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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龍門場位于川江南岸，岸邊一大石梁直插江心。清乾隆《江津縣志》載：“龍門灘：縣(東)二十四里，水勢甚險，蜀王命工鑿去石梁如門。”這門是一道寬口子，為行船航槽，因水流湍急，時有木船撞石而毀。大約一千二百年后，清道光元年(1821), 江津縣一個名叫鄭飚的秀才，捐錢在灘石上樹立一根鐵桅桿，提醒木船駕長們注意避險。殊不知，鐵桅桿竟被行船撞折。當地人另設置木桅桿導航，至今桅桿洞尚存。鐵桅桿就能被撞折，何況木質的，只是更換起來容易一些。沒辦法，船幫商戶出資，雇專人管理，看見有木船將要過灘時，為避免撞石，一邊敲鑼，一邊叫喊：“船——走——北——面！”

灌口灘在合江縣神臂嘴下，是川江著名急流險灘。江流在這里拐了個大灣，形成江心洲大中壩。壩首端有一條千米長的石梁，橫阻江流，灘浪洶涌，每年打爛船只上百條，淹死的人數更是其幾倍之多。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鄰縣江津的鄉紳孫世芳、孫世瑞兄弟倆路過這里，因趕路有些累，便坐在江岸一塊巖石上休息，閑看江上過往船只。這一看，震駭了兄弟倆，先后七條順流而下的木船至罐口灘時，全部被江浪打翻沉沒。如此兇猛的灘險，讓兄弟倆坐不住了，決定捐資鑿打礙航石梁。說到做到，他倆捐資兩萬余金，雇請幾百名民工，向瀘州府、合江縣衙立案治灘。施工期間，孫氏兄弟親自到現場督工。因施工需避開汛期，前后用七年時間，鑿去最礙航的豆腐石，灘勢大減。瀘州府、合江縣衙為褒揚孫家兄弟的義舉，在江心石梁上刻下“利濟群生”四個字。

經過當代多次治理后的灌口灘 陶靈 攝

一百七十多年后，我前去謁拜神臂嘴，緬想古人，意外地在神臂嘴臨江石壁上又看到幾個鑿刻大字。因石斑和雜草遮掩，只辨認出四個：放船依□西□。弄清楚不難，立即在手機上“百度”，馬上跳出完整的“放船依近西流”六個字。川江水自西向東奔流入海，西流為洄流，川江人常說“洄水”。“放船依近西流”也是短句，其意好懂——下水船順流速度快，要靠西，有洄流，慢一點。

搜索中，我讀到“長江航道”公眾號上一篇寫“神臂嘴”的文章。說這六個字光緒二十二年（1896）由船幫和鹽商共同鑿刻。同時，在神臂嘴巖石上還修建了一間竹木房子，雇請識水性的壯漢，用一截南竹筒做喇叭，看見上游有下水木船駛來后，便一陣長呼“喲——喲——喲——”提醒船工們要過灘了，集中精神，全力以赴。當木船快進罐口灘時，壯漢的聲音不僅提高八度，而且語速加快，時而一短聲“喲”，時而連續發出兩個短聲“喲喲”，就像是喊號子一樣，鼓舞船工們搏擊險灘的意志。自從有了這個“喊灘人”，過往船只出事率下降十之八九。1935年，“喊灘人”不再“喊”了，改用紅、白旗指揮。

放船依近西流石刻 陶靈 攝

早在唐代，川江上已有揮旗導航的記載。唐元和十四年(819)，大詩人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從江西溯江而上至三峽，看到有人舉旗擊鼓，引導船只過灘。于是，在《入峽次巴東》詩中描繪：“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艛艓上巴東。”到了宋代，這辦法仍然沿用。南宋詩人、資政殿大學士范成大，在游記《吳船錄》里記述了坐船過瞿塘峽的情景：前面一只船進峽幾里后，后面的船才可入峽，不然無法避讓，碰撞在了一起。具體辦法是，官府派士兵手執旗幟，分別站在山巖的上下，見前面的船平安前駛后，再搖旗招喚后面的船進峽。

一位長江航道老專家告訴我：“舉旗擊鼓的導航辦法，開創了川江信號臺的歷史。”他解釋信號臺：類似陸上紅黃綠交通信號燈，但有人值守，并控制和指揮船只航行，是川江上特有的助航設施，其他內河少見，連長江中下游都沒有。

1915年8月17日，一個名叫蒲蘭田的英國人，乘座小船來到萬縣狐灘南岸。此灘因水勢出沒無常，如狐貍一樣狡猾得名。枯水期，航道狹窄，上下船只避讓不開，多次發生碰撞翻沉的災難。特別是近代輪船航運開始后，海損事故更多。

蒲蘭田第一個跳上岸，沿著巖石往上爬，忽然腳下一滑，呼地一下梭入江里。隨行人員趕緊把他拉了上來。正值盛夏，打濕衣服也不礙事，蒲蘭田回過神來，繼續爬上巖石。他指揮工人挖坑、壘石，樹起一根南竹標桿，并配備三角形黑色竹篾牌子，雇專人值守此處。每當有船只即將進入狐灘航道時，立刻在標桿頂端掛起竹篾牌，行船遠遠就能看見。如果尖角朝上，允許上水船通過；尖角朝下，下行船只才可進入航道。這樣避免了碰撞事故發生。雖然設施和手段都很簡陋、原始，但這是川江第一座信號臺。之前，蒲蘭田已派人向川江行船發布《航行通告》，說明了信號標志的設置和使用辦法。接著，他把狐灘信號臺作為標桿看守員培訓點，親自講授信號規范，培養出川江第一代信號員——一種新“喊灘人”。

蒲蘭田(網絡圖片)

蒲蘭田原本是一位有海洋和內河航行經驗的英國船長。1898年，在川江經商多年的英國人立德回國時在倫敦認識了他，鼓動他到中國發展。這個立德不久前剛駕駛一艘不到十七米長的小火輪首次試航川江，正需要蒲蘭田這種航運人才幫助他探索滿是荊棘的川江航道。蒲蘭田到川江后，受聘擔任立德的肇通號輪船長，把川江第一艘商輪順利地從宜昌開到了重慶。秉賦冒險精神的蒲蘭田由此對暗礁密布、險灘縱橫的川江發生濃厚興趣。1908年，他又幫助中國人開辦的川江第一家輪船公司在英國打造一艘商輪，并擔任船長。轉眼已來川江十四年，一天，中國海關海務副巡工司米祿司乘坐他駕駛的輪船考察川江。航行中，對川江諳熟于心的蒲蘭田為米祿司逐一介紹航道及險灘情況。米祿司認為蒲蘭田是最恰當的人選，力舉他擔任新設立的川江航道管理機構負責人——第一任長江上游巡江工司。

蒲蘭田沒辜負這一聘任，任職五年，在川江上設置各種信號標志六十六處(座)。中華民國總統曾兩次分別授予他嘉禾獎章。1921年，蒲蘭田任期屆滿回國，途中不幸病逝。航業界人士為銘記他對川江航運業的貢獻，捐資在青灘北岸寺大嶺，建起一座“薄藍田君紀念碑”。

以后，川江信號臺設置多起來。1934年，臺房建設開始統一標準，墻壁顏色上白下紅，與普通民房區分明顯，信號標桿也設計為黑白相間色，行船人一眼可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航道專家指導航標改革，川江信號臺陸續建成磚木結構的蘇式臺房。這個時期，川江信號臺建設總數達到一百三十多座，配備了電話、無線電臺，技術與設備都不斷更新，確保了航行安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川江航運迎來嶄新的發張形勢，航道部門根據實情，自行規劃設計，將信號臺全部建設為八角亭式臺房，墻壁為白色，沿檐為紅色，點綴在川江兩岸的崇山峻嶺與綠水之間，美觀醒目。

1980年，一部名叫《等到滿山紅葉時》的電影故事片上映，轟動了全國，影片中三峽航標信號員楊明與川江輪船三副楊英之間的愛情故事，深深地感動了那代人。同時，讓觀眾們熟悉了“信號臺”這種助航設施。電影里的那個信號臺是奉節縣老關廟信號臺(也在多個信號臺取景)，最初建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它的位置在瞿塘峽西入口幾乎與江面垂直的石壁上，地勢險峻。當年有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女孩，看了這部電影后，以為這里浪漫，沿著石壁上的石板兒路走來，成為一名信號員。當她在這座信號臺呆上一段時間才發覺，等待她的卻是漫無邊際的孤寂。峽里沒有信號，無法收看電視，一本雜志要翻上幾十遍。習慣了孤獨后，還得承受清苦，山上不通公路，生活物資和用品要靠自己從十多公里外的山下背上來；喝的水沒有了，挑著桶到崖下的江里去打，回挑時一步一步沿著幾十米高的陡壁往上爬……

老關廟信號臺 陶靈 攝

從小生長在川江邊的我，對信號臺自然多有幾份情感。1982年7月，云陽縣城東一公里的雞扒子山體滑坡，泥石阻礙江流成為單行控制航道，這里新建起一個信號臺。那是一個詩歌的年代，信號員里有一個喜歡詩歌的女孩，我和小縣城的幾個“文學青年”懷揣著好奇來到這里，面對滔滔大江吟誦青春的情詩。現在想來，真是一件幸福而浪漫的事。

2003年6月11日這天，三峽庫區已蓄水135米，我前去狐灘，遠遠凝望著肅立在水邊的紅色沿檐式八角亭信號臺，只聽一個洪亮的號令聲響起：“五、四、三、二、一！”話音剛落，“轟”的一聲巨響，瞬間倒入江中，騰起如滾煙的江浪。也許，蒲蘭田先生當年沒有預見到，八十八年后，狐灘信號臺會被爆破拆除，完成歷史使命。

如今，已是高峽平湖的三峽庫區航道，航行狀況大為改善，但仍有二十多座信號臺仍佇立川江兩岸，繼續發揮著它們的助航功能。

2003年6月10日，爆破拆除前一天的狐灘信號臺 汪昌隆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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