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最近，中國相機在日本火到日本人排隊搶購。買到的歡天喜地，買不到的捶胸頓足。
圖上這位大姐拿到相機后，臉上那抑制不住的喜悅，不知道的還以為她中了大獎。
那個叫囂中國人把日本相機拆了都做不出來的所謂的專家、學者，在看到日本排9個小時隊就為了換購中國的相機時，會是什么表情？會怎么想呢？
“公知”這個詞，曾經是帶著光環的。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推出專題《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給出了清晰的標準：具備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對社會進言并參與公共事務、擁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那時，“公知”幾乎等同于“社會良心”，是褒義詞。
然而，十幾年過去，這個詞的味道徹底變了。它從身份標簽變成了一頂隨時可能扣下來的帽子。如今如果你說某人是公知，對方大概率會覺得你在罵他。這種詞義的逆轉，折射的不僅是語言的變化，更是時代語境的劇烈變遷。
公知式微，不能簡單歸因于外部打壓。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壤消失了。
媒介變化只是表象，更致命的是信息本身的透明化。高曉松后來翻車，不是因為他講的全是假的，而是因為他講得“不真”——在信息稀缺的時代，單方面敘事還能成立；如今，打開小紅書就能看到在美華人的日常吐槽，任何一個偏差都立刻會被其他視角補充和糾正。
世界本質上是多元的。以前信息稀缺，我們只能喝別人放的水；現在信息泛濫，我們反而學會了自己篩選。
于是，我們的年輕人看清了許多過去的迷霧。在知乎“從古至今，你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是誰？”這個熱門話題下，點贊最高的兩個回答指向了同一個人——毛澤東：
“人民說是他，他說是人民！”
“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是人民。但如果沒有他，答案永遠不會是人民。”
他們不再迷戀流量明星、大V和資本家，而是開始翻閱《資本論》和《毛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統計，學生借閱最多的書正是《毛澤東選集》。
當這些年輕人逐漸理解并支持國家的政策、認同社會主義制度時，卻被一些公知扣上“極左”“小粉紅”的帽子。看著他們氣急敗壞的樣子，我對黨和國家的信心，反而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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