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并非近代以來的偶然產物，而是植根于數千年來多民族互動交融的歷史實踐。從先秦時期“華夏居中、四夷居邊”的地緣族群格局，到秦漢以降“天下一家、四海歸一”的政治文化認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王朝疆域拓展中互補共生，在經濟往來中互通有無，在文化交流中互鑒融通，逐步構建起休戚與共的共同體形態。秦漢時期作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關鍵階段，其系統性的邊疆治理實踐孕育出了以雙向嵌入、共生共榮為特征的互嵌式社會結構。這一結構打破了先秦時期民族間相對隔絕的狀態，推動了民族融合，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奠定了堅實根基。

空間互嵌：邊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生成

空間隔絕是阻礙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首要壁壘。秦漢時期的邊疆治理，以打破地理壁壘、構建共生空間為目標，從地理空間、人口空間、聚落空間三個維度重塑了邊疆地域的族群分布格局。

秦統一六國后，推行“車同軌”，配套修建大型交通工程，成為打破地理隔絕的關鍵。秦直道自咸陽直通九原，將中原腹地與北方邊疆連為一體，既滿足了中央王朝對北方邊疆軍政管控、邊防戍守的需求，更推動了中原民眾與匈奴、羌等民族的流動與交往。靈渠工程打通了中原通往嶺南的水路通道，使百越民族聚居區與中原腹地形成江河相連的空間格局。五尺道深入西南當地民族核心聚居區，成為中原與西南邊疆人口流動、物資轉運、政令傳達與文化傳播的重要紐帶。

交通網絡的貫通，為大規模人口流動與族群雜居創造了條件。秦漢兩代持續推行雙向移民政策，構建起中原民眾戍邊拓土、邊疆部族內附安居的雙向人口流動體系。秦統一后，實施了遷內地民眾至邊疆地區的移民實邊政策，“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數以萬計的中原士卒、平民移居嶺南，開啟了漢越雜居的歷史序幕。漢代延續徙民實邊策略，漢武帝時期“募民徙朔方十萬口”“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數十萬軍民扎根北方和西北邊疆，形成規模化中原移民聚居區。與此同時，西漢王朝推行包容的族群安置政策，主動接納邊疆歸附部族。漢武帝時“置五屬國以處之”，安置匈奴降眾。漢宣帝又“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進一步完善了對內遷民族的管理。大量匈奴、西羌等部族遷入漢地邊緣區域定居生活。移民政策的實施，直接改變了邊疆地區的人口結構，中原移民與邊疆民族錯居雜處，打破了此前各民族相對隔絕的聚居狀態，使疆域相連轉化為多民族共居，為經濟互嵌、文化互嵌提供了直接的場域。

交通網絡的完善與移民政策的推動，共同促成了多民族聚居格局的形成。在嶺南番禺，中原移民持續遷入，形成了漢越雜居的態勢。考古發現表明，南越國都城在宮殿建筑上采取百越的“干欄式”傳統，而都城規劃則可能受到中原“方正對稱”理念的影響。西南邊疆的滇國都城范圍內既有滇人原生聚落，又有沿五尺道南下的中原移民遺存。晉寧石寨山墓地中漢式銅鼎、玉璧與滇式銅鼓、青銅劍等同墓出土，印證了各民族共居一域、共生共存的空間形態。

這種鄰里相望的空間互嵌，使各民族的日常交往從偶然走向必然，從零星接觸變為深度互動，為經濟互補、文化互鑒、制度兼容提供了最基礎的物理前提。

經濟互嵌：多民族經濟互補與利益共同體的深化

空間互嵌構成邊疆多民族地區互嵌式社會結構的基礎形態，而經濟互補則是維系這一結構存續發展的核心驅動力。秦漢王朝通過互市貿易、屯田開發、技術傳播等路徑，推動各民族從表層商品交換向深度利益共生演進。

秦漢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形成成熟發達的精耕細作農耕經濟體系，冶鐵、紡織等生產技術領先，手工業門類齊全，物資生產體系完備、品類豐富。反觀邊疆民族地區，受自然環境、生產傳統、發展階段的制約，經濟形態相對單一、生產技術較為落后、物資儲備匱乏。《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單純的游牧生產模式僅能產出畜牧產品，農耕工具、手工業制品、糧食布匹等生活生產物資匱乏。嶺南百越、西南當地民族諸部族大多處于粗放耕作階段，普遍推行刀耕火種、火耕水耨的原始生產方式，難以滿足自身可持續發展需求。可見，中原地區與邊疆民族地區具有天然的經濟互補需要。

互市、邊疆屯戍和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使中原鐵器與農耕技術持續傳入邊疆地區，直接推動了當地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晉寧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鐵制農具與兵器組合，印證了漢武帝開拓西南地區后中原農業技術在西南邊疆的推廣。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鐵器作坊遺跡及鐵農具、鐵兵器殘件，則證明中原冶鐵技術并非簡單輸入，而是在嶺南落地生根、實現本地鍛鑄，深刻改變了百越部族的生產方式。隨著中原先進生產方式向邊疆的輸入，邊疆特色物產亦反向輸入中原。北方草原的優良胡馬大量輸入中原，革新了漢代騎兵裝備與戰術體系，提升了邊防軍事力量。嶺南盛產的荔枝、龍眼、象牙，西南當地的青銅、玉石、丹砂持續輸入中原腹地，豐富了中原民眾的物質生活，實現了中原與邊疆的資源互補、互通共贏。

深層次、全方位的經濟互嵌，突破了地域與族群的經濟壁壘，構建起中原與邊疆利益相連、興衰相依的共生格局。這種物質層面的合作，使各民族開始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識，有效消解了族群對立的經濟誘因，穩固了邊疆社會秩序，為多民族交融共生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支撐，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筑牢了經濟根基。

文化互嵌：尊重差異與價值認同的雙向交融

如果說空間互嵌是基礎、經濟互嵌是支撐，那么文化互嵌便是多民族互嵌式社會持續深化、走向共生的精神內核，是實現從表層交往到多元文化深層認同、兼容共生的升華。

秦漢王朝并未推行強制同化的邊疆治理策略，而是秉持因俗而治、尊重差異的文化治理邏輯，最大限度地保留邊疆民族的文化特色，為文化互嵌預留了充足空間。在此基礎上，通過冊封印璽、禮制賞賜、制度示范等柔性政治手段，溫和推動中原文化、禮制文化、文字文化向邊疆浸潤，逐步構建大一統的文化認同框架。因此，中原地區的漢字系統與禮制文化得以向邊疆地域廣泛輻射。南越王趙佗在轄域內推行漢字書寫體系與中原禮儀規范；滇王接受漢武帝冊封之后，依然保留滇族特有的銅鼓祭祀習俗；匈奴呼韓邪單于歸漢后，入塞匈奴貴族群體中逐漸興起習漢字、通漢禮的社會風尚。

與此同時，中原王朝亦主動吸納邊疆民族文化的優秀元素，以此豐富華夏文化的內涵。匈奴的胡服、胡樂、胡食傳入中原腹地后，迅速融入華夏文化體系。漢代軍隊廣泛采用胡服，極大提升了行軍作戰的機動性與實用性。漢代樂府詩吸納胡樂的旋律節奏、藝術范式，拓展了中原音樂的藝術表現力與文化包容性。西南當地民族傳承千年的銅鼓文化，集工藝、祭祀、圖騰、禮樂于一體，其獨特的藝術造型、祭祀內涵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嶺南百越部族的海洋文化、圖騰文化、水鄉民俗文化，與中原農耕禮制文化相互交融，豐富了華夏文明的地域文化維度。

這種尊重差異、包容多樣、雙向吸收的文化互嵌模式，有效規避了文化沖突、文明對立引發的族群矛盾，實現了多元文化的和諧共生與有序交融。各民族在堅守自身文化的同時，逐步接納大一統的價值理念、禮制規范與文化共識，從心理層面認同大一統秩序、認同華夏共同體，構建起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精神紐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芽與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與心理根基。

制度互嵌：大一統格局與多元治理的協同統合

文化互嵌的長效維系，有賴于系統性的制度支撐。秦漢時期的邊疆治理體系，創造性地構建了郡縣直接治理與羈縻間接治理相融合的制度互嵌模式。

秦王朝在嶺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在西南地區部分區域設吏施治，開啟了郡縣體制下因俗而治的早期實踐。漢代在此基礎上對制度加以完善與拓展。漢武帝時期，在西南地區等新拓之地推行“初郡”制度，明確實行“以其故俗治，毋賦稅”的治理策略，允許當地民族首領保留管理權。在河西走廊、河套等漢人聚居或移民實邊區域，則全面推行郡縣制，直接納入中央行政體系管轄。與此同時，在相關郡縣之中還創設屬國制度，以安置匈奴降眾。屬國的核心特征是“保留原俗，納入漢制”，即在承認少數民族首領自治權的同時，設置屬國都尉、丞、侯、千人等漢官體系，形成雙軌治理結構。依“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的原則，允許匈奴部落首領自主處理內部事務，兼顧了大一統秩序與邊疆族群特性。

此類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義，蘊含著“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既避免了單一郡縣制在邊疆推行可能引發的文化與治理沖突，又防范了完全放任地方自治可能導致的割據風險，為各民族在統一政治框架下的良性互動奠定了制度基礎。

制度互嵌的深意，更凸顯于民族精英的政治參與機制層面。漢代突破先秦以來華夷之辨的族群偏見，推行不分華夷、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吸納邊疆民族部落首領或貴族進入中央與地方治理體系。匈奴王邯鄲歸漢后，漢景帝封其為翕侯，進入漢代軍功封侯體系之內。匈奴王子金日磾歸漢后，歷仕侍中、駙馬都尉等職，最終躋身漢昭帝輔政大臣之列。這種政治參與機制，不僅推動了邊疆民族部落首領或貴族對中央王朝的政治認同，更促進了中原與邊疆軍政制度的互融互鑒，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秦漢時期構建的空間、經濟、文化、制度四位一體的邊疆互嵌式社會結構，并非各要素的簡單疊加，而是有機聯動的整體性治理實踐。這一結構打破了民族間的地理與文化壁壘，促成了多民族在生產生活、價值理念與政治認同上的深度共生，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奠定了基礎。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戰國秦漢三國蜀道及其樞紐地區軍事地理研究”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郭飛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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