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球多國針對印度公民的入境政策相繼收緊，加拿大、新西蘭的拒簽率和遣返率創下驚人紀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印度人在國際社會中從“移民寵兒”變成了敏感高風險群體？

多國獨對印度鎖門？

隨著國際社會對印度移民的質疑態度愈發明顯，加拿大、新西蘭拒簽率和遣返率的急速飆升成了事態的集中體現。

新西蘭數據顯示，2023到2024年間，印籍庇護申請暴增至1169起，其中高達63%遭拒簽，庇護批準率僅僅1.4%。

而加拿大面對印度的情況則更為嚴峻，僅2025年一年就裁決了9000多份庇護申請，遣返了3779名印度籍人，相比2023年的時候，這一數字直暴漲了234%。

在這背后，是印度出現的一整套移民造假體系，已經成為眾多國家的共同目標。

這些造假行為往往靠移民中介流水線完成，模版化的申請材料在多國的簽證審查中被反復發現，甚至部分資料連排版或錯別字都完全一致。

這些申請者在抵達目的地后，通過提交庇護申請賺取合法滯留的時間，期間還利用臨時工簽進入勞動力市場，制造了大量黑工問題。

中介的宣傳手段更是“花樣百出”，甚至慫恿申請者假扮“受迫害者”。

而大規模申請庇護問題的背后，根本不只是簡簡單單的非法滯留問題。

大量偽造身份進入他國后，他們的生活往往游離于法律的灰色地帶，隨之而來的不僅是資源浪費和治安問題，甚至還對目標國的社會安全造成深遠影響。

那么，印度既然屢屢成為全球通行“特例”，其背后究竟還有哪些特殊因素呢？

簽證黑產泛濫

除了西方國家，中國作為鄰國，也感受到了印度簽證政策與行為上的極端“反差”。

盡管2025年后中印直航全面恢復，每周航班超過150趟，但航空通達的便利仍然難以掩蓋簽證壁壘的問題。

2025年，中國向印度公民發放了26.5萬張簽證，展現了極大的誠意與開放政策，而反觀印度對中國卻設置了不可思議的簽證門檻，當年僅為中國公民簽發了2000張旅游簽。

如此巨大的差距使中印雙邊往來出現極度失衡，特別是中方大量技術人員和商貿人士無法赴印，直接阻礙了上千億美元經貿合作的進一步深化。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印度在自設簽證政策方面的復雜性與隱性懲罰規則，比如，旅游簽證要求兩次入境需間隔60天，但這一規則并未公開書面說明，導致不少中國游客因不知情直接在印度機場被強行遣返。

商務簽證更是需要提交20多種材料，審批周期高達50天以上，這無疑增加了中國企業進入印度市場的難度。

至于工作簽證，印度更是設置了難以逾越的準入門檻，例如大規模要求提供10萬元人民幣存款證明等，24年全年對中國僅發放9300份工作簽證，這進一步沖擊了中資企業在印開展業務的正常運作。

然而，與印度方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友好善意，中國不僅推出了更加便捷的電子簽證服務，還大幅降低簽證費用至30美元，并為印度申請者免去指紋采集環節。

不僅如此，中國駐印大使館甚至特意舉辦活動，為第十萬名簽證申請者免除了相關費用，這些友好舉措，實實在在地傳遞出了中方的誠意。

但現在的問題是，在全球多國開始拒簽印度的情況下，中國還要繼續如此友好的政策嗎？

極端勢力滲透

除了簽證造假的泛濫，印度部分區域存在的錫克教極端勢力，加劇了這些問題。

以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為發源地，這些極端團體已經形成完整的跨國運作網絡。

他們通過移民中介招募貧困青年，收取高額費用，并承諾提供假證件，“待滿足條件”后，這些人往往以“受害人”的身份被包裝成庇護申請者，偽造受迫害的證據換取海外永久居留。

其中，加拿大是錫克教極端勢力活動最頻繁的國家之一。

據報道，新近庇護申請巨增的印度移民中，不少人被捕時坦言自己受到了來自極端組織的操控，也被迫不得不參與到計劃的抗議活動中。

實際上，這些偽裝的“難民”甚至對當地社會秩序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從街頭抗議到社區暴力，屢見不鮮。

而在完成移民目標之后，極端組織并不會“放人一馬”，往往要求新晉人士繼續履行義務，為錫克分裂活動進行助力或者造勢。

所以現在不僅是加拿大，像新加坡、韓國這些本來就對簽證審核要求嚴格的地區，也將不少印度籍區域劃定為高風險移民區域，從而大幅收緊準入門檻。

例如，新加坡進一步提高了就業準證的薪資門檻，而韓國則常態化了對非法工人的突擊檢查，這種相似的反應，足見印度移民在各種可疑活動中所牽涉的范圍之廣。

那么，在全球對印度移民警惕性不斷增加的背景下，是不是到了印度反思的時候？

結語

無論是橫向影響全球的簽證造假產業鏈，還是縱向滲透到國際社會的錫克教極端活動，印度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不平衡關系日益清晰。

這一問題的核心，并不僅僅在于全球各國對印度的偏見或者“針對”，而是在于印度如何妥善面對自身問題，治理非法黑產并重塑國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