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七章：抵制聯合收割機的努力

當然，聯合收割機并非威脅穆達貧窮村民生存的第一種機器。我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看到，使用拖拉機和卡車將稻谷從地頭直接運到鎮里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在一些村莊引發了英勇而成功的反抗。然而，聯合收割機造成的威脅遠為巨大。零星的反抗早在1970年就已開始，當時，從日本原裝機改裝后的第一批小型實驗機器在吉特拉鎮附近的農田實驗中投入使用。穆達農業發展局管理實驗的官員回憶了幾起暗中破壞的小事件，所有這些事件都是“惡意破壞公物” [365]。貧窮村民從機器里拆除了電池并扔到灌溉渠里；他們弄壞了汽化器和其他重要部件（如配電器和空氣過濾器）；他們把沙子和泥漿放進油箱；他們把各種物體（石頭，電線，釘子）扔到螺絲鉆里。這些暗中破壞有兩個方面尤其值得強調。首先，暗中破壞的目標絕非簡單的偷竊，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因為事實上什么東西都沒被偷走。其次，所有破壞行為都是由幾個人或小組在夜間秘密進行的。而且，他們受到鄉親們的保護，后者即使知道誰干的，在警察調查時也會宣稱完全不知情，結果，沒有任何人做出檢舉。夜間設置警衛看守聯合收割機的做法就可追溯至這些早期的實驗。

從1976年開始，聯合收割機開始報復了，農民的報復行動也同樣在整個水稻種植區蔓延。塞達卡較窮的村民還能回想起幾個事件，他們講述這些事件時依然帶有某種喜悅之情。比如，托·穆罕默德告訴我他清楚地知道如何阻塞螺絲鉆——在哪兒放入有倒刺的金屬絲或釘子——因為他的朋友們曾經干過。他拒絕太過仔細的描述，他說，因為如果公開談論那么他的朋友就可能遭到逮捕。蘇庫爾描繪了一個更具戲劇性的事件，在我到那里之前的兩個季，在距塞達卡南部幾公里的托凱村附近有一臺聯合收割機起火了。他說，有幾個窮人圍住馬來守夜人問他機器究竟是誰的。當后者回答說機器屬于一個中國企業所有時，他們命令他爬下來，然后給發動機和駕駛室澆上汽油并且點燃了大火。第二天有兩個馬來年輕人被逮捕，但是由于缺少證據而很快被釋放。村民還講了發生在斯朗庫村附近的其他幾起事件，如把大樹砍倒放在聯合收割機進入村莊或者到其他村的路上，以及螺絲鉆被電線卡住等。

盡管有極少數農民連一兩個事件也回憶不起來，我還是不費吹灰之力就收集到非常齊全的事件報告的清單。然而，沒有人能夠回憶起發生在塞達卡本地的任何此類事件。或許這只是反映了可以理解的避免他們自身引起注意的做法。在任何時候，這些暗中破壞活動都未達到19世紀30年代將脫粒機引入英格蘭時所導致的砸毀機器的水平 [366]。

在男性的個人和小群體還在襲擊機器的同時，為了對那些使用機器的農場主施加壓力，還出現了婦女靜悄悄地然而更具集體性的努力。那些通常來自同一家庭的男人和女人由于聯合收割機而失去了工作，但是，唯有婦女還有著實際的討價還價的力量，因為她們暫時還控制著插秧的工作。 [367]收割農場主土地的婦女群體通常也是先前耕種同一塊土地的那群人。她們失去了大約一半的季節性收入，因而可以理解其痛恨為那些在收獲季使用聯合收割機的地主插秧。因此，在塞達卡和整個穆達地區，這些婦女決定組織一次聯合抵抗行動，拒絕為使用聯合收割機的雇主提供插秧服務。

塞達卡五個這樣的“共享小組”中的三個顯然做了一些努力來推進聯合抵抗行動。那些由六到九名婦女組成的小組由洛斯妮（一個寡婦），羅吉婭（瑪·布揚的妻子）以及米麗婭姆（瑪·伊莎的妻子）領導。其余的兩個小組由塔杰丁和阿里芬的妻子領導，看起來并沒有卷進去，但是沒有一個小組同意為被其他三個小組當中的任何一個小組所抵抗的農場主種植水稻。洛斯妮、羅吉婭以及米麗婭姆的小組發起抵抗的原因還不是特別清楚。她們由來自平均水平比其余兩個小組貧窮，但也只是稍窮一些的家庭的婦女組成。同樣，前兩個小組大多數成員來自伊斯蘭教黨家庭，但這一點歸因于親屬和鄰里關系的程度和歸因于派系的程度本質上差不多，并且至少她們也經常聯合抵抗與自己同一政治派系的農場主。如果我們依賴當地關于反抗模式的解釋，那么多數人會認為洛斯妮和羅吉婭嚴重依靠雇傭勞動來養活家庭，而且與此同時她們是“勇敢無畏”的 [368]。

聯合抵抗的形式與迄今為止我所描述過的諸種謹慎反抗的種類差不多。在聯合收割機的農場主和他的插秧工人之間，并沒有出現公開的對抗。相反，這里的對抗是匿名的和間接的。婦女們通過調停者“讓人們知道”她們的小組對于失去收割工作的不滿，并且將不愿意為那些在前一季使用聯合收割機的地主插秧。她們還讓人們知道，如果聯合收割機在收割過程中壞掉，這個時候希望人工收割莊稼的農場主別指望先前的工人會幫他擺脫困境。1977年灌溉季初期，當實現這一威脅的時機到來之際，小心謹慎又一次占了上風。三個小組中沒有一個直接拒絕給那些上一季使用聯合收割機的人插秧。相反，她們拖延時間；共享小組的領頭人告訴那些令人討厭的農場主她們很忙，現在還沒辦法到他們的田里去。只有大約12個農場主曾在上一個收獲季使用過聯合收割機，因此共享小組有足夠的工作要做，她們忙著給那些尚未機械化的人插秧。 [369]插秧者因而公開了她們的選擇；她們避免直接拒絕插秧，那樣的話可能招致公開的決裂。與聯合抵抗的傳言緊密配合的是，那些被搪塞的農場主越來越感到焦慮——他們的水稻秧田正在錯過最佳插種時節，進而他們擔心在水源供應被切斷的預定期限前他們的稻谷還未完全成熟。看到自己空著的地塊旁鄰居新插種的稻田，他們的心里感到不是滋味。

在這場心理戰兩個多星期后——表面上的聯合抵抗從未真正宣布過——6個農場主“讓人們知道”，他們正在安排外村勞動力來為他們插秧。依據大多數人的講述，這6人是哈吉·卡迪爾、哈吉·沙利姆、托·卡西姆拉齊姆、卡米勒和西卡瑪赫，他們總共擁有將近100里郎耕地。他們聲稱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他們敦促當地的共享小組履行一項插秧日程的明確承諾，而且，只是被再次推托之后，他們才轉而考慮別的辦法。就此而言，聯合抵抗瓦解了。三個共享小組都面臨著背叛，因為婦女們擔心插秧工作會永遠屬于外村人。她們匆匆忙忙地放出話來，說將會在幾天內就開始插那些田里的秧。6個農場主有3個取消了讓外村人來插秧的安排，而其余的3個農場主繼續堅持先前的安排，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現在取消安排已經太晚了，亦或許是因為他們希望給這些婦女一個教訓。插秧者來自燕鎮（恰好不屬于灌溉計劃區域）以及更遠一些的新基亞鎮和默布克村。哈吉·沙利姆利用他相當的政治影響力同穆達農業發展局商定后，帶來一隊泰國的插秧人——這一做法他現在依然繼續著，并因此而被人恨之入骨。

通過集體行動阻止聯合收割機的短暫而且失敗的嘗試，是令人沮喪的或者自鳴得意的事后議論的主題，這當然取決于人們碰巧站在哪方的立場。除了其所表達出的喜悅或失望，這些事后分析唯有一次集中在這一結局的必然性上。由于機械化而所失甚多的人們意識到，婦女們不可能真正超出議論和威脅。由此，華喜德說，傳言中的聯合抵抗“只不過是個議論，而她們無論如何會去插秧的”。“她們能做什么？”他絕望地問道。托·穆罕默德也附和這一評價：“其他人會去做這項工作；一旦丟了這份工作，她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人們都很聰明”，蘇庫爾補充說，“如果你不想去插秧，他們就會奪去這份工作和錢。”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薩馬德宣稱，婦女們小心翼翼地不破釜沉舟，并且只在大農場主聽不見的地方談論聯合抵抗。最后，哈姆扎以同樣的口氣總結了婦女們面對的諸多可能：

你抱不抱怨都沒用。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根本贏不了。要是你開口，他們就不會雇你。如果聯合收割機壞了，女人們還得去給農場主收割水稻。如果你手頭緊，就不得不接受這份工作。如果你拒絕，如果你不去做，其他人會去做。只有那些有錢人才能夠拒絕。

我們不可能希求有關“經濟關系的無聲壓力”的更清晰的說明了。富人們不僅清楚這一“無聲的壓力”，并且還依賴于它。如同瑪·伊莎所說的，“他們什么都做不了，只是閑扯”。托·卡西姆在機械化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更高，因為他是一個機器經紀人，同時也是一個農場主，他意識到聯合抵抗永遠不可能實現，“窮人無論如何得工作；他們不可能長久堅持聯合抵抗”。勒拜·侯賽因說，雖然她們很生氣，對于聯合抵抗她們也只能是說說而已，因為她們需要錢。他用一句馬來諺語精確地總結了婦女們面臨的困境：“生大米的氣，就用大米喂雞”。最為切近的英語表達則是“損人不利己”。

如果從我們單一的村莊視角中后退幾步，就會看到更為廣泛和更不樂觀的模式。塞達卡的婦女共享小組在同一時期偶爾被雇用到30英里外的稻田插秧。洛斯妮告訴我，有一次一個來自塞迪蒂·班杜村——她們的共享小組正在那里插秧——的婦女告訴她，她們正在為之工作的農場主不再雇用當地的插秧工了，因為上個季度他用聯合收割機收割。得知這一消息以后，洛斯妮告訴那女人她“心里不舒服”，但是工作差不多就要完成了。 [370]非常類似的情形還會有很多，因而，從這一更加寬廣的視角出發，塞達卡貧窮的婦女不經意地充當了穆達地區其他村莊的“罷工破壞者”。這些村莊的婦女，或者和她們一樣的其他婦女，毫無疑問也破壞了塞達卡的聯合抵抗行動。我們在此處看到的是農民的階級行動功效折損的近乎經典的例證，特別是當這些行動通常被限制在一個相當廣闊的勞動力市場中的一個或幾個村莊里的時候。 [371]勞工聯合抵抗行動的類似嘗試發生在穆達大部分地區。穆達農業發展局指揮部的一位官員向我透露，他懷疑大多數地主，比如哈吉·沙利姆，申請允許引進泰國插秧工人，事實上是為了對付當地勞工的聯合抵抗。因為這些人多是大規模的農場主，他們就是最有可能在第一時機使用聯合收割機的那批人。有關聯合抵抗的議論當然非常普遍。因而羅斯瑪麗·巴納德提到一個距亞羅士打州首府不遠的村子，那里（在1978年）有“關于聯合各種力量在下一季度阻止聯合收割機的議論” [372]。在塞達卡，我也常聽到一些村莊的名字，據說這些村子把聯合收割機拒于田地之外。勒拜·彭德克說基蘭杜村北部依然使用人工收割。布基拉雅地區是伊斯蘭教黨的據點，這里的古班·哲萊村和其他村莊曾經聯合抵抗和搗毀機器以阻止聯合收割機的到來，它們經常因此而被提及。曼蘇爾說在北部的康港村，窮人“組織得更好”，并且手工收割依然占據統治地位。 [373]在附近的明關村，當一個大地主發現能夠馬上利用附近的聯合收割機，并因此試圖把他的已經集合起來的收割工人打發回家的時候，警察會被即刻召來以防止可能的騷亂。

然而，此種關系中最經常提及的村子是往北大約12英里的帕瑪當·布魯赫村。許多人說，由于窮人成功地聯合在一起，在甘榜這個村中聯合收割機尚未被使用。塞達卡的收割工人和插秧工人談到這個共同體時總是帶有某種近乎敬畏的表情，于是為了親眼看看，我決定到帕瑪當·布魯赫村走訪一趟。那天陪同我去的是阿明，他有個舅舅住在那兒。他舅舅自己耕種十多里郎土地，他告訴我們，他和大部分人現在都使用聯合收割機，而且聯合抵抗行動已經失敗了。只有當我獨自一人穿過稻田時，我才從一個小佃農那里聽到了略有不同的講述。他說，實際上帕瑪當·布魯赫村的“窮人”在三個季內阻止了聯合收割機收割稻谷，直到1978年。當我問到他們如何做到這一點時，他回答說大農場主們“害怕”。我問為什么他們害怕，他只是說golok putihputih，這個詞組或許可被譯為“彎刀在閃光”（或者非常鋒利）。或許他感到對一個陌生人已經無償地吐露太多，因而拒絕詳加描述，但他的談話已經很清楚地表明，暴力威脅是一個重要因素。帕瑪當·布魯赫村的另外兩個特征或許有助于解釋其在阻滯機械化過程中的相對成功。看起來村里有超過通常比例的無地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他們較多地依賴于工資。村里的領頭人同樣以不尋常的方式推進了窮人之間的團結。盡管他和大多數領頭人一樣出生于富有家庭，但他父親由于賭博欠債失去了幾乎全部土地，因而當前的領頭人自己也兼作收割工人。然而即使考慮到那些特殊的“有利條件”，帕瑪當·布魯赫村的成功也是相當短暫的。

塞達卡的那些試圖聯合抵抗和破壞機器的人們談到他們自身的經歷或者其他人相對的成功時，人們聽到的不止是灰心喪氣和悲觀絕望的老調重談，還有關于如果窮人更團結更有力地行動，本來應該（或可能）發生的就不會只是隱約閃現的念頭。因此薩馬德把帕瑪當·布魯赫村視為一種鼓舞：“如果我們在這里也做了同樣的事，機器就不會到來。如果我們曾經做了，事情本該好一些，但我們沒被組織起來。”羅吉婭自己把塞達卡的共享小組同帕瑪當·布魯赫村作比較時不無鄙視地說：“在這里她們根本不想堅持”，“如果她們都同意，如果她們罷工了，機器就不敢進村”。曼蘇爾是村子里少數幾個完全沒有土地的體力勞動者之一，他非常明確地附和了這種觀點。“這里的人沒有被團結起來；他們總是害怕并且只會跟隨有錢人；如果他們再強大一些，他們自身才能被發動起來。”當談話轉到總有一天插秧機會取代婦女勞力的可能性時，對當前不團結的類似評論連同可能團結起來的暗淡前景就再清楚不過了。巴克利說，如果此類機器進來，婦女們會為從秧田中每拔一小捆秧苗要價一美元，“這將演變成一場戰爭”，他補充說。伊沙克更加現實地指出，如果婦女們每捆要價1馬元，那么其他人將同意90分就去做，還有其他人會同意80分或70分，這就是“事情的結局”。

正如大農場主看到的，未遂的聯合抵抗行動是“說說而已”事實上只是“雷聲大雨點小”。這種觀點不無道理，因為聯合抵——抗行動從未公開宣布并且悄無聲息地瓦解了。拖延的做法和近乎似是而非的借口意味著，聯合抵抗自身的目標也可以被否定。然而，正如失敗者看到的那樣，它是朝向最終未能到達的正確方向的一種努力。他們對于自身的弱勢地位或者路途中的障礙并不存在任何幻想，但是，他們的確期望在別處一定程度的成功作為激勵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