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慶典——不同背景的人們走到一起，覺得這個國家確實有值得慶祝的東西。但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紀念最具標志性的時刻，其實出現在兩年前。1974年8月9日，杰拉爾德·福特在總統就職演說中說：“我的美國同胞們，我們漫長的國家噩夢結束了。”

福特是在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辭職后不久說出這番話的。對一個已因越南戰爭創傷和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動蕩而嚴重分裂的國家來說，這番話意在起到安撫作用。但這番表態也為美國建國200周年全國紀念活動定下了基調。這場籌備長達10年的慶典最終舉行時，確實帶來了這個國家迫切需要的一種情緒宣泄和療愈。

人們通常會通過一些視覺場面來記住1976年的建國200周年紀念活動，比如紐約港的高桅帆船巡游：16艘傳統船只和100艘來自世界各地的現代船只沿哈德遜河航行。美國兩個歷史最悠久盟友的國家元首也為此訪美，分別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法國總統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

福特本人在7月4日的演講中，還曾用一句廣為流傳的話來形容《獨立宣言》：“它不是對政府本身的抗議，而是對政府越權的抗議。”他還向共和黨內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人士發出一則含蓄信息，其中包括后來成為總統的羅納德·里根：“政府未必是邪惡的，但它是必要的善。”

不過，在歷史學家看來，1976年的周年紀念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頌揚了美國政治制度的韌性和延續性。許多人認為，這套制度在逆境中依然發揮了作用。而在唐納德·特朗普時代，這種感受顯得遙遠而陌生。

50年前的主流情緒，或許可以從紐約報紙專欄作家吉米·布雷斯林一本書的書名中得到最好的概括：《好人最終如何獲勝》。這本書寫的是國會和法院如何追究尼克松責任。

尼克松的下臺，可能還以另一種方式決定了1976年慶典的基調。一些歷史學家提出一個頗有意味的反事實設想：如果尼克松挺過“水門事件”并繼續執政，那么建國200周年紀念活動或許會更像特朗普為美國建國250周年安排的那些充滿黨派色彩的活動。

美國前駐外大使、近期出版的新書《旗幟依然在那里》合著者戴維·麥基恩說：“毫無疑問，那種感覺會非常不同，也會更像今天。分歧會多得多，整個氛圍會非常對立。”這本書討論了1776年以來美國幾個重要周年紀念時期。

事實上，尼克松當年確實試圖掌控建國200周年的籌備工作，這一點與特朗普如今主導建國250周年紀念活動的方式頗為相似。批評者認為，特朗普所呈現的是一種僵化且高度選擇性的美國歷史解釋。

1969年尼克松上臺后一周內，就下令改組“美國革命建國200周年委員會”。這個由國會在3年前設立、負責組織慶典的兩黨機構，經過改組后，便于他把盟友和支持者安插到關鍵崗位。

華盛頓美國大學歷史學教授MJ·里姆沙-帕夫洛夫斯卡說：“理查德·尼克松最初想怎樣慶祝建國200周年，與特朗普現在想怎么做，兩者之間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可比之處：兩個政府都采取微觀管理的方式，試圖對這種自上而下的愛國紀念活動施加極大控制。”

但尼克松的做法最終引發反彈。批評者指稱其中存在腐敗和財務不當問題，也抱怨企業勢力“接管”了慶典，并譏諷其為“購買200周年”。在廣泛批評之下，甚至連共和黨內部也有不滿聲音。隨著“水門事件”逐漸吞噬尼克松的總統任期，國會最終在他仍在白宮期間撤銷了該委員會，另設新機構，承諾支持全國各地社區舉辦小規模、分散化的地方活動。

她說：“我們現在看到的，至少在聯邦層面，完全不是那樣。它體現的是一個不斷以各種方式集中權力和影響力的政府。”里姆沙-帕夫洛夫斯卡表示，1976年那場管理相對寬松的建國200周年紀念，給了美國人足夠空間去“找到自己的意義”，既可以“慶祝”，也可以“反思”。

她說：“美國歷史是復雜的。人們完全可以批評美國革命承諾中未能兌現的一些部分，同時仍愿意慶祝它取得的成就。我認為，人們當時就是這樣做的。”

正是在這種多元主義氛圍中，亞歷克斯·黑利那部探討其家族奴隸制血緣歷史、獲得普利策獎的小說《根》出版后廣受贊譽。這種寬容、和諧的氛圍之所以更顯突出，還因為它恰逢經濟前景開始轉暗。事后看來，這種變化預示了長期發展趨勢，而這些趨勢在后來的幾十年里成為民粹力量崛起的催化劑，最終被特朗普所利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長期持續的繁榮和經濟增長，在1973年石油危機后開始失速。這場危機在整個西方工業化國家引發通貨膨脹和失業上升。歷史學家詹姆斯·羅伯納爾特說：“人們對經濟狀況感到不確定和不滿，但對政治局勢，我認為他們總體上感覺不錯。”他曾與尼克松前白宮法律顧問約翰·迪恩合著一本關于這一時期的書。迪恩因在“水門事件”中的角色入獄。

羅伯納爾特說：“當時有通脹、停滯、滯脹，人們覺得自己正處在困難時期。同時，經濟上也處于轉型之中：這個國家曾經擁有大量工業、充滿活力的商業環境，還有農民等等，但隨后正一步步走向中西部‘鐵銹地帶’，貿易在開放，工廠卻在關閉。這是一次巨大的轉型。”

不過他補充說，把建國200周年時的氛圍與建國250周年的背景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他說：“現在的感覺非常像是，人們不知道國家要往哪里去。人們覺得這個國家帶著一點馬戲團般的氛圍。如今你的政治對手真的被視為敵人——而那時候，政治對手只是政治對手。”

麥基恩認為，最接近當下的周年紀念參照，其實可能是整整100年前的1926年。那一年，美國慶祝建國150周年，同時也有15000名身穿白袍的三K黨成員沿賓夕法尼亞大道游行至白宮。那個時代彌漫的本土主義氣氛，也讓人聯想到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言辭。

美國其他一些周年紀念也發生在國家經歷黑暗時期之際。其中包括1876年，也就是建國100周年那年。那一年，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將軍在小大角戰役中打出著名的“最后一戰”；同年，拉瑟福德·海斯在一場有爭議的選舉后成為總統。回看美國歷次“生日”留下的經驗，教訓令人警醒，但并非毫無希望。

麥基恩說：“在那個時期，我們其實并沒有一個完全成型的民主制度。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取得了進步，而現在我認為，我們正看到其中很多成果以不同方式被逆轉。是的，我認為民主正受到圍攻，但我也認為，這種情況我們以前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