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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梓新

2026年6月第一版 上海譯文出版社

編輯：劉宇婷

封面設計： 鄭林亦心

十二

UEA的校園在諾里奇這座城市的東邊，從停在路邊的私家車可以看出，這個社區有點老舊、沉悶。大部分車個頭都很小，車衣褪色，只有代步的功能性而沒有彰顯生活方式的感官調動力。伊頓公園是一座建立于 1928年的體育主題公園，有一個小型高爾夫球場，連接一大片綠地，還附帶一些網球場、兒童游樂場。中間有一個圓頂建筑，配一個長方形的大水池。拱衛那圓頂的一排建筑中，只有一家咖啡館稍微有點人氣，是運動者們憩息和老年人遛狗的駐扎地。

不是說童年潮州的風景和這里相似，但我仍然能感受到一種一致性，那種對長年不變的堅持、適應甚至自我捍衛，已經到了骨子里。能在骨子里沉浸一種文化的族群是幸福的，他們淡定，底盤穩，不能自拔。對于自身文化的缺點，會表面嘲諷但不會真正抱怨。就如英國人會嘲諷自己的天氣，但實際上他們早已離不開那種陰濕。而潮州人喝茶雖然導致了大量的食道癌病例，但人們仍然嗜茶勝過自己的性命。

人生是很奇妙的，有時拼命想離開一個地方，卻最終又不斷在另一個地方尋找和上一個地方的相似感。有人說，男女之愛也是這樣。

我見過那只金絲雀，在童年潮州的熒屏上。整支足球隊以金絲雀的色彩為基調，穿得黃黃綠綠在球場上奔跑，看起來有點滑稽，卻又好似英國人一本正經的幽默感。第一次來諾里奇這座城市的時候，我就去河邊的足球場外面，重新看了這只金絲雀，掛在諾維奇城足球俱樂部（足球隊名的習慣翻譯法是“諾維奇”，不是“諾里奇”）的隊徽上。在這一年里，它是我的主隊了嗎？

可惜潮州一直沒有一支像樣的職業足球隊。

踢足球，是我童年時唯一的反叛。父母這一代人是沒有足球文化的，他們最多在廠礦打過籃球。籃球場小，場地多。足球在學校管理者心目中，是一種危險的運動，那只皮球經過腿部的撞擊，它的飛行軌跡太不可預測了，可能擊打到遠處的某一扇玻璃窗。

但是，在 1990年意大利之夏之后，我和一群小伙伴都無可救藥地愛上足球。那個時候，廣東臺開始轉播英國足球，后來變成了英超。那些隊名、隊徽和隊服，對我來說就像是博物館：“女王公園巡游者”“布萊克本流浪

者”“謝菲爾德星期三”。我也想給我們的球隊起一個相稱的名字。我拿著一本英漢詞典，想翻那些有類似氣質的詞匯。

Shepherd，這個似乎可以，中文意思是“牧羊人”，一樣具備那種流浪、自由的氣質。可是當我們試圖將這八個字母的單詞印上球衣背面的時候，印號的店家收費很貴，而那套藍色球衣已經耗費了我們每人幾十塊錢，所以

大家讓步了，只印上了“SHD”三個字母作為縮寫。

球衣印好之后，有一個小伙伴提出對“牧羊人”這個名字沒有歸屬感，我們需要一個更容易叫喚的名字。很快就有一個球隊要和我們約戰了，他們的名字很容易記，叫“狂飆”，和他們的隊員一樣張狂。印上的字母已經沒法改了，我們只能圍繞 SHD做文章。最后還是我想出了，這是 Shadow（影子）的縮寫。所以我們又在球衣胸口左上側印上了“影子”兩個字。

“影子”和“狂飆”，好像是一對比較能交鋒的伙伴。我們要讓一路狂飆的對手只看見自己的影子而追不上我們，就像那個時候剛剛十八歲，橫空出世的曼聯邊鋒吉格斯一樣快。

西湖是潮州老城中心的一個小湖泊。在兒時的心中，它已經足夠大，因為我們從沒見過杭州西湖。北部是一個地面崎嶇不平的運動場，我們叫作“后廣場”。除了在學校，我們經常在那里進行足球賽，地面幾乎沒有草皮，大部分是黃土，連禁區線都模糊不清。球在上面彈跳的規律不可預測。我在那里進過幾個漂亮的球，但更多時候，是在烈日下徒勞地奔跑。父母認為那里碰見壞孩子的概率太大，又怕我受傷，不太贊同我去。那時，在潮州經常踢球的孩子被認為是讀書不好、會抽煙喝酒的“派仔”。后廣場的隔壁是露天游泳池，水不甚清潔，很多人傳說有沙眼病流行，加上小時候我一直不會游泳，就很少去。

西湖的中部是一道拱橋，稱為“虹橋”，那里是西湖的正門。 1927年初秋，革命軍從南昌起義之后撤退到這里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一樣看見正門的牌匾。他們選了虹橋對面靠近湖心亭的一座三層西洋式小樓，叫作“涵碧樓”，在里面辦公。涵碧樓那時才建成五年，在潮州一眾傳統古建筑中別有風格。選擇撤退到潮汕，是當時中央指揮層的想法。他們隱約覺得潮汕靠近出海口，可以和共產國際資源連通，敵人的防守兵力也不算過于強大，于是否定了部分將領想將部隊帶往湘贛山區的想法，決定從江西南部通過梅州客家地區，千里迢迢來到潮汕。

這個計劃在抵達潮汕之后一周左右就宣告失敗。周恩來等革命領導人最終從潮汕去往香港撤退，而起義軍主力在潮汕損失慘重。所以潮汕未能在近代軍事史上留下知名的戰役。

對于兒時的小學生來說，更具吸引力的是涵碧樓旁邊的兒童樂園。可惜里面各種設施我幾乎沒有玩夠過。父母總是說買游戲幣太貴了，讓我們克制消費。后來，旁邊的草坪上，有走穴的搖滾樂手搭起帳篷，收費入場。我在里面聽過一首《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不知道這樣簡單的數字也能稱為歌詞。但是那個樂手穿著潮州少見的北方棉襖，用嘶啞的嗓子唱著“埋著頭向前走尋找我自己，走過來走過去沒有根據地”的時候，我在他身上看見我不太常見的遠方，和與周圍的叔伯嬸姆不一樣的生活，他可以流浪，他衣著并不整潔，但他帶來一種噪聲很大的自我藝術，他用他的嘶喊和吉他換取一些生活的物料和繼續往前走的盤纏。

那個時候我無法想象流浪，僅僅在古詩文里讀過一場和潮州有關的流浪。公元 819年，韓愈從長安出發，望著地圖上的潮州，對他的侄孫韓湘作詩哀嘆：“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這場流浪，準確說是流放，走了半年多才到。韓愈卻沒有想到，在潮州任職八月，“瘴江”最后被命名為“韓江”，而韓江上的古橋，最后以為他寫詩的侄孫韓湘命名，稱作湘子橋。如今，我也成了一名流浪者。更恰切地說，是在英文這門語言里流浪。

我在英文中探索屬于自己的語感，像在一片從未涉足過的原野，留下自己的腳印。我從未想象過在一門陌生的語言里，可以有自己被聽見的一點聲音。在倫敦和 UEA之間，我每周有三天處在非常奢侈的自由時間里，上兩節大課，和其他寫作者推敲文字。然后退回到自己略微潮濕的充滿鄉村感的房間，做一名孤獨的寫作者。窗外在晚上準時亮起的高高路燈，肩負任務疾馳而過的夜車，燈下慢慢在拼湊的英文字符，桌上的零食碎屑，組成了很多個夜晚。

英文詞匯匱乏，描寫感、節奏感無法建立的時候，總讓人沮喪。有些時候，需要有一個突然的開頭，好像水龍頭擰開的姿勢對了，就能順暢地流出水來，否則只能干巴巴地滴下一兩滴。在忽然讀到一些自己很欣賞的英文作品的時候，就像過了一層潤滑劑，創作神經也會變得滋潤而有彈性一些。我看了丹麥女作家托芙·迪特萊弗森（Tove Ditlevsen）的“哥本哈根三部曲”其中一本《依賴》（Dependency）的前兩頁，忽然就進入了一種通感，但先涌起的，是眼淚。

情感總是先于文字涌起，然后再尋找文字逃逸出去。英文寫作居然像是我的情緒開關，讓我在習以為常的、龐大建構性的中文下，慢慢發現那個脆弱的、更可以和人連接的自己。過了一段時間，我驚奇地發現，自己在寫中文的時候，居然也想用英文體會一下自己的感覺，體會一下周邊的環境，再構思開始的句子。雖然，英式英語的標點符號、段落格式，我仍然搞不清楚。

直到上課以后，我才知道英式的引號主要是單引號，一切在美式英語和中文中使用雙引號的地方，在英式英語里面是單引號。而中文使用單引號的地方，比如在某句說話里面的引號，英文則要用雙引號。然后，在不同的使用場景，句末的句號或者逗號要不要放在引號里，還有不同的講究。此外，英文沒有書名號，書名都用斜體表示。這些細節，連同一些細小的語法問題，時不時地困擾我。

當然，我也學會了放寬心。當我的作品提交之后，老師同學都會更多從語言、敘事、節奏等進行總體的評價。他們會用逐行點評（ line editing）的方式，指出一些他們覺得很小的不妥之處，并說這樣只是想讓你的表達更自然一點，沒什么大不了。如果以后要出書，編輯也會幫你做這樣的事的。

我就這樣被保護著，半睜著眼睛往前沖，好像進了一個主題樂園，坐上“激流勇進”或者過山車，身體的動力已經不受我控制。我能感覺到在英文的寫作世界里，我就像一個不考慮太多、橫沖直撞的青少年。

在諾里奇，我租住在一個沿馬路的、小草坡上的平房。之前它是給群居的中國留學生住的，設施有點老舊了。有一次浴缸里出現了一只蜘蛛，幸虧我從未試過在那里泡澡。另一次，陳舊但是火力卻很猛的烤箱里面起了明火，大概是烤香腸溢出的油燃燒了起來。知道這只是短居的我，盡可能地簡化生活用品。我只有一個小小的電磁鍋、一個炒鍋，好像回到大學剛畢業時的單身狀態，去開展一種盡可能簡單的生活。

房間有一條長長的通道，依次通向廁所、廚房，然后就是大門。它們都是一種湊合能用的狀態，永遠也不會顯得干凈、光鮮，就像我對生活中大多數事物的標準。很偶爾，我會坐在床上，換一種寫作姿勢，試圖挽救又一個沒有啟動真正寫作的上午。但偶爾好不容易培養的狀態又被突然的侵入打亂，門上的金屬小翻板發出了讓人不愉悅的尖利聲，有人又從大門的信件門縫塞進來幾份垃圾廣告。這種廣告投遞方式在英國生活中屢屢出現。

只是寫字的生活很快顯得蒼白，除了在簡陋的書桌前糾纏于推敲文字的喜悅和痛苦之外，要構建一個像倫敦家里一樣溫暖的、能夠有幸福感的生活幾無可能。唯一的解法是烹調一些快速而又有熟悉感的食物。細條米粉可以從叫作 Ocado的電商 App買到，當然，接近于粿條的干粉條也可以。在食材匱乏的諾里奇鄉下，我的救星是一瓶馬來西亞生產的多利牌炸蒜粒。標簽上用紅字寫著“ Dollee Fried Garlic”，在諾里奇當地的亞洲超市也可以買到。

很難描述潮州人對在湯里放炸蒜粒這種配料而產生出來的獨特香氣的迷戀。它能使一鍋平平無奇的米粉湯瞬間變得充滿家鄉感。被油炸過、風干濃縮過的蒜粒，在大火高溫的湯水翻滾下釋放出它本來的香味，如果配以魚露，記住不是鹽，它的咸香會激發得更好。魚露也是可以在倫敦買到的，很難說它究竟是潮汕人帶給泰國人的，還是泰國人傳給潮汕人的，總之，海外的魚露都是泰國產的。但我敢保證炸蒜粒是潮汕人傳給東南亞的。全世界除了潮汕人，我幾乎沒有看過別的地方在面湯或者米粉湯里放這種配料。然后，如果嫌湯太素了，可以加上蝦仁。這已經是英國超市能夠買到的不多的適合煮湯的蛋白質類，雖然價格略貴，但是大多數英國的豬肉和牛肉都不適合用湯煮，它們會產生令人討厭的混濁泡沫。

另一種可以在英國直面鄉愁的食物是粿汁。這種潮汕食物在海外也變成泰國或者越南生產，不過包裝袋上一般會有紅色中文字寫著：潮州粿汁。粿汁皮是呈三角形的米制類薄片。傳統的做法是一定要在熬成略帶白色混濁感的湯汁里，放上新鮮的蔥珠朥。所謂蔥珠朥，就是將小蔥剁成小段，然后用油慢火煎，變成一小鍋顏色發黑發亮，但是蔥味已經和油香高度混合的配料——它看起來像是配料，但實際上它又扮演了粿汁的靈魂，因為白色的粿汁皮基本是無味的，最多可以加一點鹽。它的香氣主要都來自蔥珠朥，即使在放上蔥珠朥之后，人們還可以加上豬腸、鹵蛋、花生等澆頭，但誰也無法否認蔥珠朥的代表性靈魂作用，在粿汁這種小吃里面只有它是無可代替的。

我試圖在沒有明火的英國爐灶上熬制蔥珠朥。英國的蔥不算是小蔥，香味不夠。而我對熬制的火候其實也沒有經驗，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蔥燒得過焦，有時又掌握不好蔥和油的比例。但無論如何，當把熬制好的蔥珠朥灑在已經盛好放在一旁的粿汁皮上，它們之間電光石火般的相逢，那種噼啪作響的氣勢，已經讓我感受到潮汕的儀式感。可能我的手法還不正宗，這種食物，除了我，家人都不特別青睞。但是，在 UEA的鄉間，它又是一道不用靠肉食就可以拯救思鄉胃的簡單食物。我偶爾把它配上學生會超市二點九九鎊的日本小壽司，就可以打發一頓晚餐。

盡管身在遙遠的九千多公里之外，潮州的元素仍然在我的生活中不時浮現。整個諾里奇，我只碰到過一位潮汕人，而且她還是在 UEA畢業后在這里定居的。她心靈手巧，已經進化到能自己在家做潮汕的各種粿，我一度想邀請她到倫敦開辦做粿工作坊。紅桃粿，菜頭粿，都是對潮汕游子具有極大殺傷力的代表食物。

在枯坐的寫作之外，我也嘗試一些運動。只是，在上海的時候因為踢球引起的兩次運動傷害，讓我對足球的激烈對抗心有余悸。我還能像兒時那樣在西湖山后廣場踢球嗎？我不知道。在 UEA的體育公園（ SportsPark），我注意到一張海報，上面是一條年老的腿和一個足球，標題寫著“Walking Football”（散步足球）。一個球員如果在足球場上散步，會被嘲笑為不職業，而在“散步足球”這種游戲里，不能跑步，只能散步。

巨大的好奇讓我出現在周二那天的足球場上。十幾個隊員，都是花白頭發，他們看著我，好奇我會愿意來參加這樣一項老人運動。的確，如果不注意我的白頭發，只看著穿著球衣的我，會覺得我應該繼續去和年輕人比賽。中年人就是這樣的尷尬啊。不過這群老年人還是很友好地邀請我加入。

可是比賽一點也不輕松，有一個年輕的裁判專門在場上盯著我們的腳。如果雙腳同時離地，就會被判犯規。沒有了助跑，大力射門的難度加大了，而雙方的守門員都老當益壯，我嘗試了幾次射門都沒有得手，反而在帶球的時候，因為顧忌犯規而顯得磕磕絆絆。顯然，我暫時還不屬于這個游戲。

幸好我發現了匹克球（ Pickleball）這種運動。在體育公園的應用程序上，我注意到這項名字似曾相識的運動，便想去嘗試。 “Li, you play with Jane. Against Bob & Stephanie.”（李，你和簡一起對陣鮑勃和斯蒂芬妮。）穿著多巴胺色絨粒運動上衣的伊馮娜（ Yvonne）站在那里分配對陣，手里的小本子是當天報名的隊員名單。她眼鏡下目光一瞥，幾分威嚴透過鏡片而來，語氣上卻有一絲暖意。

長長的場邊板凳上，堆滿脫下來的外套、水杯，十幾個隊員或站或坐，大多數是五六十歲的女士和先生們，有的看起來年齡還更大。

六十來歲的伊馮娜掌管著這兩個小時的秩序。四塊場地上，哪對和哪對雙打，打多少分鐘，打完之后勝者和敗者是不是要拆對重組，都由她說了算。我來的時候，她瞅了瞅那個小本本：“Are you Li?”（你是李嗎？）

“Yes.”我心想，也好，她選了我名字中容易叫的姓。也可以，和 Li同音的 Lee也是英文名字，這樣其他人叫我都容易稱呼，又不至于啟用 Tony這個和我毫無關聯，是中國人為了讓外國人方便發音的“后殖民”心理的“領養名字”。事實上，整個在 UEA的這一年，我從未使用過 Tony，這個在 1994年世界杯的時候看著球員名單突然想采用的英文名。我一直用的是拼音 Zixin，盡管大多數老師同學不能標準發出這個讀音，但這仍然是我作為寫作者主體性的堅持。

從第一次擊球的感覺起，我就喜歡這個運動了。手里像握著廚房里的一塊小砧板——用一種彈性頗高的碳纖維制成，拿起來不重，擊打起球來蹦蹦脆的，手臂還要隨著用力揮一大圈，所有的情緒都可以釋放掉，不像打乒乓球時對發力還要有所顧忌。對方的來球，可以彈地一次或者不彈地，不像不能落地的羽毛球救球那么傷膝蓋，又不像網球那樣彈性太大而不好控制。總而言之，它就是在羽毛球場地用乒乓球拍打網球。

伊馮娜訓練我回網前的小球。她定了 1—9號九個位置，把球依次喂到這些位置，然后我要快速移動到每個位置把球準確回到對方網邊一個叫“ kitchen”的區域。我回了幾組，大概是有些乒乓球的基礎，效果還不錯。于是我就被分配去比賽了。

簡是我搭檔的第一位伙伴，她有栗色的齊耳短發，笑容燦爛，看起來五十多歲的模樣。她教我發球和如何計分。我一開始搭檔的大多是像簡這樣上了年紀的女士。我曾暗暗擔心她們在場上會跑不動或者扭傷，結果她們比我還靈活。我不知道中國人為什么總要把“我老了”掛在嘴邊，心理上的衰老比軀體上來得更快一些。頭幾次，他們也好奇一個中國“年輕人”為什么出現在這里，打一種曾經被人蔑稱為“老白男”最喜歡的球類運動。每一個隊員在開球之前，都會主動和我介紹他們的名字。

打多了幾次，我就記住了他們的名字，只是職業上還比較模糊。唯一問過職業的是鮑勃，他是一名退休電工，每次都穿一件頗顯身材的緊身尼龍運動衣，七十多歲了但是每周打兩次匹克球兩次羽毛球。他笑臉里有一種花花公子式的撒歡，年輕時應該也是一名帥哥。他的發球極其刁鉆，像我們這些新手接起來很費勁，球打得不好的時候，他會大叫一聲。不過他對新手說話一點都不像發球那樣有壓迫感，還經常會指點我怎么提高。

每周一五點下課，我就趕緊收拾書包往體育公園疾走。雖然有些創意寫作班的同學提議周一課后一起去喝酒繼續交流寫作，因為只有上課的當天人最齊——有一半同學是兼職學生，有幾個全職同學又住得不近，每周只來學校一兩次。可是，上課燒完腦后，匹克球對我的吸引力大過繼續討論文學，在被“ register”（語體）、“ syntax”（句法）、“ genre”（體裁）等文學詞匯風暴了一下午之后，我需要用肢體和擊打去完成另一場對話。

球場上也是我學習英文的地方，我掌握了幾個常用的術語。比如，雙方打得有來有回是 rally，想吊高球偷襲對方后場是 lob，如果發球沒到指定區域是 short，這場沒輪到你上是 sit o.。如果一場比賽太勢均力敵，贏家會在網前安慰輸家說，It could go either way（本來勝負難料）。

寫作和匹克球，居然成了我在 UEA最沉浸的兩種運動。一筆一畫和一板一球，其實是一樣的，寫下去和打出去的時候，有時就是憑直覺，沒時間想太多，先寫（先打）了再說。運動后的大腦總是有一點麻木和空白，就像讀過了太多的英文小說，每個毛孔都在吸收，靈魂卻用來飄蕩。

我因為匹克球而告別了足球。這是我在這一年里不亞于寫作語言切換的最大的變化。就像離散到東南亞的潮汕人，慢慢用“哥啤”（Kopi，也就是咖啡）取代了工夫茶。

有些不熟悉的同學甚至會問我，你是用中文先寫再翻譯的嗎？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點冒犯，好像他在懷疑我的英文寫作能力。事實上，英文母語的作者幾乎從沒有想過自己會用第二語言創作。唯一的例外是愛爾蘭作家薩繆爾·貝克特（ Samuel Beckett），他用法文創作了敘事性三部曲。他的代表作《等待戈多》也是先以法文創作，再譯成英文的。

他在 1937年給友人阿克塞爾·考恩（ Axel Kaun）的信中談到這個問題：

正式的寫作英語對我來說越來越困難，或者說沒意義了。我的母語越來越像一副面紗，需要被撕開才能得到藏在它背后的東西，哪怕有時背后什么都沒有……為何文字表面那糟糕的實體性就不能被消解呢？

貝克特認為用第二語言寫作能夠使他注重于清澈性（clarity）和準確性（ conciseness），去掉母語英語華而不實的寫作風格。用法語寫作給了他一種新的人格，一種法國化的人格。而當他的《等待戈多》出版英文版的時候，他重新面對原本的語言，進行了一種語言上的自我翻譯。他認為作者性其實就是一種翻譯，是把作者最終極想表達的東西選擇合適的語言傳遞出來的過程。

用一種不熟悉的工具去生產，人會變得專注而細心。用一門陌生的語言，更能讓人去掉修飾，還原內心的簡單。用英語去寫潮州，它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直指本質。當我過于習慣在一個所有人都知道共同語義背景的情況下去講述潮州，我會習慣性陷入一種集體框架的敘事，好像父輩的生活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經歷過的事——饑餓、上山下鄉、下崗、退休。父母講起這些事情，往往也覺得個人的小故事在這些大的時代里無足重輕，無非為那些年代所有人的共同經歷多了一個微小的個例。

而英文寫作，讓我意識到每一個人這個微小宇宙的獨特性，它的所有細節，無論是漩渦的模樣、星云的形狀或吸入黑洞的感受。每一個宇宙都應該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能因為銀河系的浩大而忽略每一個小宇宙的存在。當我向完全不知道中國歷史框架性敘事的讀者描述潮州的時候，我能感受到我回憶中的每個個體都掙扎著站了出來。只有當他們充分展現了自己的個人性，這樣所謂的“創意寫作”才能成立。我很遺憾自己不能經歷或者記得更多的細節。很多的瑣事，被他們在向我講述中自我消減了。

講述往事這件事，反而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媽媽不會做太多的自我刪減。她的記憶力很好，幾十年前的細節還歷歷在目。她也不太會思考大的社會背景。而爸爸，往往需要在我問非常具體的問題時才能啟動一些細節回憶。他的回憶是被思想總結過的，一種和解過的安放，像冰箱里一團凍得太久的肉，紋路都看不清楚了。

當一個城市，被用另一種語言去描述，它也取得了屬于它自己的世界性。它不是僅僅被單一國家話語體系塑造的形象，它也有自己的全球性舞臺。特別是潮汕、潮汕人發生的故事，在數百年來的歷史中，一直是非常世界性的。對它的記錄，不能停留在單一的中文環境里。不然，它只是中文意義上的三線地區想象，政治課本上的一個經濟特區的名字，社交媒體 App上一個旅行種草目的地。它背后更廣闊的歷史淵源、美學和豐富的世界互動性，還遠未被更多人所認知。當我用英文寫潮汕的時候，有一種把潮州放回整個世界敘事的感覺。我們要把潮汕的世界性，從中文的單一描述里釋放出來，交換給更廣闊的世界，由更多人去用不同的語言敘述。

這一年，我把自己扔進陌生語言的海洋里，就像我的先輩一樣“下南洋”。

作者簡介

李梓新，廣東潮州人。中英文非虛構寫作者。先后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倫敦大學學院（UCL）。2024年以優等學位畢業于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UEA）創意非虛構寫作專業。曾從事媒體工作多年，2011年創辦“三明治”寫作平臺至今，推動大眾寫作教育和出版。2014年發起潮汕文化活動品牌“聽潮”，舉辦至今。

圖書簡介

神明與食物、抽紗與記憶、語言與離散、內陸與海洋，離開故鄉的我們，該如何面對自己的來處？

潮汕，自古一直是內陸敘事和海洋敘事的交匯點。它和東南亞之間的民間航船路線持續數百年。覆蓋在歐美中產階級家庭的餐桌上的抽紗作品，是潮汕人貼補家用的最好來源。但從我記事起，這條通往海外的路已經不存在了。我不知道，潮州的海在哪里。

十九歲那年離開潮汕，在外成家立業。四十歲后，我像先輩一樣“下南洋”，入學東安格利亞大學學習創意寫作，試圖用英文描寫離開甚久的故鄉，尋找自身的潮汕性。

這本書起源于我的家族敘事，又不局限于此。潮汕的日常食物、祭祀、抽紗文化，潮州古城里的風物人事，“潮汕”這個概念在全球化背景的外部延展，我以一種新的視角將自己、將潮汕放到不分疆域的全球化浪潮中去。

名家推薦

身為一位潮州人，李梓新的寫作讓我真切能感受到家鄉的一草一木。而作為一名潮州游子，我又能體會他所提及的潮州的世界性——“有潮水，必有潮人”，這是潮州文化在海內外落地生根，又不忘本土的跨地域凝聚力。

——陳平原/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

因為離別才會有故鄉的意識，才會敏感于自己的方言和母語。李梓新在長久的跨文化經歷中不斷回望，完成了一篇獨特而精湛的地方志，也是一個遠行者關于身份確認和精神成長的動人寫照。這部作品對漢語世界的非虛構寫作做出了具有突破性的探索。

——劉擎/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如果把寫作比喻為烹飪，李梓新的這本書無疑是最難的一種——把大量經歷過不同風干、陳年處理的食材和調料一并燴到同一鍋里，卻絲毫不顯雜亂：既有整體的融合感，又能在每一口里分辨出不同的風味層次，是一道值得慢慢咀嚼回味的菜肴。

——陳宇慧（@田螺姑娘）/美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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