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十九世紀中國的盜竊案件》

一部探討清代日常盜竊犯罪的社會史著作。以珍稀的同治朝巴縣檔案為核心史料，聚焦十九世紀重慶城市犯罪，還原當時小偷群體的真實面目，揭示從盛世到亂世犯罪形態(tài)的結構性變遷。

作者：巫仁恕、吳景杰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年7月

定價：89元

品牌：大學問

系列：大學問·法律與人文系列

系列主編：尤陳俊

作 者：

巫仁恕，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xiàn)任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主要研究明清以來的城市史、社會文化史與法律史。已出版《品味奢華》《激變良民》《奢侈的女人》《劫后“天堂”》等。

吳景杰，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法律史與社會史。

內容簡介

一部探討清代日常盜竊犯罪的社會史著作。

本書以珍稀的同治朝巴縣檔案為核心史料，聚焦十九世紀重慶的城市犯罪，描繪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幫會與竊賊交織的地下網(wǎng)絡等。通過對竊賊身份、作案規(guī)律及贓物價值進行分析，以翔實數(shù)據(jù)揭示從盛世到亂世犯罪形態(tài)的結構性變遷。書中既從微觀層面呈現(xiàn)竊賊、苦力、商販等底層人物的生存邏輯與命運抉擇，也從制度層面考察捕役緝兇、保甲團練等治安機制的運作實效及其局限。

透過日常犯罪的細節(jié)，本書得以透視晚清中國的社會劇變與基層治理困境，進而理解十九世紀中國在全球化沖擊下復雜而真實的轉型問題。

“法律與人文系列”介紹

本系列旨在打破法學研究中偏重“科學”與“社科”的單一取向，倡導回歸“人學”維度的跨學科探索，以“人文”為視角，強調法律作為內在于人的文化存在，關注法律規(guī)則背后的人心、人性與意義世界。

系列圖書：

《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十九世紀中國的盜竊案件》 巫仁恕、吳景杰 著

《放下身段：律師笑話與法律文化》 [美]馬克·格蘭特 著；李浩源、尤陳俊 譯

《隔空交手：電信網(wǎng)絡詐騙犯罪及其治理》 孫少石 著

《西方帝國眼中的中國法：主權、正義與跨文化政治》 陳利 著；石磊、陳利 譯

名家推薦

這是一部深入探討盜竊犯罪的清代社會史。作者利用珍貴的巴縣檔案，從法制與社會、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等層面獨辟蹊徑，在犯罪的形成與社會變遷、竊盜犯罪的邏輯、犯罪嚇阻機制與效果、地方治理與犯罪防治諸方面，均有精彩闡發(fā)。提出的清代重慶消費社會形成與都市化程度加速的觀點，引人注目。

——常建華（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本書聚焦于與民眾生活最密切的“日常犯罪”，有志于開拓“歷史犯罪學”的新領域。作者細致地揭示清代州縣官處理竊案時的習慣——往往并非側重于嚴格依律審判，而是更重視如何防止誣陷并為受害百姓起出贓物、賠償損失。更重要的是，本書通過被竊物品清單，進而證明十九世紀重慶地區(qū)也已引入京式服裝、洋貨，從而證明當時當?shù)匾呀?jīng)形成某種程度的“消費社會”。本書不僅強調治史須整合法制史、法律社會史、物質與消費文化、都市社會學與城市史等多重維度的學科對話，也強調治史要連接微觀與宏觀視角，既關注微觀的個人犯罪動機與人格心理，也探討城市化、人口流動與市場經(jīng)濟等宏觀的社會結構變遷如何影響犯罪發(fā)生，從而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貢獻。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

本書亮點

1.歷史學者巫仁恕、吳景杰重磅新作，一部探討清代日常盜竊犯罪的社會史著作，利用珍稀的同治朝巴縣檔案展開研究。常建華、邱澎生一致推薦。

2.從日常盜竊觀察十九世紀中國的社會變遷。

本書透過晚清巴縣檔案盜竊案件的數(shù)量漲落、作案手法的演變以及贓物類型的更替，揭示太平天國動亂、教案沖突、物價波動與城市化進程如何深刻影響基層秩序，從而展現(xiàn)從盛世到亂世犯罪形態(tài)的結構性變遷。

3.還原清代小偷群體的真實面目，打破“貧窮即犯罪”的刻板印象。

作者指出犯罪者不限于赤貧階層，更包含雇工乃至工商業(yè)主。書中重構了小偷的作案手法、銷贓網(wǎng)絡與窩主生態(tài)，顛覆了通俗文化中“義賊”的浪漫想象。

4.聚焦城市犯罪生態(tài)，揭示清代城市的暗面與活力。

本書細致描繪了城市中流動人口、幫會勢力、窩主與竊賊交織的地下網(wǎng)絡，探討城市化帶來的人口膨脹與資源錯配，如何催生出一套隱秘而自洽的犯罪生態(tài)。

5.從贓物切入，呈現(xiàn)清代消費社會。

作者通過分析被盜物品清單，巧妙還原了當時從農(nóng)產(chǎn)品到洋貨、奢侈品的物質消費圖景與城鄉(xiāng)差異。這一方法開創(chuàng)了利用司法檔案研究消費史的先河，并據(jù)此提出清代重慶消費社會加速形成與都市化進程密切關聯(lián)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

6.史料稀缺且珍貴，運用統(tǒng)計學方法進行長時段量化分析。

全書以學界難以觸及的同治朝巴縣檔案為核心史料，運用統(tǒng)計學方法系統(tǒng)比對乾隆朝與同治朝的盜竊案件檔案，對竊賊身份、作案規(guī)律及贓物價值進行量化分析，為微觀史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數(shù)據(jù)支撐。

7.從犯罪視角回應“國家治理能力”的重大歷史命題。

本書通過考察捕役緝兇、保甲團練及刑罰執(zhí)行的實效性，揭示了晚清國家在應對社會劇變時，官方與民間治安機制如何運作及其局限，從而透視晚清中國的社會控制與基層治理困境。

精彩書摘

自序

檔案中的小偷：從物質消費到犯罪史的研究轉向

偷竊，是古老而日常的犯罪行為，但在歷史長河中，小偷的真實面目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我們對于歷史上的竊賊印象，往往來自通俗文化中塑造的“義賊”形象，例如在臺灣有著名的廖添丁，在明代則有俠盜一枝梅。

明末文人凌濛初在他的作品《二刻拍案驚奇》中，對“一枝梅”的行為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述。然而，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其實是一個拼湊出來的故事。

根據(jù)我的考證，“一枝梅”在明代的歷史中確實存在，并非虛構的小說人物。然而，真實的“一枝梅”其實是活躍在明代中葉湖南永州府一帶的江湖大盜，當時的地方官員花了大量的精力才將他捉拿歸案。盡管明清以來，許多筆記小說都曾提及小偷，但描述的多是像“一枝梅”這樣的特殊案例。

過去的歷史學家之所以對小偷的形象和犯罪討論不多，是因為史料缺乏。近年來隨著史料的開發(fā)，清代許多州縣的地方檔案逐漸被史學界知曉和應用，巴縣檔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不過筆者開始接觸巴縣檔案，并利用之作為分析的歷史材料，原來的主要目的并非研究竊盜犯罪的歷史，而是想要探析清代的物質消費文化。這樣的研究途徑來自一次非常有趣的對談。

還記得多年前剛開始從事物質與消費文化研究的時候，我曾嘗試在暨南國際大學歷史所開設一門相關的課程。當時修課的學生中有一位博士生吳奇浩，他上課時非常認真，尤其是課表中所列的外文二手文獻，他都非常認真地進行了閱讀。之后他也決定將臺灣史上的物質消費作為他博士階段的主要研究領域，并且以臺灣的服飾歷史為博士論文主題。

在一次討論過程中，我們思考如何利用新的歷史材料來分析物質消費。我舉出了西方學者常利用遺產(chǎn)清冊上的記錄來分析物質消費，同時我認為通過清代的抄家檔案與徽州的分家文書這類文獻，也可以探討社會上層與商人階層的物質消費。

吳奇浩別出心裁，他覺得清代臺灣的淡新檔案有竊盜案件中失物與贓物的清單，應該也可以將其作為分析的史料。我非常贊同，但是我問他數(shù)量多寡，他則不敢肯定。

日后吳奇浩完成了博士論文《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糅的臺灣漢人服裝文化（1624—1945）》，我是他答辯的委員，這篇論文相當優(yōu)異，部分內容已經(jīng)發(fā)表在《新史學》與《臺灣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只可惜他英年早逝，作為老師的我也是萬分感慨與遺憾。

即使如此，奇浩已留下非常重要的學術遺產(chǎn)。除了他的博士論文與著作，其他論著很少有利用竊盜案件中失物與贓物清單的。而巴縣檔案是我較熟悉的州縣檔案史料，我很肯定這樣的分析方式絕對可以應用在巴縣檔案上。研究的成果也發(fā)表在本書的第七章，該章中分析從乾隆到同治時期地方上物質消費的變化趨勢，這就是我最初的研究動機。

在我靈光一閃，想到利用巴縣檔案中的失物與贓物清單來研究物質文化的同時，暨南國際大學剛好有一位碩士生王大綱在尋找研究題目。他在修習我的課程后，希望能得到我對他碩士論文的指導。于是，我與他達成了一個協(xié)議，我為他指定了研究題目，希望他能利用乾隆朝的巴縣檔案來深入探討竊盜問題，并且每完成一章就交給我審閱。

他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將論文完成，每一章我都仔細審閱并修改了至少兩次。最終，他完成的碩士論文的水準超乎我們的期待，這大概是我在指導學生過程中最奇妙的經(jīng)歷。

因為我自己從碩士班到博士班都是在臺灣大學求學，接觸的學生也都是臺灣大學的學生。許多老師都有同樣的經(jīng)驗，指導臺灣大學的學生可說是事半功倍，因為他們的學術基礎和學術資質都非常出色，所以指導老師需要花的力氣相對較少。

然而，對于次一級學校的碩士生來說，如果想要完成高水準的論文，指導老師則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王大綱的論文雖然是我花最多精力指導的成果，但至今仍然是我指導過的學生中最讓我滿意的碩士論文之一，這篇論文給我?guī)砹藰O大的成就感，我對他的努力和成果感到非常驕傲。

關于巴縣檔案的收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館擁有乾隆、嘉慶兩朝的珍貴微卷。這些寶貴的資料，都是本所的賴惠敏教授多年來不懈努力的成果，她曾經(jīng)申請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劃，并用經(jīng)費購入這兩套微卷，為后人留下了無價的學術財富。

我原本計劃探討乾隆、嘉慶兩朝的物質收藏與消費的變化，但發(fā)現(xiàn)本所的嘉慶朝巴縣檔案竟然缺少盜竊類的案卷，這讓我不得不改弦易轍，變更我的研究方向。

就在這時，我得知京都大學的夫馬進教授利用日本的學術經(jīng)費，購得了同治朝的巴縣檔案，并積極推動相關的研究。于是我通過日本的友人，與他取得聯(lián)系，希望能夠前往京都大學，借閱同治朝巴縣檔案盜竊類的微卷。

我準備好后，就去京都拜訪夫馬進教授。他是日本中國史學界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與他討論中國史，無論在書房或料亭，都是一場知識盛宴。

夫馬進教授退休后，仍繼續(xù)從事學術研究。每次見他，都能聽到他最新發(fā)現(xiàn)的史料和關注的問題。他的研究成果總有令人驚艷的新見解和新觀點，讓我敬佩不已。

例如他在沒有全文資料庫和檢索工具的情況下，從數(shù)千件巴縣檔案中找出訟師何輝山的線索。更感人的是他慷慨地借我巴縣檔案竊盜類的微卷。這些微卷是他退休前用研究經(jīng)費購買的，因版權問題，京都大學圖書館無法收藏。

夫馬進教授為了促進研究，對前來借閱的國內外學者都十分大方，這種精神令人敬佩。這本書能完成，多虧了夫馬進教授。沒有他，這本書是無法面世的。

我與日本京都大學的關系，實在是充滿奇遇與緣分。我首次踏足的日本學術機構，就是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當時我還是初至近史所的助理研究員，感謝陳慈玉老師的熱心介紹，讓我有機會認識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村上衛(wèi)教授。

此外臺灣大學歷史所的學弟廖述英與嚴雅美夫婦當時也在京都大學留學，他們提供給我許多寶貴的資訊。因此，我也有幸認識了夫馬進老師的得意門生山崎岳教授，他也曾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擔任助手。他們都是我學術路上的良師益友，也是我一生的摯友。他們的陪伴，讓我在學術的道路上從未感到孤單。

2017年，村上衛(wèi)教授邀請我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訪問三個月，能夠在這所著名的學府訪學，并在我認為全世界最美麗的城市短暫生活，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冬季與春季在京都欣賞雪景與櫻花，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在京都大學的這三個月，也是我能夠專心閱讀巴縣檔案的絕佳時機。同時，我也有機會參加京都大學的學術活動，與我敬佩的巖井茂樹、石川禎浩等教授討論學術，感受這個著名學府的學術氣氛。

非常巧的是，原來在廣島任教的好友太田出教授也轉到京都大學任職，我正巧帶著他的大作《中國近世の罪と罰：犯罪·警察·監(jiān)獄の社會史》與慶應大學山本英史老師的專書《赴任する知県：清代の地方行政官とその人間環(huán)境》，這兩本書都是我非常喜歡的，從這兩本書里我獲益良多。

在這段時間里，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巴縣檔案盜竊類的閱讀中。然而，盡管我在這短短的三個月里讀完了一年的分量，但這與我最初的計劃和想象有著相當大的落差，我沒有預料到同治朝的案卷數(shù)量竟然如此龐大，這讓我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

盡管隨著閱讀經(jīng)驗的累積，我的閱讀速度有所提升，但離研究計劃的完成仍然遙遙無期。我開始逐漸轉移研究目標，但同時也因為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而陷入停滯。這是一段充滿挑戰(zhàn)和探索的旅程，每一步都充滿了未知和期待。

巴縣檔案是藏寶圖，每一次翻閱都能發(fā)現(xiàn)新的驚喜。最初，我只是想從中探索清代的物質消費文化，但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對竊盜犯罪的奧秘越發(fā)著迷。我發(fā)現(xiàn)，這些州縣的司法案件不僅記錄了物品的流動，還揭示了犯罪行為的種種動機和影響。于是，我決定轉向犯罪歷史的研究，這也與我個人的興趣和經(jīng)歷有關。

首先，我是美劇《犯罪現(xiàn)場調查》的忠實粉絲，多年來，我跟隨著劇中的偵探們，一起解開一個又一個的謎團。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可以直接把電視劇的情節(jié)套用到歷史研究上。我還需要學習一些犯罪學的基本知識，其中一本由湯姆·蓋許（ Tom Gash）所撰的《被誤解的犯罪學》（Criminal: The Truth about Why People Do Bad Things）給了我很大的啟發(fā)。他揭露了許多關于犯罪動機的迷思，包括偷竊犯罪，這也讓我開始用犯罪學的視角來看待歷史上的犯罪案件。

此外我還閱讀了一些犯罪學的教科書，學習了一些分析犯罪的方法。我嘗試著把犯罪學和歷史學的方法結合起來，重構竊盜犯罪的歷史。這樣的方法讓我發(fā)現(xiàn)了一些令人驚訝的事實，也顛覆了我們對犯罪史的一些刻板印象。

我回國后開始思考轉向探索犯罪史這個課題。我的研究助理，也就是本書的共同作者吳景杰教授，當時是臺灣大學歷史所的博士生，他正為博士論文的選擇與方向而苦惱。他已決定研究法律史，但尚未確定具體的主題。我便建議他嘗試運用巴縣檔案來探討竊盜的法律面向，他也欣然接受了這個挑戰(zhàn)，并順利完成了博士論文《法律、犯罪、社會：清代后期重慶竊盜案件的官員思考模式》。這篇論文以法律史為主，但也融合了法律社會史的視角。

他獲得博士學位后，在本所進行博士后研究，我們也因此有機會經(jīng)常交流，討論如何合作改寫論文與撰寫專書。他的博士論文是這本書的重要基石，他對這本書的貢獻與我不相上下。他的努力與成果也受到學界的肯定，在本所博士后期滿后，即受聘于淡江大學歷史系。

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完成，是因為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專書寫作計劃所提供了很大的經(jīng)費支持，計劃編號為109-2410-H-001-079，特別在此致上感謝之意。

我還要感謝許多曾為本書提供寶貴意見的師友，除了上述名單，還有葉文心、王國斌、劉錚云、伍躍、賴惠敏、邱澎生、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林文凱、陸康（Luca Gabbiani）、梅凌寒（Frédéric Constant）、孫慧敏、城地孝、Kim Hanbark、謝歆哲等。

最后還要感謝我的超級助理陳重方，他當時是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博士生，也是法律史學界的明日之星，已經(jīng)發(fā)表幾篇重要的論文，頗受學界期待。因為有他幫忙，讓我在身兼行政職務的同時仍然游刃有余。

有次和家父談起我正在進行的研究主題，他聽了后很感興趣。他還回憶起小時候看到老家的叔叔家，家后面是養(yǎng)牛的牛圈，有一天夜里牛圈的墻就被挖了一個洞，叔叔的牛就這樣被偷走了，這與本書中提到歷史上發(fā)生的案件如出一轍。

最后，這本書出版后的小小心愿，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夠將歷史犯罪學這一新興的研究領域逐漸推廣，讓更多年輕的歷史研究者投入相關的研究，進而豐富我們對歷史的了解。

巫仁恕　　　　

2024年 2月于南港“中研院”

目錄

導　論

第一章 清代竊盜法律的規(guī)范與懲罰

第二章 竊案處理流程與知縣斷案的考量

第三章 同治朝巴縣竊案發(fā)生的背景因素

第四章 竊嫌身份與犯罪動機的分析

第五章 行竊的類型與犯罪的過程

第六章 被竊事主的身份與報案選擇

第七章 從贓物來看地方的物質消費

第八章 犯罪與城市：城市竊案的分析

結　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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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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