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有些故事的開頭，和想象的不太一樣。
不是一場大戰，也不是一紙命令。
只是一堆人圍著篝火，啃著凍得硬邦邦的黑面包。
一個哥薩克頭子看著東方的黑夜，說了句：“那邊沒人。”就這么一句話，換來的是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后來俄羅斯的東部疆域。
那會兒是16世紀末。
地方就在烏拉爾山西側，靠近今天的葉卡捷琳堡。
哥薩克，不是正規軍，和草原上的馬賊也差不太多。
他們有武器，有騎術，更有一股子不怕死的狠勁兒。
沙俄朝廷沒給他們多少支持，最多也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默許他們“看著辦”。
他們真的就“看著辦”了。
一路向東，越過烏拉爾，翻過凍原，穿過茂密的針葉林。
沒有地圖，也沒有補給線。
靠的是打獵、毛皮交易、從原住民那兒征糧。
幾乎每到一個地方，就搭個木頭碉堡，掛上沙皇的旗子，算是“宣示主權”。
誰敢反抗，就拔槍開打。
可大多數時候，他們壓根沒遇到像樣的抵抗。
因為那片地方，從來就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權。
住著幾十種民族，鄂溫克、達斡爾、布里亞特、楚科奇……各過各的日子，各說各的語言。
沒有統一的軍事力量，沒有中央政府。
這就像一張破碎的網，哥薩克只要找到縫，就能鉆進去。
而那邊的中國，這時正處在明末將傾之時。
朝廷忙著應對遼東戰事，內憂外患纏身。
對北方那片冰封之地，連踏查的興趣都不多。
可問題是，中國對那地方真的一無所知嗎？
其實不是。
早在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時就提到過北方極寒之地。
唐代設過安北都護府，明朝還曾在黑龍江設立“奴兒干都司”，一度把政權觸角伸到了今外興安嶺一帶。
不過這些政令能不能落地，是另一回事。
說句不好聽的，那會兒的北地太苦。
冬天零下五六十度，夏天蚊蟲成災，草木不生，糧食難產。
就算拿下來了，怎么養兵？怎么治理？怎么運輸？中原王朝里坐著的那些皇帝，一個個算盤打得比誰都精。
想過，但沒下手。
清朝建立后，曾短暫試圖恢復對東北邊陲的控制。
順治年間，派兵北上，和沙俄在黑龍江流域幾次交鋒。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下，算是給兩國邊界畫了條線。
可那道線，不是用地理畫的，是按“誰在哪兒駐軍”畫的。
一句話，誰先到哪兒，哪兒就是誰的。
哥薩克贏在了出手早。
他們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靠著一座座碉堡、一條條河道、一筆筆毛皮稅，一點點把邊界往東推。
等沙俄政府反應過來，發現這塊“被哥薩克打下來的地”，已經成了國家稅收來源。
這時候再撤，就等于拱手讓出。
而這之后的兩百年里，西伯利亞成了沙皇政權的“天然緩沖”。
不但用來流放異見者，更是采礦、伐木、狩獵的資源寶庫。
每年數以萬計的犯人從莫斯科出發，被送往鄂木斯克、伊爾庫茨克、雅庫茨克，最后消失在貝加爾湖以東的雪原里。
再說回中國。
清代在西伯利亞邊緣保持了較長時間的“非正式控制”。
康熙年間的雅克薩之戰，是為數不多的直接軍事交鋒。
不過打贏之后，清朝沒有進一步北上，而是主動求和，把精力放回到內陸整頓。
乾隆之后，清朝邊疆收縮趨勢越來越明顯。
理由很現實：財政吃緊，軍力不足，治理成本太高。
更深層次的，是治理理念的差異。
中國古代的統治思路，不是“占了就完”，而是“管得住”。
得設官、建倉、立學、修路。
要讓百姓說漢話、交賦稅、守禮法。
可在西伯利亞那種自然條件下，連人都難以長住，這一整套體系根本安不下來。
不是看不見，而是看清了。
而清朝失去主動的那一刻，是1858年《璦琿條約》的簽訂。
面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兵荒馬亂。
沙俄趁機南壓，逼迫清廷割讓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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