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高考落幕，專業選擇成為考生和家長關注的焦點。與往年不同，今年的專業“上新”里有一個關鍵詞：交叉學科。

2026年4月，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6年）》。“交叉學科”首次進入本科專業目錄。

交叉學科下，設有未來機器人、交叉工程等11種原有其他學科門類調整而來的專業，以及具身智能、腦機科學與技術等4種首次列入目錄的新專業。

“交叉學科”成為獨立門類，不只是寫在文件里的制度變化，資源和市場的反饋更為直接。

2026年，東南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雙一流”高校密集宣布擴招，名額紛紛向交叉學科和戰略急需領域傾斜。此前，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北京市新質生產力人力資源開發目錄（2025年版）》，將“具身智能技術研發”列入重點產業領域，給出的年薪參考區間是25萬～55萬；“腦科學和腦機接口技術研發”年薪參考在23萬～50萬；“集成電路與工程”相關專業年薪參考在38萬～76萬。

截圖自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交叉學科是什么？

交叉學科是什么？要理解它，不妨從幾個容易混淆的概念說起。

假設一個場景：某車企要造一輛自動駕駛汽車。機械工程師、軟件工程師、電池專家被叫到一起，完成各自部分再拼一起，這是“多學科”。后來，公司成立了“事業部”，不同背景的工程師固定聯合攻關，機械的要懂一點軟件，軟件的要懂一點硬件，這是“學科交叉” ，深度合作但邊界仍在。

再后來，這個事業部沉淀出一套全新的知識體系，既非傳統機械工程，也非純軟件工程，而是融合了機械、電子、AI、電池管理等獨立領域，有自己的課程體系和實驗室，這是“交叉學科”。至于工程師跑去跟心理學家合作研究“人為什么信任自動駕駛”，那是“跨學科”。

當下，隨著全球性問題及重大科學問題不斷涌現，單一學科已無法獨自回應復雜挑戰，學科間的交叉融合便成了必然選擇。這一趨勢在諾貝爾獎的百年歷程中尤為顯著。20世紀初（1901—1920年），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中交叉研究成果比例僅為32%，而到21世紀初（2001—2008年），已躍升至66.7%。

回看交叉學科在中國的百年歷程，就更能明白當下設置交叉學科意義所在。

交叉學科的思想萌芽在中國并不算晚。1926年，地質學家李四光把力學系統地引入地質學，開創了地質力學。他提出“地質力學是一門邊緣科學，它的一條腿站在地質學方面，另一條腿站在力學方面。”這是國內學界對學科交叉最早的系統性表述之一。他敏銳地意識到，真正的突破往往發生在學科的“邊緣”地帶。

然而，恰恰因為它是“邊緣科學”，在此后近一個世紀里，這個方向始終游離于學科體制的邊陲。錢學森、錢三強等科學家都曾不斷呼吁打破學科壁壘，但學術共識轉化為制度安排，遠比想象中漫長。

2010年，教育部允許高校自主設置“交叉學科”，但只能作為“目錄外二級學科”掛靠在傳統學科下管理。一個學科沒有“門類”身份，就意味著交叉學科的研究成果評職稱時找不到對口渠道，學生畢業時學位證書上只能標注掛靠的傳統專業名稱。

真正的制度性突破發生在202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設置“交叉學科”門類，成為我國第14個獨立學科門類。2026年又向下延伸至本科。意味著交叉學科人才培養第一次有了制度化的“本科起點”，從入口到出口全線貫通。

從李四光1926年的“邊緣科學”，到2026年以獨立門類進入本科目錄，交叉學科走了一百年。這不僅僅是一次制度調整，更是遲到了近百年的歷史回響。

交叉學科為何走向中心？

2026年交叉學科迎來“本科元年”，有著多重因素的交匯。

第一重，是國家戰略的頂層牽引。

黨的十八大以來，發展交叉學科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部署：2016年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提出“厚實學科基礎，培育新興交叉學科生長點”；2018年在北京大學考察時要求“要下大氣力組建交叉學科群”；2024年全國教育大會上再次強調“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2026年，“建設國家交叉學科中心”被納入政府工作報告。

此外，2026年恰逢“十五五”開局之年，規劃綱要將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列為前瞻布局的未來產業。本次“上新”交叉學科，呈現出高度聚焦國家戰略、深度整合優勢資源的鮮明特點。學位授予上，除“生物醫藥數據科學”授予理學學士外，其余14個專業均授予工學學士，清晰指向了國家對于“新工科”領域工程應用型復合人才的迫切需求。

“十四五”期間，全國高校累計新增本科專業布點1.02萬個、撤銷或停招1.22萬個，累計調整比例超過30%，2026年專業調整比例更是首次突破10%。一增一減之間，高校專業設置正在從“有什么師資就辦什么專業”的學科“小邏輯”，轉向“國家需要什么就培養什么”的戰略“大邏輯”。

第二重，是制度傳導的內在節奏。

交叉學科的核心能力，必須在本科四年的系統訓練中才能養成，而非等到研究生階段再“補課”。研究生階段的學生已具備某個學科的基礎，通過“跨學科選課”“聯合導師組”等方式柔性實現人才培養。但本科教育是從零開始的知識建構，像具身智能就橫跨了機械工程、電子信息與人工智能三大硬核領域，需要“軟硬兼修”，培養方案必須環環相扣。

因此，本科階段的交叉學科設置，比研究生階段需要更充分的準備。根據2025年6月教育部公布學位授予單位自主設置二級學科和交叉學科名單顯示，自主設置交叉學科的高校達280所，自設交叉學科總數達1011個。五年來，各高校通過研究生交叉學科學位點的積累，逐步沉淀出可復制的課程體系、培養經驗、師資隊伍。正是這五年的探索，讓交叉學科從研究生階段的“實驗”走向本科階段的“常態”成為可能。

第三重，是產業端的倒逼壓力。

如果說前兩重原因是“水到渠成”，那么產業端的壓力則是“時不我待”。

實驗員在天津大學腦控系統研發與集成應用實驗室內給學生授課

以腦機接口為例。今年，天津大學交叉學科專業“腦機科學與技術”，成為全國首個直接面向本科招生的腦機接口專業，但專業人才嚴重匱乏。有數據顯示，保守估計到2030年人才缺口將超20萬人。

具身智能領域同樣如此。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產業進入爆發前夜。獵聘《2025三季度人才供需洞察報告》顯示，具身智能領域新發職位同比增長72.86%，部分頭部企業年薪報價已突破百萬卻仍“一崗難求”。

當一個產業的用人需求已經“噴涌”，而高校的培養體系才剛剛起步，供需之間的時間差，也倒逼高校從本科階段開始系統培養。

交叉學科本科怎么培養？

2026年首批列入“交叉學科”門類的15種本科專業，又將如何落地培養？從各校已公布的方案來看，人才培養的“分類”邏輯有跡可循。

第一條路徑是“貫通式培養”，核心在于打破學段壁壘，實現人才的連續性成長。

交叉學科的本、碩、博培養遵循一條“由寬到專、由學到創”的清晰進階線：本科階段重在夯實交叉基礎、建立系統視野，通過廣博的通識與交叉課程及項目制實踐，構建跨學科知識體系；碩士階段聚焦特定技術方向，通過深度參與科研項目或企業課題深化專業技能；博士階段則指向獨立前沿探索，在細分領域進行原創性研究。三者銜接的關鍵在于“貫通”。

天津大學將2026年新設的“腦機科學與技術”本科專業與2025年已設立的“腦機接口”一級交叉學科博士點相銜接，打通了從本科到博士的培養閉環。

第二條路徑是“錯位式布局”，核心在于讓每一所高校都找準自己的“生態位”。

各高校并非千篇一律地復制同一套培養方案，而是嫁接在自身最強勢的學科根基之上，實現精準卡位。

以首批開設“具身智能”專業的9所高校為例，差異化一目了然：哈爾濱工業大學聚焦空間機器人與極端環境作業場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側重飛行器設計、控制科學與工程方面的特色；北京理工大學服務國防特種機器人與人機協同，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結合低空經濟風口，東北大學面向礦山與冶金等復雜工況，西安交通大學立足西部制造業根基，面向智能制造的真實產線；上海交通大學強調“感知—決策—控制—本體設計”的完整鏈路，注重全棧系統能力，浙江大學依托腦科學與人工智能匯聚研究領域的先行優勢；北京郵電大學則發揮信息通信優勢聚焦群體智能協同。

這種“一校一策”的格局，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職業愿景，在入學時就選擇一條最適合自己的賽道。

第三條路徑是“融合式保障”，即通過制度創新為交叉培養提供土壤。

從各校方案中還有一些共性趨勢：深度產教融合，實行雙導師制，跨學院共建與科研平臺共享等，將真實產業需求嵌入培養過程。例如福耀科技大學“未來機器人”讓學生直入真實產線與無人自主系統；中國民航大學“低空技術與工程”實施“1+X”證書制度，實現學歷與行業準入無縫銜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具身智能”專業聯動學校5個一級學科；東南大學“醫療器械與裝備工程”借助國家醫學攻關產教融合創新平臺。此外，部分高校還探索了跨校聯合培養。這些設置讓交叉從“選修”變成“必修”，打通“課內”和“課外”。

但突破學科邊界限制必然會經歷轉換壓力和發展挑戰。接下來需要回答的難題，遠比設立一個門類要復雜得多：如何培養真正能跨學科思考的教師？如何設計不是“拼盤”而是“融合”的課程？如何建立既能識別跨學科成果又不過度僵化的評價體系？如何讓就業市場學會“閱讀”交叉學科的履歷？如何確保四年制本科的學制安排足以支撐交叉學科的知識訓練？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決定交叉學科究竟是不是一場真正的變革。

不過，2026年交叉學科首次本科招生，而在于它所傳遞的信號：高等教育主動適應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積極實踐。第一批“交叉學科”本科生，他們將要養成的核心能力是在機械與代碼之間找接口，在算法與倫理之間找平衡，在實驗室與真實世界之間找問題——這，正是第一批交叉學科本科教育最值得期待的開始。而他們踏出的每一步，都將重新定義“專業”這個詞的新邊界。

來源：軟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