有機械設備，而且華裔經營者不能讓自己的資本處于閑置狀態。正如他們所說："華裔得讓他們的錢流通起來。"他們知道新的生產資料——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卡車——的主人現在奪取了原本由水牛的主人、收割勞動力以及搬運工所得到的回報，而且部分利潤現在流向了海外的制造商。窮人完全明白，因為許多人喪失了租佃權，他們已經被無產階級化。羅吉婭無論如何都不是唯一注意到"他們想讓我們變成苦力"的人，盡管她還大膽地加了一句，"他們不能這么做"。窮人還明白，他們正在被逐步邊緣化；他們談到了沒有工作，談到被晾在一邊，談到了所面臨的完全離開村莊的前景。

如果說窮人總是想著造成他們不幸的地方原因和個人原因，這并不是因為，窮人對于他們位居其間的農業資本主義這個更大的社會情境尤其"迷惑不解"或者無知。自然，他們并不使用抽象的或者說枯燥的社會科學術語——無產階級化、分化、積累、邊緣化——來描繪他們的生存境遇。然而，他們對于正在發生的一切有一套自己的民間說法：被迫成了苦力，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越來越窮，正在被"晾在一邊"。這些說法很準確，與此同時，這些說法有可能比任何學術的政治經濟學提供更為豐富的情感意涵。

為了更快捷地尋找到他們苦難的直接原因，他們的選擇——因為這是選擇——同時包含了便利和策略兩個要素。就窮人而言，譴責直接損害了他們利益的那些人是很便利的。窮人觀察到馬來地主奪走了土地，或者親自耕種，或者租給華裔的承包商；但他們并未直接觀察到土地控制的集中。窮人觀察到大農場主不再雇用他們的鄰居，并且叫來了聯合收割機；但他們并未直接觀察到，辛迪加聯合企業或政府的政策使這一切變得可能。

窮人的選擇也是策略性的，這是因為，他們所關注的人類行動者似乎正好在窮人的社會行動領域之內。窮人希望影響那些他們為之工作的地主及大農場主；他們并不祈求影響華裔商業農場主或是由機器的主人構成的辛迪加聯合企業。畢竟，過去租給他們土地或者雇用他們工作的那些人將自己的行為描述為"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這暗示著富人應該有遵循村莊規范的美德。唯一合乎邏輯的就是，那些富裕村民和地主現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那些富人也應該受到譴責，因為富人們無情地漠視了——如果不是輕視的話——那些富人們自己曾經宣稱要幫助的人。村里的窮人因此選擇了將其怒火發泄到那些應該關照他們的人身上。在穆達農業資本主義轉型的情境中，窮人們的要求越來越受到忽視。窮人們的勝利——少數地主繼續把地租給小佃農、少數地主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依舊雇用人力收割、少數地主依然遵守施舍和舉辦大型筵席的傳統——微乎其微，并且很可能只是暫時的。窮人們的這些要求所依賴的社區感及義務感是正在快速消耗的優勢。然而，這的確是窮人們在這場保衛戰中的唯一優勢，也是窮人們在考慮更加堂吉訶德式的目標前所能期望的唯一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