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由AI生成

石義剛給兩個兒子取名“百泉”和“春農”。兩個名字放在今天，多少有些不合時宜，像是上一輩人才會起的名字。石義剛卻喜歡。他希望孩子身上始終留有一點來自土地的東西：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向下扎根的能力，以及不容易被風吹走的內心。

2018年，大兒子上小學。孩子精力旺盛，對什么都好奇，卻很難長時間沉浸在一件事情里。周末，石義剛陪兒子玩電腦、學編程。他從沒想過培養一個程序員，只覺得代碼是一種特別的語言。畫畫、寫作是表達，編程也是表達。孩子腦子里天馬行空的想法，也許能夠變成一段程序、一只會動的小貓，或者一款可以運行的小游戲。

可這些年，他越來越覺得，孩子們離土地越來越遠。他見過太多孩子，每天穿梭于學校和培訓班之間，時間被切割得滿滿當當，生活單調統一。離土地最遠的，偏偏是那些被教育系統照顧得最周全、被寄予最多期待的孩子。這樣的困惑，跟了他將近十年。

從大連到佛山，再到新西蘭，他一次次遷移，一次次尋找，又一次次推翻答案。直到最后，他嘗試著做一件和“擇校”毫不相關的事情，把不同職業、不同背景的家長組織起來，讓他們成為彼此孩子成長中的同行者。

他要尋找的，也許從來不是一所更好的學校，而是學校之外，那些無法被替代的成長。

一、一個程序員開始懷疑教育

石義剛不是一開始就想做教育的人。

1982年出生的他，高中第一次接觸互聯網，大學里著了迷一樣學習各種計算機語言。畢業后進入諾基亞中國，后來輾轉騰訊和一家大型外資企業，寫代碼、帶項目、解決問題，幾乎構成了他前半段人生。

這件事越做越認真。他索性拉上幾個同樣做技術的朋友，在大連開辦了一間編程工作室。團隊里有名企軟件工程師，有清華、哈工大計算機專業畢業生。學生規模控制在100人。

創業前三年，石義剛覺得，很多時候不是自己在教孩子，而是孩子在教育自己。成年人習慣沿著已驗證的路徑思考，一個問題會自然聯想到“正確答案”；孩子卻完全不同，他們會冒出一個任誰都沒想到的解法，或者把兩個毫不相關的東西關聯在一起。他把那幾年稱作：“被孩子改造的，成人寶貴的童年期。”在他看來，編程訓練的不是寫代碼，而是一種面對復雜問題的能力。像圍棋、橋牌，或者寫作，人不斷學習如何拆解問題，再一點點把它們重新組織。

2021年之后，這件事開始變味。家長們開始奔著“信奧特長生”、白名單賽事和可量化的學習成果而來。課程和教研圍繞賽事重組，收費一路上漲，自由表達讓位于教學交付。做過教培的人對這個過程不陌生。需求快速集中，機構被裹挾著向“賽道”靠攏，往往身不由己。石義剛的編程學校也沒能例外。

讓他徹底坐不住的是另一件事。在編程教室待了幾年，他發現了一個規律，“四年級現象”：四年級前，大多數孩子充滿好奇，總喜歡追著問“為什么”；四年級后，好奇一點一點減少；到了初二，不少孩子身上會有一種提前到來的疲憊；進入高中，有些孩子會讓他想到“衰老的年輕人”。

石義剛的妻子是中學數學老師，見過的案例比他更多，只是見得多了，也難免鈍化。同樣一件事，在系統外是信號，在系統內久了，容易變成背景噪音。

石義剛當時的判斷是：換個環境或許會不同。2022年，他帶著家人遷往廣東佛山，把孩子送進一所理念相對國際化的私立學校。但他很快發現，問題不在于南北，也不在于哪所學校。孩子們進了一所很多人眼里更好的學校，但讓石義剛不安的東西，依然在。他開始隱約意識到，學校能給孩子的東西，本來就有它的邊界。但邊界之外，究竟該由誰來負責？

二、一位父親的三次出走

從大連到佛山，在很多人看來，是一次典型的教育遷移。

剛開始，一切似乎都符合預期。小兒子進入一年級，校園漂亮，教學設施完善，老師認真負責；大兒子進入初一普通班，學校有著不錯的口碑，強調國際化培養。

安頓下來以后，一些以前沒太留意的細節冒了出來。

小兒子每天放學回家，都要花兩三個小時完成作業。晚飯幾乎成了一天里唯一能夠說上話的時刻。飯碗剛放下，書包打開，一家人的生活節奏很快回到學校設定好的軌道。

另一邊，大兒子開始拼命追成績。除了吃飯、睡覺，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刷題上。每天晚上埋頭做到十一點，終于在初二上學期進入前20%。成績提高了，可兒子的話越來越少，很少再講學校里發生了什么，也不像小時候那樣，突然跑過來分享一個天馬行空的想法。進入初二后，他開始頻繁揉眼睛。班上一半同學，已經戴上厚薄不同的眼鏡。

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樣把兒子送到教學樓。快到門口時，兒子忽然回過頭，小聲說了一句：“你注意點形象。”石義剛愣了一下。從那以后，每次去學校，他都會下意識把背挺直一點。多年以后，他依然記得那個動作。

2024年5月，一次家長會。天氣悶熱，禮堂里坐滿了家長。講臺上的老師拿著有些嘶啞的桌面麥克風，一遍又一遍強調：“家長一定要配合學校。”“現在習慣不養好，以后后悔都來不及。”石義剛下意識把腰背調成筆直。

回家的路上，他拿出一張紙，寫下幾句話：“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學校的核心目標是孩子的健康成長，而不是考試成績；有一天學校能夠明確，校外的時間屬于孩子和家庭；有一天學校和家庭能擁有各自清晰的邊界，而不是不斷用‘配合’去覆蓋彼此的責任。”

寫完以后，他笑了笑，把紙揉成一團，扔進了垃圾桶。他突然發現，并不知道該把這些話說給誰聽。

那段時間，他腦子里常冒出一個有些荒唐的念頭：要不要鼓勵兒子逃一次課？他說，當然不是希望孩子違反紀律，只是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時代。那時候，逃課并不意味著反叛，而是一小段完全獨屬的時間。“你獨自走在山路上，聽鳥叫，看野果，聞樹葉和泥土的味道。”

很多年以后，每當遇到人生的低谷，他都會想起那些日子。支撐他的，恰恰是那些看起來毫無用處的童年記憶。可他不知道，該怎么向今天的孩子解釋，為什么人生需要一些“沒有用”的時間。

2024年春節，一家人到新西蘭度假。朋友幫大兒子聯系了一所當地學校，插班兩周。第一天送孩子去學校，石義剛下意識往教室里掃了一眼。沒有一個孩子戴眼鏡，老師沒有催著趕進度，下課鈴一響，孩子們就跑到草地上踢球、聊天。那天回到家，大兒子一邊學著毛利戰歌的動作，一邊瞇著眼睛笑。

旅行結束，一家人決定留下。很多朋友不理解，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太佛系了，孩子學不到東西。”石義剛一點也不反駁，他想弄清楚的，已經不是哪里的學校更好，而是一個孩子的成長，究竟還有哪些部分，并不發生在學校里。

三、沒寫進課程表的成長

石義剛后來發現，塑造自己的很多東西，都沒有寫進課程表。

他總會想起湖北黃石的冬天。水稻收割以后，大人們會往田里撒下紫云英的種子。冬天種下，春天犁翻，紫云英成了田里最好的肥料。翻田之前，紫云英肆意生長，能長到十多厘米，厚厚地鋪滿田野。放學路上，一群孩子跑進去打滾，綠色的汁液沾上衣衫，空氣里彌散著青草的味道。男孩們躺在紫云英里，拈一朵花叼在嘴里，看云像小羊一樣，懶散散地在藍天里走。

還有過年。村里每家殺豬，總會提前請來殺豬師傅，再把左鄰右舍叫來幫忙。抓豬、生火、燒水、切肉，每個人都忙自己的活。孩子們什么也不用做，只在旁邊看著，偶爾搭把手。等肉下鍋后，母親站在灶臺前，用柴火煨一鍋紅燒肉。

很多年過去，那股熱騰騰的香味，他一直沒忘。回想起來，那些看似與學習無關的場景，一直在塑造一個人。在那里，孩子學會與人合作，學會行動，也學會等待，學會怎樣成為一個共同體中的成員。

高三那年，石義剛把金庸小說讀了個遍。他最喜歡的人物是風清揚。多年后，他讀到蔣勛的一句話："人生總有一段脫離預定軌跡的經歷，青少年時期經歷過了，成年之后反而可以走更遠。"他覺得，這說的是自己。

那些看起來偏離正軌的經歷，并沒有妨礙他后來進入諾基亞，成為軟件工程師。相反，它們讓他面對陌生環境時，多了一分好奇，面對變化時，多了一點從容，也多了些重新開始的勇氣。

孩子們依然會成長，只是成長越來越集中在學校、課業和考試里。原本散落在自然、村莊、鄰里和日常生活里的經驗，鮮少進入他們的童年。

到了新西蘭，這種感受變得更加清晰。小兒子進入Year5后，很快喜歡上了學校。回到家，他會興奮地講今天認識了哪些鳥，老師帶他們觀察了哪些植物，戶外活動又去了哪里。一年多以后，他已能用英文寫日記、寫作文，閱讀很多英文讀物。石義剛和妻子幾乎沒做額外輔導，很多能力在學校和日常生活里長出來。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一直尋找的那些沒有寫進課程表的成長，并沒有消失。它們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存在著。

四、把村莊重新搭起來

新西蘭是一個農業國家。牛羊肉、乳制品、水果和旅游，構成它最重要的產業。石義剛說，也許正因為如此，那種席卷中國科技圈的AI焦慮，在這里幾乎感受不到。學校里怎么用AI、要不要讓孩子接觸AI，仍然是一個被謹慎對待的問題，沒有人催著你表態。

到了新西蘭以后，石義剛沒著急重辦一所編程學校。盡管那是他最熟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復制的一條路。在他看來，值得復制的從來不是課程，而是課程賴以生長的土壤。在這里，學校當然重要，但它只是孩子成長中的一個節點。

他開始認真考察新西蘭的學校和社區，想弄清楚這里的教育生態怎樣運轉。他發現，新西蘭的教育里有一件事和國內非常不同：推動教育的主體，不是政府，不是機構，而是社區。公益組織、教會、家長團體，這些在國內幾乎沒有話語權的力量，在新西蘭的教育生態里占據著真實的位置。小型文化論壇、主題分享、家長發起的線下課程，都能被周圍的家庭信任，也能吸引真實的參與。

這些社區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有人是退役運動員，有人是藝術家，有人是工程師，有人經營公司。每個人都有一段真實的人生，也有一套在生活里反復驗證過的經驗。這些經驗，很少出現在教材里，卻比教材更能影響一個人。

來自西安的退役女籃運動員，會帶著一群孩子在草地上練球。她教的不只是投籃，還有怎樣觀察隊友、怎樣面對失敗、怎樣重新站起來；一位奧克蘭的地毯藝術家，會帶孩子們認識一門需要耐心完成的傳統工藝。孩子們第一次知道，一塊地毯需要幾個月才能織完，也第一次發現，原來有些事情不追求速度；一名科技公司的創業者，會坐在草坪上，講他首次創業失敗的經歷。孩子們問他為什么創業，為什么失敗，為什么失敗了還愿意繼續，他則認真回答每一個問題。

石義剛發現，孩子們特別喜歡這樣的下午。站在他們面前的，不再是“老師”，而是一個經歷過生活的人。他嘗試把這些人連接起來，越來越多家庭加入進來，有人提議交換居住，讓孩子體驗另一種家庭生活；有人組織短期游學；有人開放工作場所，讓孩子看到醫生、設計師或店家一天究竟怎樣工作。

教育不一定非得是機構對個體的單向傳遞，它可以是一個社區內部的流動和共享。一個家庭發起，然后不斷有人加入。在石義剛眼中，Community共享的從來不是課程，而是每個家庭背后的生活經驗，每一種職業所代表的世界，也是一個孩子原本應該遇見的豐富人生。

教育學者佐藤學提出的"學習共同體"，也在強調同樣的事，學校不是孤立的知識工廠，它需要和家庭、社區形成真實的連接，才能讓孩子的學習變得完整。石義剛雖沒讀過這些理論，他依然在新西蘭的社區文化里，聞到了那股紫云英的草香。

采訪結束后，我一直在想，石義剛這幾年究竟改變了什么。表面上看，他從一位編程教育創業者，變成了一位社區教育的實踐者。但如果把時間拉長一點，會發現他放棄的，并不是一所編程學校，而是一種思考教育的方式。

過去很多年，中國教育行業始終圍繞著一個中心運轉：學校。無論是教培機構、教育科技企業，還是今天蓬勃發展的AI教育，大多數創新都發生在學校體系及其延伸出來的教育服務體系中。課程越來越豐富，工具越來越智能，學習越來越精準，人們討論的是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優化效果。

石義剛的經歷，讓我注意到另一種變化。他沒有追問怎樣設計一門更好的課程，而是追問那些課程無法承載、學校也無法獨自完成的成長，又該由誰來補上？這是一個比課程設計更難回答的問題。

教育行業過去習慣把家長理解為教育的支持者、消費者或協作者，很少把他們視作教育資源本身。石義剛調動起來的，恰恰是孩子身邊那些真實的人，他們各自的人生經驗、職業能力，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社會連接。

這或許是今天教育行業正在面對的一次變化。當知識獲取門檻不斷降低，標準化學習可以借助技術完成，教育稀缺的資源正在發生轉移：它不再只是內容，而是真實的人。一個孩子能夠遇見多少樣的人，能夠進入多少種不同的生活，能夠從多少真實的職業、關系和經歷中理解世界，這些能力很難被算法生成。

石義剛當然沒有給出一個可以復制的答案。新西蘭的社區文化、中國的社會環境，不存在簡單移植的可能。但一個具體的人，提出了一個值得整個行業思考的問題：如果未來學校越來越像一臺精密的機器，那么學校之外，誰還愿意成為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