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文明交流互鑒研究叢書

《日本近世〈孟子〉注釋文獻研究》

01 內容簡介

隨著日本近世（1603—1868）初期朱子學的興起，《孟子》注釋也發生了很大轉變，這一極具特色的轉變是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關鍵課題。

本書由“論述篇”“譯注篇”組成。“論述篇”考察了自藤原惺窩至林羅山的朱子學思想轉變，探討了《孟子》在近世古學思潮中的歷史位相，并進一步分析了荻生徂徠的《孟子識》、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與荻生北溪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譯注篇”借助關西大學泊園文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對《孟子識》與《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孟子卷）》進行了文獻整理與注解比對。

整體而言，從荻生徂徠到山井鼎及荻生北溪，日本近世蘐園學派的《孟子》注解體現了“先王之道”思想的連續性，成為儒學日本化歷程中的重要表征。

02 作者簡介

張曉明，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文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國家一級學會中華日本哲學會副秘書長，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京都）外國人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研究員。入選北京市優秀青年人才培育計劃，主持參與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多項。研究方向為日本思想史、日本江戶儒學史。

03 目錄

總序

凡例

論述篇

第一章 《孟子》注釋在日本近世初期的轉變——從藤原惺窩到林羅山

第二章 《孟子》在日本古學思潮中的歷史位相

第三章 荻生徂徠與《孟子識》

第四章 山井鼎與《七經孟子考文》

第五章 荻生北溪與《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譯注篇

《孟子識》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孟子卷）》

后記

04 精彩書摘

第二章 《孟子》在日本古學思潮中的歷史位相

日本近世古學思潮發軔于近世之初，主要以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代表，主張通過復古的方式批判朱子學。其中，山鹿素行主張回歸“周孔之教”，即周公、孔子的思想，他將這種復古思想稱為圣學；伊藤仁齋以《論語》和《孟子》為其思想核心，提倡“孔孟之意味血脈”，被稱為古義學；荻生徂徠將先王之道求諸“六經、《論語》”，創立古文辭學。一般意義而言，山鹿素行的圣學、伊藤仁齋的古義學、荻生徂徠的古文辭學都屬于古學思想的范疇。

從“周孔之教”到“孔孟之意味血脈”再到“六經”、《論語》，《孟子》在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三人道統學說中的地位變化最為劇烈。可以說《孟子》在古學中的地位是準確理解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思想的關鍵。目前，關于日本近世古學思想與《孟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對孟子思想的闡釋上，鮮有成果涉及古學思想中《孟子》的地位問題，而這一問題又關系到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對孟子思想的闡釋。因此，在這里，本書在探討朱子學的道統學說與《孟子》地位的基礎上，分析山鹿素行的“周孔之教”，伊藤仁齋的“孔孟之意味血脈”，荻生徂徠的先王之道在于“六經”、《論語》三者對《孟子》的評價，進而圍繞他們評價的分歧把握《孟子》在古學思想中的地位變化，明確儒學日本化進程中古學與《孟子》關系的特殊性。

一、 《孟子》與朱子學的“孔孟之道”

中國儒學道統學說濫觴于《孟子》，孟子認為圣人之學是由堯舜傳于文王，再由文王傳于孔子。及至韓愈進一步發展了孟子的道統之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從孟子到韓愈，他們建構了中國道統學說的結構框架，為后來儒學道統體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礎。

孟、韓二氏確立了儒學的道統學說之后，南宋理學家朱熹又進一步明確完善了這一學說，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說：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自是以來，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圣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于是，朱熹完成了中國儒學道統學說的體系。從孟、韓、朱的觀點來看，中國儒學的道統學說基本都遵循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這一基本思路，建構了圣人之學相繼而傳的體系。不過，朱熹以為“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他通過肯定宋代理學對“孔孟之道”的傳承，進一步完善了孟、韓二氏的論述，確立了朱子學的道統學說。隨著朱子學道統學說的確立，朱熹還建構了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核心的“四書”理論體系。

關于“四書”體系的形成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是唐代以前《論語》《禮記》作為“七經”時期；第二是唐代中期韓愈、李翱等開創“四書”之先河；第三是北宋理學周程楊首創“四書”學說時期；第四是朱熹最終確立“四書”體系時期。朱熹通過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重新經解的方式著成《四書章句集注》，進而建構了朱子學的“四書”理論體系。

“四書”體系的建構又進一步明確了儒家的道統。朱熹祖述二程（程顥、程頤）的學說，以為《大學》中的“經”部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部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子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加之《論語》《孟子》構成了從孔子經由曾參、子思傳至孟子的道統學說。當然，二程與朱熹便是“孔孟之道”在道統和理論上的繼承者。

在朱子學的道統地位上，孟子承上啟下，延續了圣人之學的傳遞；在思想構成上，《孟子》也是朱子學“四書”體系的核心之一。《孟子》在朱子學“孔孟之道”的道統與理論之間起連接作用。可見《孟子》在朱子學道統學說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 山鹿素行與“周孔之教”

在山鹿素行的古學思想中，他將漢唐宋明以來完成的“孔孟之道”排斥在“周孔之教”的道統學說之外，從而確立了以周公和孔子為中心的復古思想。而山鹿素行對《孟子》的評價則主要體現在他對朱熹與韓愈道統學說的認識上。

關于朱熹“孔孟之道”的道統學說，山鹿素行在《山鹿語類》“君道”中指出：“圣學自堯舜起，至周公、孔子備。是道學之傳來各萬世不出之大圣也。后世有志于道學之人，不師此圣必不可至其極也。”又說：“自孟子沒后，雖殘圣書于世，圣書之本意悉絕，以我考之已及二千有余年。”最后他強調“自孟子后，皆圣學之要教相絕，其中宋元之間，玩五經四書之儒者，各立意見訓詁，故恣是注釋，唯炫奇說奇注，尤好勝而多俗儒，又多取圣書而成異端之說，名為儒實則同于楊、墨、老、佛。是圣人之罪人也”。從這段論述來看，一方面，山鹿素行肯定了從堯舜到周公，再到孔子，最后傳于孟子的道統學說；另一方面，與朱熹不同，他認為“圣學之要”絕于孟子之后，宋元儒學者對四書五經的解釋實質上是與楊、墨、老、佛一樣的異端。實際上，山鹿素行是把宋以后的儒學從道統意義的相繼關系中逐漸剝離，指摘朱子學是雜糅了楊、墨、老、佛思想的異端。換句話說，山鹿素行道統學說的本質是通過排斥宋以后的儒學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朱子學。于是，山鹿素行在“圣學篇序”中強調“夫子沒圣人之道隱，孟子去則無有知圣人之道者”。所以，在山鹿素行的古學思想中，孟子仍然具備了道統意義中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對于韓愈的道統學說，山鹿素行指出：“予師周公、孔子而不師漢、唐、宋、明諸儒，志在學圣教而不志于異端，專行日用而不事灑落。”后又感慨說：“數年有此疑惑不明之處，寬文之初，我等見漢、唐、宋、明學者之書而不得解哉，直見周公、孔子之書，以之為手本方知可正學問之道，與之不通則后世之書而不用，晝夜勘圣人之書，初分明心得于圣學之道，以定圣學之法。”在古學思想中，山鹿素行不僅排斥宋明理學，還進一步否定了漢唐儒學。于是，山鹿素行將漢唐宋明的儒學從以周公、孔子為代表的圣人之教的道統學說中排斥出去。

雖然山鹿素行對朱熹、韓愈道統觀的認識是為了達到排斥宋明理學、漢唐儒學的目的，但是回歸“周孔之教”的主張卻讓他對《孟子》的評價陷入極為矛盾的困境。一方面，山鹿素行認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十位圣人以及孔子的思想到曾子、子思、孟子之時已經式微，而周（周敦頤）、程（程顥、程頤）、張（張載）、邵（邵庸）之學是另走他途的“異端”之學，因此，只有“周孔之教”才是真正的圣學，孟子在“周孔之教”的道統中被降格。另一方面，山鹿素行又承認孟子在道統意義中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而且他還肯定了朱子學在傳播圣學文獻方面的貢獻，特別是在“四書”體系中，《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分別為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作，與“四書”一致的是道統上的師承關系，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所以宋明理學的道統學說與思想體系嚴密的“四書”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不過，山鹿素行將漢唐宋明儒學從“周孔之教”的道統學說中排斥出去，這就意味著他的古學思想只能吸收“四書”體系中的《論語》作為思想資源。但是，實際并非完全如此，山鹿素行仍然繼續承認孟子在道統上承襲孔子思想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他指出：“孟子，受學于子思之門，尊信孔子，距楊墨，其功甚重”，“大圣夫子之言行明，孟子尊信之，正注釋”。只有在排斥宋明理學以及漢唐儒學的時候，山鹿素行才會降格《孟子》而強調“周孔之教”的權威性。而且，為了切斷孟子對孔子的繼承關系，山鹿素行嚴格地對二者做了區分。山鹿素行認為孟子“口必以仁義、以性心養氣教”，而孔子并沒有這么說過；孟子“自高以韓魏之家，以其自視欿然之故，王歡之徒甚行跡”，孔子則“鄉黨之一篇只禮容之實可云”；孟子“不動心而立地，此可云伎倆”，孔子“無可無不可”；孟子言辭刻薄，“臣視君如寇仇，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蹤，猶草芥”，孔子言論終不至此；孟子門人都喜歡辯論，孔子門人不至如此；讀《孟子》“歡娛而志悅，久時則人倦”，《論語》“讀時彌高，味則彌深”。因此，在山鹿素行看來，孔子所代表的“圣人之學”顯然不同于孟子思想。

總而言之，在山鹿素行古學思想的道統學說中，關于《孟子》的評價始終處于一種極為矛盾的困境，而這恰恰體現了山鹿素行的思想特質。換句話說，山鹿素行對《孟子》的評價體現了其古學思想的雙重性格：“承襲儒家注疏的傳統，對《孟子》政治論進行合理主義的重構”，以及“基于現實幕府政治的判斷，通過詮釋《孟子》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究其原因，山鹿素行作為近世的儒學者，繼承了朱子學的道統學說；同時，近世的政治體制是幕藩體制以及世襲四民身份制，這是與科舉制、身份流動的中國最大的不同，而山鹿素行是屬于統治者的武士階級，要維護幕藩體制的合法性，這就決定了他不可能擁護主張革命思想的《孟子》。所以，山鹿素行儒學者的身份與維護幕藩體制合法性的需求是造成山鹿素行對《孟子》評價的矛盾性及其雙重性格的根本原因。

三、 伊藤仁齋與“孔孟之意味血脈”

伊藤仁齋與山鹿素行的“周孔之教”不同，他在寬文三年（1663）提出了以“孔孟之意味血脈”為中心的古學思想。雖然伊藤仁齋仍然強調“孔孟”的權威，但區別于朱子學“孔孟之道”的傳承關系，特別是他切斷了“四書”體系中從孔子到曾參、子思再到孟子的連續關系，而是以“意味”“血脈”建構了從孔子到孟子、從《論語》到《孟子》的道統與思想體系。

當然，與山鹿素行一樣，伊藤仁齋所創立的古學思想也是旨在區分漢代以來的儒學，特別是針對朱子學進行批判。因此，他指出：“惟能識孔孟之意味血脈，又能理會其字義，而不至于大謬焉。”對于理解儒學的“大謬”，他在《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中說：

漢儒責之不精，識之不徹，貪多務得，不知其害道之甚至于此。大學本在禮記，則為一篇書，而不詳于誰人之手，至于朱考亭氏，始分為經一章傳十章，經以為夫子之言，傳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出于其意之所好尚，而非有所考證而言，后學不知自辨，直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傳之，可謂害道之尤者也。

從伊藤仁齋的論述可知，漢儒以及朱熹對于儒學的認識及闡釋是存在“大謬”的，特別是關于《大學》的認識妨礙了對“孔孟之道”的理解。伊藤仁齋對朱子學的批判肇始于他對儒學道統學說和“四書”體系的破壞，他在《語孟字義》中說：

學問之法，予岐而為二，曰血脈，曰意味。血脈者，謂圣賢道統之旨，若孟子所謂仁義之說是也。意味者，即圣賢書中意味是也，蓋意味本自血脈中來，故學者當先理會血脈，若不理會血脈，則猶舡之無舵，宵之無燭，茫乎不知其所底止，然論先后，則血脈為先，論難易，則意味為難，何者血脈猶一條路，既得其路程，則千萬里之遠，亦可從此而至矣。若意味，則廣大周遍，平易從容，自非具眼者，不得識焉，予嘗謂讀語孟二書，其法自不同，讀孟子者，當先知血脈，而意味自在其中矣。讀論語者，當先知其意味，而血脈自在其中矣。

在道統方面，伊藤仁齋的古學思想格外強調“孔孟之血脈”，他認為：“欲讀孔孟之書者，不可不識孔孟之血脈。”于是，伊藤仁齋首先強化了孔子、孟子在古學思想中的道統地位，形成了不同于朱熹的另一種“孔孟之道”。換句話說，在伊藤仁齋的古學思想中，他強調的“孔孟”不再是朱子學中從堯舜禹三圣經由孔孟傳承至周（周敦頤）、程（程顥、程頤）、朱（朱熹）連續性學術系統的一環，而是建構以孔子與孟子為絕對權威的道統體系。而為了說明孔子與孟子之間的關系，伊藤仁齋首先指出：“孟子之學，孔門之大宗嫡派也。”在道統關系上伊藤仁齋將孟子升格到孔子的宗嫡地位。無疑這確立了《孟子》在伊藤仁齋思想中的權威，而能夠體現“孔孟之道”宗嫡繼承關系的核心是“仁義”，因此，伊藤仁齋解釋《孟子》說：“其學仁義為宗，以王道為主，而所謂王道者，亦由仁義而行，非外仁義而有所謂王道者矣。而至所以求仁義，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以功利邪說為之害。所謂性善者，明仁義之有于己也。浩然之氣者，明仁義之功用也。存心者，存此也。養性者，養此也。盡心者，盡此也。求放心者，求此也。皆莫非所以求仁義也，故孟子之學，莫要于求仁義，而求仁義莫先于擴充四端之心，可謂一本矣。”在伊藤仁齋看來，王道以仁義為依據，性善是仁義的內在體現，浩然之氣是仁義的外在表現，存心、養性、盡心、求放心的目的都是仁義，所以仁義是孟子思想展開的原點。于是，關于《論語》與《孟子》的關系，伊藤仁齋繼續解釋：“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孟子之書為萬世啟孔門之關鑰者也”。他認為：“又曰欲學孔孟之道者，當知二者之所同，又知其所異也，則于孔孟之本指自了然矣。蓋天下所尊者二，曰道，曰教，道者何，仁義是也。教者何，學問是也。論語專言教而道在其中矣，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根據伊藤仁齋的解釋可知，《孟子》主要論述的是《論語》中的“仁義”之說，這也正是二者“血脈”之所在，“血脈者，謂圣賢道統之旨，若孟子所謂仁義之說是也”。在確立了《論語》與《孟子》的絕對權威后，《大學》與《中庸》則在伊藤仁齋的古學思想中被降格。這也是伊藤仁齋對朱子學“四書”理論體系最根本性的破壞。對于《大學》，伊藤仁齋從八條目、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視聽、正心、明德、人君、誠意、楚書、生財有大道九個方面指出“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同時，對于《中庸》，伊藤仁齋認為：“中庸又演繹孔子之言，其書雖未的知子思所作與否，然以其言合于論語故取之。”

從伊藤仁齋的道統學說來看，孟子的權威地位通過“以《論語》《孟子》為中心強調二者血脈與意味的內在理路”得到確立。在這里，伊藤仁齋對《孟子》的絕對肯定評價完全不同于山鹿素行在“周孔之教”中所顯現出的矛盾性。因為伊藤仁齋出身于近世幕藩體制與士農工商身份制度下的被統治階層——町人，他與需要維護幕府統治的武士身份的山鹿素行有著天壤之別。實質上，伊藤仁齋是試圖從“仁義”的道德立場出發確立《孟子》的權威性，進而建構町人階層的主體性。所以，伊藤仁齋的古學思想在肯定《孟子》權威地位的同時，也意味著承認了其中的性善思想的平等性、王道思想的革命性。盡管伊藤仁齋只是在“仁義”的道德層面討論町人的主體性，但這已經是對近世士農工商身份制度的一種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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