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開資料顯示的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又被認定為起義將領的沈醉是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但他的少將是銓敘軍銜還是職務軍銜，他被抓前剛晉升為中將總司令，他當總司令的“云南游擊總司令部”有多少人槍，可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相當一部分人甚至都不知道沈醉當過中將總司令，就更別提知道那個總司令部下面有幾個軍、幾個師了，倒是時任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兼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的徐遠舉，在沈醉晉升“中將總司令”后的那一番話很有意思，我們似乎能從徐遠舉那番話中看出當年蔣家王朝的官帽已經“貶值”到何種程度了。

沈醉在《我的特務生涯》中說自己二十八歲就晉升少將，有史料說那是1942 年年末，也有人說是1943年年初，不管是哪一年，我們都可以百分之百確定：沈醉那個少將，就是職務軍銜，因為有確鑿的史料證明，軍統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戴笠，是1945年才從步兵上校銓敘為陸軍少將的，與戴笠同一批銓敘少將的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孫立人將軍——先后畢業于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孫立人，當新三十八師師長、新一軍軍長的時候，銓敘軍銜都只是上校，他是在遠征軍指揮部下第五十師攻克南圖那一天才被銓敘為少將的。

這樣一算，我們就很清楚了了：沈醉“晉升少將”的時候，戴副局長還只是個上校，他手下除了鄭介民、唐縱之外，可能連半個銓敘將軍都沒有——鄭介民、唐縱以及文強，都是另有職務，所以銓敘軍銜可以比戴笠高，但沈醉只是個搞總務的，銓敘少將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們有理由相信沈醉直到在昆明起義中被扣留、軟禁直至逮捕關進昆明陸軍監獄，最高銓敘軍銜也只能是上校，甚至是中校也是可能的——跟沈醉有仇的鄭介民從軍統局最后一任局長、保密局首任局長變成“國防部次長”，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的職責已經由“國防部人事廳”接管，有鄭介民在，沈醉想銓敘少將，比登天還難。

沈醉因為在軍統局權力之爭中站隊毛人鳳，還給鄭介民挖過坑，鄭介民直接槍斃了沈醉的嫡系、總務處管理科科長鄧毅夫，還趁沈醉到各省站巡察之際搜過沈醉的家，遺憾的是沒抓到把柄而已。

鄭介民和沈醉的個人恩怨與本文關系不大，可以一筆帶過，有意思的是沈醉幫毛人鳳奪得保密局局長之位后，馬上被一腳踢開，“發配”到危機四伏的云南去當站長，成了《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里那個給賈雨村出餿主意的“門子”。

沈醉在云南的職務，還真不止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長”一個職務，他還有幾個公開身份，那就是“國防部少將專員”、“云南專員公署主任”，沈醉在《軍統內幕·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務活動》和《人鬼之間·徐遠舉的特務生涯》中都提到了1949年12月9日他和徐遠舉被抓前最后一次會面的情景：“我送隨他一道來的保密局兩個處長（總務處長成希超、經理處長郭旭）到皇后飯店休息，將徐遠舉邀到我家中。我拿出毛人鳳11月20日給我的一封親筆信給他看，信上主要是說為了確保云南這一基地，讓我好統一指揮在云南的游擊武裝部隊，他已呈請蔣介石批準，把國防部駐云南區專員辦公室改為專員公署，把國防部云南游擊司令部改為總司令部，晉升我為中將，并附來國防部委任我為云南專員公署主任與游擊總司令的委任狀。（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沈醉回憶錄）”

據沈醉回憶，1949年12月9日一大早，他剛洗過冷水浴正在做早操，徐遠舉由成都打來長途電話，說他當天中午將與保密局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一同飛往昆明，要沈醉為他們三人安排次日飛往臺灣或海南島的機票：“當時，我在昆明正積極執行所謂‘應變布置’，籌備成立國防部云南游擊總司令部，正是最忙的時候，由于我與徐遠舉、郭旭、成希超的交情都很深，所以再忙也得擠時間去機場迎接他們。”

沈醉接到了徐遠舉、成希超和郭旭，并把他們分別安置下來，然后這三個特務少將都在下塌處被捉，更狡猾的周養浩一直沒出機場，但也沒能逃掉，被起義的昆明警察從機場搜出來逮捕了。

沈醉忙得腳打后腦勺，就是為了搭建他那個“游擊總司令部”的架子，招兵買馬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老蔣和毛人鳳允許他招多少人、他能招到多少人，那可就難說了。

在盧漢宣布起義之前，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和軍長李彌、余程萬都在昆明并一同被扣押，李彌、余程萬和沈醉都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張群則被放了回去：“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八軍軍長李彌、憲兵副司令李楚藩、參謀長童鶴蓮、師長石補天、空軍副司令沈延世和我七人，全部被盧漢扣留強迫參加云南和平解放。張群早被扣留，是用他身上帶的圖章把我們召去的。張不愿隨同盧漢起義，盧便在第二天把他送到香港去了。”

沈醉在戴笠活著的時候順風順水，戴笠死后被毛人鳳輕松碾壓，在云南的日子過得危險、憋屈，最后毛人鳳給他一個“中將游擊總司令”的紙糊帽子，可笑的是沈醉居然想想大干一場：“哼！你想讓我死在云南，我偏不！我要力挽云南危局，做個樣子給你瞧瞧！”

沈醉甚至還想把徐遠舉也留在云南，并表示自己寧愿給徐遠舉當副手，也就是讓沈醉自己當副總司令，可以把“少將專員”和“中將總司令”都讓給徐遠舉，還認為徐遠舉比自己辦法多，他這種“顧全大局”，恰恰能證明他是，或者曾經是一個頑固死硬的特務分子。

沈醉從一入行就當特務，“最高學歷”也不過就是“長沙文藝中學初中”肄業，既不是浙江人，也不是黃埔生，想正式晉升少將乃至中將，那是絕對不可能的——蔣家王朝的軍銜系統混亂、黑幕后門頻發，但資歷、學歷等硬杠，還是有人卡的，所以沈醉不“把握住時機”，就可能止步于上校，這也是他沒有不顧一切毒死毛人鳳（他已經準備好了兩種毒藥），也沒有在判斷出盧漢將起義的第一時間逃離的主要原因。

沈醉在起義通電上簽字，也只是“權宜之計”，這一點他在回憶錄中也承認，至于承認的背后還有什么考量，那就不好說了：“李彌、余程萬兩人雖已發表為云南臨時軍政委員會的委員，但七個人（余程萬、李楚藩、李彌、沈延世、石補天、童鶴蓮、沈醉）都不甘心于舊時代的死亡，時時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來一次報復性的行動，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蔣介石和自己的統治之下。大家把扯下來投入字紙簍的勛標和領章等重新拾起來保存著，準備再用。”

沈醉野心勃勃，徐遠舉畢竟當過東北區區長、西南區區長，比沈醉更了解時局，他當頭向沈醉潑了一盆冷水，他把沈醉的委任狀往桌上一摔：“到了這個時候，委我當西南軍政長官，接替張群的工作，我都不會干。現在才來加官晉級，頂個屁用！我看你也別傻，還是趁早走吧！這次他們早坐上直飛臺灣的飛機走了，把我們送到這里來擔驚受怕，這個教訓還不夠嗎？”

沈醉執迷不悟，堅持要留下來當他那個中將游擊總司令，結果拒絕徐遠舉勸告的當天就被盧漢扣押，他的司令部還沒有招到一兵一卒，能用的也就是他手下那幫小特務而已。

一般來說，一個中將級別的“游擊總司令”，基本跟兵團司令平級，至少要跟軍長平級，弄個兩三萬人槍，也是合規的，但想從盧漢手里挖走一個營一個連都是不可能的，而屬于“中央軍”的李彌和余程萬，能正眼看沈醉一眼就不錯了，他們的兩個軍，也不會調撥給沈醉一兵一卒，至于武器，那就更可笑了——沈醉當了那么多年特務，接觸過活力最強的武器，也就是機槍和沖鋒槍而已，最大的“軍事行動”，也就是帶著幾個小特務抓地下黨，在行動中曾被一槍打中胸口（對方槍彈穿透力不足，沈醉穿著較厚）、被竹竿挑出一只眼球（后來被戴笠請名醫裝了回去，沈醉晚年眼神不佳），他的“軍事能力”可能還不如一個軍統青浦特訓班的學員——戴笠當年辦青浦班，就是要為“江浙行動總隊”培養營連級指揮員。

沈醉跟蔣家王朝的其他將領一樣，都是盲目自信、無知者無畏，他居然想在云南跟解放軍打游擊，這就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寫的了。

沈醉被盧漢扣押，實際是因禍得福，后來還享受了起義將領的待遇，連他自己都覺得受之有愧，如果沈醉在盧漢動手前逃出昆明，那結果可能就比較奇妙了：沈醉是富家子弟出身（齊白石也曾為沈家大宅畫過大衣柜，沈醉用那些畫又從白石老人那里換了《百雞圖》《百蝦圖》《百荔圖》），既沒有戰斗經驗，又不能吃苦，就是給他一個軍、一個師的兵力，也只能被他帶成土匪，并在大西南剿匪作戰中被俘，如果沈醉以兵匪頭子的身份被活捉，您猜他還有機會進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嗎？您對徐遠舉那番話，又會作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