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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

老正按：這篇文章有點長，全文3.4萬余字，為了方便閱讀，分為上中下三個部分。

之所以轉發此文，是因為今年是“文革”爆發與終結60周年。60年過去了，雖然反思的文章不少，但繼續反思仍然有意義。反思不能局限于那十年，建國后，乃至歷史更深處也要納入反思范圍。建國后時間不長就發生的“高崗事件”自然應該成為反思的重點時段。

這篇文章為著名黨史學者林蘊暉所作，對“高崗事件”既有史實的敘述，亦有精準的分析，對于了解那段歷史很有幫助。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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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蘊暉，1932年12月出生,江蘇省丹陽市人。1949年11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系。1988年評任教授、碩士生導師。1992年退休前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任教。1992年退休前為國防大學政工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 1995—1998年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聘為特約研究員。1999年以來，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總編輯。學術專長為中共黨史、當代中國史。

接：高崗事件始末（中）

高崗事件始末

（下）

最初建議中央作一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的時候，毛澤東并未提出召開中央全會的事。所以，劉少奇主持中央起草了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并經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以后，就等著毛澤東最后審定，然后就可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達了。

四中全會的方針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對決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給劉少奇和書記處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決議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據些和更明確些。參加修改的，有在這里的幾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著，毛澤東建議：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他說：中委大多數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數，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負重要責任的同志參加會議。此議是否可行，請你們考慮。如召開全會，時間以在一月下旬為宜。

關于全會的議程，毛澤東認為：議程可有三個：

（一）批準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二）決定于本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

（三）通過關于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毛澤東提議，報告請劉少奇做，事先寫好，有四五千字就夠了。

關于報告的內容，他提出可分三段：

第一段，略敘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恢復經濟，過渡時期總路線及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成績等事；

第二段，為了討論和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綱要，有必要于本年內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并述代表已經選出，只待文件準備好，即可召開；

第三段，將關于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要點加以敘述，請求全會討論和批準這個決議。

毛說：此報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寫成，如時間許可，請用有線電發給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開會，則時間完全來得及。

關于四中全會的方針，毛澤東明確說明，討論加強黨內團結問題的決議時，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他在信后專門交代說：全會應發一簡單公報，將三項議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關于第三項議程，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

１月８日晨３時，毛又另寫一封信給劉少奇個人，內稱：楊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時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帶有修改了的決議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議，請待尚昆到后會商酌定。

劉少奇接到毛澤東交楊尚昆帶回的信以后，于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商議召開四中全會的有關問題，決定將經毛澤東在杭州修改后的《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提交全會討論。劉少奇于15日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了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通知。16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報告：四中全會決定在1月30日開會，通知今日已發出。向全會的報告正起草中，大約1月20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時，毛澤東收到了高崗寫給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擁護和贊成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并說他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想于會前來杭州，與毛商量此事。對此，毛澤東1月22日致電劉少奇，說明收到了高崗的來信。他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高所要商量的問題，請少奇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為解除高崗的思想顧慮，毛再次交代了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他在給劉的電報中說：

"關于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一點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志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志事先商談，并和高崗同志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

毛還專門交代說：此電請送高崗同志一閱，我就不另復信了。

毛澤東在1月7日給劉少奇并書記處寫信建議召開四中全會的同日，又另給劉少奇個人寫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毛說：如各同志同意開全會，于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后，似宜接著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毛交待說：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并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并電告我一閱。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在準備向四中全會作工作報告的同時，對自己在全會上要作的自我批評也進行認真準備。1月16日，他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除說明四中全會的開會通知已經發出外，對這兩項準備工作的情況專門向毛作了報告，內稱：向全會的報告正起草中，大約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F將我準備在全會的檢討發上，請予審閱和修改。這個檢討已經周（恩來）、陳（云）、彭（德懷）、鄧（小平）諸同志審閱修改過。其中有幾處地方不是檢討，而是辯護，因為有人對這些地方進行過激烈的攻擊，稍加辯護，似有必要。但這樣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擊。如果有人要攻擊，就要讓人攻一下，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好，如何？請主席指示。

鑒于毛澤東確定的四中全會主要是正面強調黨的團結，歡迎犯錯誤的同志作自我批評，而不開展批評的方針；以及毛澤東交待與高崗談話的任務。劉少奇約周恩來、鄧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3日，又約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一起，找饒漱石談了話。向高、饒二人闡明毛澤東確定的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希望他們對自己的錯誤向全會作徹底交代和深刻檢討。

在此期間，劉少奇再次對四中全會的各項文件進行修改，于1月下旬著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專程赴杭州送毛澤東定奪。1月27日，毛澤東對四中全會有關各項事宜最后拍板。他在當日寫給劉少奇及書記處的信中說：關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見，請尚昆同志向你們作報告。1月29日，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聽取從杭州回到北京的楊尚昆介紹毛澤東對召開四中全會的意見，以及對劉少奇在全會上的報告和《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修改情況。這樣，召開全會的各項準備全部就緒。中央書記處決定四中全會于２月６日舉行。

七屆四中全會經過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全會的正式中央委員35人，候補中央委員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9人。列席全會的黨、政、軍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52人。毛澤東在杭州休假未出席這次中央全會。

劉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委托主持會議并向全會報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著就有關增強黨的團結問題作了長篇說明：

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正在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比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更深刻更廣泛的革命，包含著極復雜尖銳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那些已經被打倒的階級決不會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將被消滅的階級也決不會沒有反抗，他們中的堅決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國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起來，破壞我們黨和人民的事業，企圖使反動統治在中國復辟。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壞我們黨的團結，并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并說：我們黨內產生過陳獨秀、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歷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后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中央政治局認為應當嚴肅地指出：對于黨最危險的，乃是敵人在我們黨內制造分裂，制造分裂活動，利用某種派別（如果敵人真能造成一種派別的話）作為他們的代理人的危險；因為敵人和我們同樣明了這個真理：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因此，我們的任務絕不是用萬事大吉的精神來解除全黨的警惕性，而應當是相反，應當用階級斗爭的現實和歷史的教訓來提高這種警惕使全黨處于清醒狀態，并且用增強黨的團結的實際行動來答復敵人的陰謀。

劉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這個時候向全黨提出增強黨的團結的問題，絕不是無的放矢，是考慮到黨外黨內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黨內相當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夸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別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只要這種人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黨的堅決的制止，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有絕對的責任，哪怕只是發現了這種狀況的萌芽，就必須敲起警鐘，動員全黨來克服這種危險，并要求犯有這種錯誤的同志迅速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

劉少奇最后說，為了增強黨的團結，必須堅決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為此必須充分發展黨內民主，充分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全黨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他強調"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中曾經號召全黨同志提高嗅覺，'對于任何東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鑒別其好壞，然后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這仍然應當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朱德、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44人在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從不同角度對高崗、饒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們回頭是岸，立地成佛。

朱德批駁了高崗散布的所謂"黨是軍隊創造的"謬論，強調指出：軍隊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建設和發展起來的，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戰勝敵人的。黨是軍隊的領導者，軍隊是黨發展革命和鞏固革命勝利的工具。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軍隊。全軍每一個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都要忠實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和人民的工具。

周恩來指出：要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做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反對分散主義、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等等，要特別著重地反對黨內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中滋長著的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以避免這樣的干部一步一步地發展成為資產階級的個人野心家，或被這種野心家所利用。

陳云更是開門見山，他說：保障黨的團結，防止黨的分裂，其責任主要是在高級領導人員。我黨是經過幾次分裂的。張國燾等人都搞過分裂活動，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取得了勝利。現在四中全會重新提出一個決議草案，號召增強黨的團結，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張國燾這樣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現的。在勝利了的國家里頭，有電影，有照片，開會時熱烈鼓掌，閱兵時可威風啦?；疖囌練g迎的時候，送鮮花，夾道歡呼。物質享受是很具備的，很可以腐化。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我們對于執政以后黨內的狀況是不能盲目樂觀的。我們不能保證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們可以想方法使亂子不鬧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時候，亂子鬧得大不大，我看關鍵是在幾百個高級領導人，首先是在座諸公，穿黃衣服的，穿黑衣服的，黨頭、政頭、軍頭這幾百個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鬧成大亂子呢？那也決定于這幾百個人。只要這幾百個人頭腦十分清醒，革命勝利就會有保證。他最后強調：我們要嚴守黨的制度和黨規黨法，發揚黨的優良作風，那黨就有保證了。靠別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們自己。

全會經過認真討論，完全同意劉少奇的報告，一致通過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樣，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實際上就把高崗的問題端了出來，明確點出了高崗問題的性質是分裂黨、是個人主義野心家。

2月10日，是四中全會的最后一天，劉少奇對會議作了結論，然后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在七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高崗攻擊劉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作了尖銳的批評，對劉少奇為顧全大局在全會上作的自我批評，說了一席公道話。他說：毛澤東同志提倡對黨的任何負責同志（毛澤東同志經常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批評，但是這種批評必須根據黨的原則在一定場合下進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這樣的批評是應該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負責同志過去經常講到這一點，他們是歡迎別人批評的。但是不能允許這樣的言論發展到黨的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鄧小平指出：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志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評里講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對資產階級問題，雖然我沒有見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

當時的情況怎么樣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采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后，就是本著中央的精神，抱著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所以，我認為少奇同志的那個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于富農黨員的問題，不過是早一點或遲一點發指示的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我說有些流言是超過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限度的，不但從組織方面來說不應該，而且有些變成了無稽之談或隨意夸大這種現象是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

鄧小平在資產階級問題上為劉少奇說的這一席話，不只是對高崗的揭露，在黨內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黨內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論是非，而且闡明了一條真理，即：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以后，各項政策的正確，錯誤，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點，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當時，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的工業生產。遺憾的是，這一點在當時并未在黨內形成共識。

揭發高、饒的座談會

就在毛澤東于1月22日明確回絕高崗來杭州談話的要求后，高崗無奈于25日分別向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就自己的問題作檢討和解釋。在四中全會上，高崗、饒漱石雖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評，但不愿向黨交心，企圖表面應付過關。這樣，四中全會結束以后，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兩個座談會，進一步揭發他們的錯誤事實，繼續對他們進行教育挽救。

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舉行高崗問題座談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16日周受劉少奇的委托，在會上轉告了劉少奇對高崗15日檢討的意見，并介紹了高崗進行分裂活動的有關事實。會上有43人作了發言，尤其是陳云發言中證明高崗向他活動要當黨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崗甚為驚恐。會議進行到第三天（17日），高崗在住處觸電自殺（未遂）。

17日晚，劉少奇先后主持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周恩來報告本日午后，高崗自殺未遂的情況和對高的緊急處置辦法。政治局會議批準了周恩來提出的各項辦法。

2月25日，周恩來在座談會上發言。他說：在這次關于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根據高崗的發言及其自殺未遂的行為，并綜合43位同志的發言及其所揭發的材料，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認識，即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個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圖失敗以后，他就走上自絕于黨和人民的絕望的自殺道路。

周恩來列舉了高崗分裂黨的活動的主要表現是：

一、在黨內散布所謂"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以制造"軍黨論"的荒謬理論，作為分裂黨和奪取領導權力的工具。

二、進行宗派活動，反對中央領導同志。從1949年起，高崗即將中央領導同志的某些個別的缺點和錯誤有計劃地向不少人傳播，后來更將這些個別的一時的而且已經改正的缺點和錯誤說成是系統的錯誤，到處傳播，有的更抄成檔案，作為攻擊材料；同時，加上種種無中生有的造謠誹謗。

三、造謠挑撥，利用各種空隙，制造黨內不和。

四、實行派別性的干部政策，破壞黨的團結，尤其是對干部私自許愿封官，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和企圖騙取別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

六、假借中央名義，破壞中央威信。

七、剽竊別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八、在中蘇關系上撥弄是非，不利中蘇團結。

九、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高崗假裝舉著毛澤東的旗幟，偽造毛澤東同志的言談，積極反對兩個中央領導同志（注：劉少奇、周恩來），假裝推戴另外兩個中央領導同志（注：陳云、鄧小平），同時提出自己作為黨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高崗的一切陰謀的本質便被最尖銳地暴露出來了。

除了上述分裂黨和奪取權力的陰謀活動以外，根據大家揭露，高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來指出，從以上所舉高崗的主要活動來看，高崗是如何卑鄙地從一個共產黨員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墮落到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圖按照他自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面貌來改造我們黨和國家。

他進而分析說，高崗之所以進行分裂黨和企圖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卻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國勝利后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蝕我們黨的一種反映。他的嚴重的罪惡的活動如非中央及時地加以發覺和堅決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黨和人民事業遭受重大損失。

最后，周恩來結論說，高崗的罪惡已經勾銷了他對革命斗爭所曾作過的局部的貢獻，證明他過去參加革命斗爭的動機是不純的。在他身上，資產階級的個人野心完全壓倒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為人民服務的始終不渝的耿耿忠心。

周恩來的這個發言，是經過毛澤東審閱并修改過的。毛在2月28日給劉少奇并書記處的信中說：恩來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發言提綱經胡喬木、陳伯達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這些修改，請你們考慮酌定。周的發言提綱中講到高崗的個人主義黑暗一面處，其中："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瑫r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就是毛澤東親筆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于3月1日批準了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的《發言提綱》作為向地委書記和解放軍軍黨委以上作口頭傳達時的材料。

3月26日，東北局召開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周恩來受中央委托在會上作關于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高崗、饒漱石問題以及初步結論的傳達報告。周恩來詳細介紹了高、饒進行反黨分裂活動的主要事實，批判了高崗的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并明確說明：高崗的錯誤已經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組織錯誤，也不是黨內嚴重的路線錯誤，他已走上分裂黨、反對黨的道路，變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家。

東北地區高干會議開了一個月，于4月25日結束。與會同志表示："堅決擁護七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劉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委托在全會上所作的報告"；嚴肅、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崗反黨反中央的活動。林楓、羅瑞卿等在會上作了發言。林楓根據會上揭露的事實作結論說："高崗已經是黨的叛徒，人民的公敵，他的滔天罪行，實為黨紀國法所不容。"會議于4月24日通過《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干部會議關于擁護七屆四中全會和討論高崗、饒漱石問題的決議》。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了這個決議。中央于5月4日將這個決議和林楓、羅瑞卿在會上的發言批發各中央局和省、軍級以上黨委。

高崗在4月29日寫的《我的反省》中，雖然承認了他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圖把少奇同志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但對四中全會的結論拒不接受。1953年7月，高崗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聽取蘇共中央關于貝利亞事件的通報，深知人民公敵以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等結論的嚴重性。最終于1954年8月17日，在東交民巷8號他的住處吞服大量安眠藥，再次自殺身亡。

在高崗問題座談會舉行的同時，中央委托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座談會共開了七次。到會的有華東在京干部與調京干部及中央各部與饒工作有關的同志26人。主要是對證饒所犯錯誤的事實；聽取饒的自我批評。

饒漱石在2月23日的檢討中，只承認對劉少奇有不尊重，并沒有反對劉少奇的問題；只是客觀上與高崗反劉一致，并無實際上的聯系。他說：過去和現在，在方針、路線、思想、政策、組織原則等問題上，我對劉少奇從未有過任何懷疑或有過任何不同意見。而只有當我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情緒向上發展的時候，在對個別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劉少奇在一個時期內有過個別的不同的意見。這就是在對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來對安子文的看法上，我與少奇有過不同的意見，由對他不尊重發展到公開對他表示不滿。在張秀山發言的問題上，我又在客觀上給人以支持張秀山來反對少奇的印象。而恰恰在對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這幾個同志有宗派主義成見這一點上，我與高崗是一致的；我在處理組織部問題上曾經對劉少奇不尊重，在個別場合甚至發展到對劉少奇感情用事，蠻橫無理的地步，這又恰恰與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宗派活動不謀而合。由此而引起許多同志對我的猜測，以為我是全面反對劉少奇；以為我是反安為名，反劉是實；以為我對劉少奇的態度與高崗反劉的宗派活動必然有其密切聯系；以為我為先鋒，高在幕后；甚至有個別同志以為我在這個問題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請求中央據實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結論。

陳毅在當天的發言中揭露說：在四中全會之前，我到饒漱石家和他談了七個多鐘頭，他親自對我講，他有兩種投機：一種是投主席之機，因為他錯誤地認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關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劉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種種行為和言論反對劉少奇；又一種是投高崗之機，他看到高崗的威望高能力強、高反劉，因此就處處設法反劉向高崗表示態度。陳毅說：如果饒能這樣檢討，三分鐘就解決了問題。但是他在四中全會不講了，把投機和野心安在一個次要問題上。在這次十天的座談會上，凡是接觸到這個本質的問題，就竭力辯護。陳毅指出，饒正是出于投機，所以當高崗進行反對劉少奇時，饒忙于搶先，首先發難，進行投機，這是鐵的事實。

座談會對證了1953年2月饒調任中央組織部以后，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權位的目的，在黨內積極進行挑撥離間的重要事實。聯系饒歷史上多次在黨內爭權奪位的錯誤事實，座談會的結論是：饒漱石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的個人主義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銳的罪惡，是1953年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并認為，饒在會上對自己的錯誤，仍采取不徹底承認的態度。座談會要求饒對自己的錯誤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徹底交待。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了鄧小平、陳毅、譚震林關于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

中共中央對高、饒的結論

對高、饒問題的最后結論，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說：高崗、饒漱石事件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全黨應該引為鑒戒，務必使黨內不要重復出現這樣的事件。高崗、饒漱石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秘密活動，在同志背后進行挑撥離間，但在公開場合則把他們的活動偽裝起來。我們是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于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鄧小平在會上作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與會的發言者一致主張開除高崗、饒漱石兩人的黨籍。

會議最后一天，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聽取了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第七屆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后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舉了高、饒的反黨主要事實之后，《決議》指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的唯一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會議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進行陰謀活動的時候，也是隨時隨地變換自己的手法。他們是在目前階級斗爭的特殊環境中在黨內產生的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的毫無原則的陰謀集團。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一致決議：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崗的黨籍，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并撤銷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

至此，反對高崗、饒漱石的斗爭宣告結束。

文章轉載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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