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在國際主義與“美國優先”間撕裂，建國250周年仍不清楚想要什么。
• 二戰前美國長期奉行孤立主義，珍珠港事件后才轉向自由國際主義。
• 冷戰中美國以同盟、基地和40多次干預，支撐起全球領導角色。
• 特朗普試圖收縮戰略、推行保護主義，卻加劇法治、成本和移民爭議。
• 作者主張“輕量多邊主義”，以小型聯盟和地區組織替代過度擴張。

圍繞國際事務中的美國角色，國際主義者與“美國優先”派再次展開交鋒，美國政治共同體也因此在兩種彼此難以相容的路徑之間進一步分裂。

本文是“負責任治國”圍繞美國獨立250周年推出的系列文章之一，討論這一歷史節點對當代美國外交政策、戰爭與和平的影響及其意義。

1941年，在主張讓美國置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的“美國優先委員會”一次演講中，查爾斯·林德伯格堅持認為，美國“從軍事角度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有利”。

他高聲宣稱：“如果我們專注于自身防務，建立這個國家本應保持的力量，就不會有任何外國軍隊膽敢登陸美國海岸。可如果我們為了海外的民主而參戰，最后可能會把民主丟在國內。”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則正面回擊這種孤立主義論調。他主張向侵略受害者提供武器，并警告說，如果英國落入軸心國之手，美國利益也將受到威脅。羅斯福說：“毫不夸張地說，我們所有人，整個美洲的所有人，都將生活在槍口之下。我們很清楚，鉆進被窩、把被子蒙過頭，并不能讓我們逃避危險，或逃避對危險的恐懼。”

日本偷襲珍珠港，實際上為這場爭論畫上句號。隨著美國參戰，“美國優先委員會”隨即解散。但圍繞治國方略的尖銳分歧并未消失，反而長期困擾著美國許多精英。1943年，記者沃爾特·李普曼擔心，意識形態裂痕正在危及這個共和國。他警告說：“這個偉大國家竟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這種景象既令人羞愧，也十分危險。”

事實證明，這一警告在當時為時尚早。20世紀40年代，美國逐步形成了圍繞自由國際主義的共識，這一共識在50年代初得到鞏固，并持續貫穿此后整個世紀。

但歷史并未停留在原地。今天，李普曼當年的憂慮再貼切不過。美國在慶祝建國250周年之際，卻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國際主義者再次與“美國優先”派展開斗爭，美國政治共同體在兩種彼此難以兼容的世界角色觀之間被撕裂。

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失序加深之際，美國迫切需要重新找回一條明智而穩定的道路。 回望本國歷史，或許能幫助它在全球主義的過度擴張與民族主義的退縮之間找到中間地帶，形成一種新的大戰略。這種戰略既能獲得跨黨派支持，也能為一個正在變化的世界提供支點。

美國建國時期留下的一套大戰略，帶有鮮明的孤立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排外色彩。1796年，喬治·華盛頓總統在告別演說中警告，不要與“外國世界的任何部分建立永久同盟”。美國依賴兩洋天然屏障提供的安全，通常避免在北美之外承擔持久的戰略承諾，也刻意回避卷入大國競爭。

美國選擇獨自行事，按照自己的路徑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加入可能束縛手腳的條約和聯盟。1793年，華盛頓總統事實上背棄了1778年為爭取美國獨立而與法國締結的同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才再次加入軍事同盟。

在貿易和移民問題上，美國同樣試圖把外部世界擋在一定距離之外。美國自建國之初就高度依賴與其他國家的商業往來，但它追求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公平貿易”，并借助關稅籌集財政收入、推動工業化。大蕭條之后，保護主義沖動進一步加劇，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更引發了國際貿易崩潰。

與此同時，盡管美國張開雙臂歡迎白人新教徒移民，猶太人、天主教徒、亞洲人、墨西哥人以及各種“非白人”群體卻常常成為反移民措施的針對對象。種族主義和反移民情緒強化了孤立主義，也加深了這個國家限制與外部世界糾纏的沖動。

當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并非無所作為。為了主導西半球，這個年輕國家持續向西擴張，排擠原住民，并在1846年發動戰爭，最終吞并了大約一半墨西哥領土。但當美國決策者把觸角伸得更遠時，國內往往會出現強烈反彈。

1898年美西戰爭獲勝后，美國接手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和太平洋的舊屬地。尤其是在菲律賓與起義者作戰、數千名美軍士兵陣亡之后，這一輪帝國擴張并未得到選民認可。190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指責說：“我們堅稱，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長期同時既是共和國又是帝國。”

美國人對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以“讓世界適合民主”為名帶領國家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樣逐漸心生反感。1920年大選實際上成了對威爾遜式國際主義的一次公投。共和黨候選人沃倫·哈定在競選中反對威爾遜的“國際主義”，主張回到喬治·華盛頓的政策。哈定以壓倒性優勢獲勝，美國也由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大幅戰略收縮。即便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走上侵略和領土擴張道路，這種孤立主義沖動依然十分強烈。

美國大戰略的第一階段，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轟炸珍珠港時被徹底終結。此前一直是孤立和不干預主要倡導者的密歇根州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寫道：“那一天終結了任何現實主義者的孤立主義。”羅斯福總統由此開啟了美國大戰略的深刻轉變，并圍繞自由國際主義打造出新的兩黨共識。

推動這場外交政策革命的，是地緣政治層面的劇烈變化。航空和其他軍事技術的進步，使美國決策者認定，兩大洋已不再是可靠的戰略屏障。羅斯福解釋說：“世界變得如此之小，進攻性武器又如此迅速，以至于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僅憑和平意愿而獲得安全。”此后，一項新的戰略原則開始主導美國治國方略。正如歷史學家梅爾文·萊夫勒所概括的那樣，“絕不能再讓某個對手，或由多個對手組成的聯盟，控制歐洲和亞洲的主要資源”。要確保本土安全，美國就必須走出去，應對侵略行為，并傳播共和理念。

冷戰開始后，美國告別了半球孤立，轉而成為一個帶有“十字軍”色彩的國家。為了維護其全球利益并傳播民主，美國在戰時與和平時期都向海外部署武裝力量，建立起防務同盟網絡和龐大的海外基地體系。從1948年到冷戰結束，美軍參與了40多次軍事干預。

單邊主義讓位于多邊主義。美國參議院以89票對2票批準加入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也隨之建立，以管理國際經濟。對自由貿易的熱情取代了保護主義，華盛頓主導推動國際商業自由化談判。美國還接受了一種新的多元文化觀念，較為寬松的移民法和民權運動的勝利都強化了這一變化。

圍繞自由國際主義形成的兩黨共識，成為“美國治下和平”延續至21世紀的重要政治基礎。在美國力量支撐下的西方霸權，也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

但歷史仍在向前推進。美國的國際主義共識已經破裂。中東數十年的戰爭，讓選民對軍事干預心生厭倦，也削弱了他們對政治建制的信任。自動化、全球化和去工業化掏空了中產階級，使自由貿易在兩黨內部都成了一個帶有負面意味的詞。國際機構未能兌現承諾，削弱了人們對多邊主義的熱情；而功能失調的移民體系，也侵蝕了多元文化的社會基礎。無論外交還是內政，美國人都在意識形態和黨派界線上深度分裂。

特朗普是這種政治斷裂以及反建制轉向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至少從理論上說，特朗普轉向“美國優先”，代表了一種姍姍來遲的路線修正。他承諾把美國從數十年的戰略過度擴張中拉回來，減少民主輸出和多邊主義，設置保護主義壁壘以振興本國制造業。他還承諾修復一個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已經嚴重失靈的移民體系。

但特朗普矯枉過正，而且成效不彰。他沒有實現必要的戰略收縮，反而攻擊伊朗，在中東再次發動一場失敗的選擇性戰爭，并使美國的聯盟關系承受壓力。特朗普在減少海外民主輸出方面或許是對的，但他在國內無視法治，侵蝕了美國民主。與此同時，他的保護主義加劇了美國的生活成本危機，而強硬驅逐移民的做法，也使多數美國公眾轉而反對其移民政策。

特朗普在瓦解舊秩序方面做得相當徹底，但看不出他正在建立一種可行的新替代方案。

尋找新的中間道路

如今，美國處于漂流狀態。無論是自由國際主義，還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戰略，都無法持續獲得國內支持。 美國戰略的大幅搖擺正在加劇全球不穩定，也削弱了美國自身的影響力。以美國歷史為參照，現在是時候建立一種新的共識了——它既吸收喬治·華盛頓的智慧，也繼承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經驗，為這個國家設定一條穩定的前行路徑。

美國外交政策上一次重大轉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災難之后形成的。這一次，華盛頓不應等到另一場大國戰爭爆發，才迎來新的秩序塑造時刻。時間正在流逝。隨著中國邁入大國行列，中等強國持續崛起，全球權力正從西方向東方、從北方向南方擴散，地緣政治競爭也隨之加劇。然而，美國海外目標與國內資源之間已不再平衡，它目前并不具備提供穩定領導力的條件。

要重回正軌，并為一個變化中的世界提供支撐，美國現在應當接受一種可稱為“輕量多邊主義”的路徑。國際合作對于解決貿易、全球變暖和人工智能監管等全球性問題仍然必不可少，但美國不能依賴聯合國這類官僚化且行動遲緩的機構來應對這些問題。

相反，美國應把重點放在“志愿者聯盟”和圍繞具體任務量身組建的小型機制上。除了這些臨時性聯盟，美國還應鼓勵各國優先依靠地區組織，例如東南亞國家聯盟和非洲聯盟，讓它們在各自周邊承擔更多責任，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隨著全球權力擴散，美國目前必須暫時放下傳播共和理念的努力，轉而與其他國家——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實行不同治理模式的國家——共同塑造一個多元、意識形態多樣化的全球秩序。民主國家需要在思想市場中，以相互尊重的方式與奉行其他治理模式的國家競爭。采取不同治理模式的國家同樣需要學會與自由民主國家并存。

國際合作需要尊重主權，也需要容忍各國在價值觀和治理方式上的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和中國應更多努力，建立一種務實且建設性的關系。世界兩個頭號大國加強協作，將有助于推進全球治理，并降低危險性決裂發生的可能。

過去80年定義美國外交政策的那種“十字軍式”精神，必須受到約束；美國充當“全球警察”的角色已經走到盡頭。與此同時，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半球孤立也不是選項。美國仍需要防止敵對力量主導歐亞大陸，同時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選擇性戰爭中收縮并加以避免。維持在歐洲和亞洲的聯盟，是維護穩定力量平衡的一項低成本投資。華盛頓在敦促盟友承擔更多負擔的同時，仍應在這兩個地區保持強有力的美軍存在。這才是在長期過度擴張與危險抽離之間建立穩定均衡的路徑。

外交調整的國內前提

要重塑美國外交政策，并不容易。若想讓這種調整真正穩固下來，美國民主本身必須重新站穩腳跟。美國需要進行國內投資，以促進增長、降低不平等，并讓民眾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教育準備。一種受到約束的全球化也會有所幫助——它意味著與貿易伙伴建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但又避免保護主義走向過頭。這樣才能讓國際貿易帶來的收益被更廣泛地分享。只有先把自己的事情重新理順，美國才可能擁有在海外提供有效領導力所需的能力與目標感。

美國開國者曾警告，不要在海外陷入不明智的糾纏，這一提醒至今仍有持久價值。但21世紀的世界已不是建國時代的世界；不管美國人是否愿意，他們都已深深嵌入一個相互依存的全球體系。美國現在必須后退，但不能抽身；必須少做一些，但仍要做得足夠。如何抵達這一中間地帶，將是后特朗普時代的核心挑戰。

作者：查爾斯·A·庫普錢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本號觀點

本文出處：America does not know its own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