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1月起， 北大匯豐智庫定期對外發布基于“實時預測”（Nowcasting）方法的《深圳經濟分析報告》。最新（2021年4月1日）的分析顯示，2021年一季度深圳GDP同比增長19.1%，與2019年相比，兩年平均增長5.5%。剔除低基數影響后，5.5%的實際增速接近去年下半年增速，較去年四季度有所加快。

2021年一季度，就地過年帶來消費的好轉，及外需驅動帶來的出口高增長，部分熨平了深圳經濟的季節性波動。

預計美歐國家的總需求在刺激政策下會繼續復蘇，且需求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設備投資和耐用品消費等深圳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這將驅動2021年上半年深圳出口維持較高景氣度。但下半年，隨著歐美國家國內生產以及國際產業供應鏈的恢復，加上防疫物資需求的減少，深圳的出口可能會受到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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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預測

2021年一季度深圳GDP預計同比增長19.1%。基于我們的Nowcasting方法和信息集，在高技術制造等工業和外貿高增長驅動下，預計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9.1%，比2019年增長11.2%，按照國家統計局方法計算，兩年平均增長5.5%。剔除低基數影響后，5.5%的實際增速接近去年下半年增速，較去年四季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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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分析

2020年深圳經濟復蘇領跑粵港澳大灣區。2020年廣東GDP同比增2.7%，珠三角9市中增速領跑的是深圳和珠海兩個外貿、制造業強市，分別增長3.1%和3%，顯示出口韌性對2020年經濟復蘇的重要作用。同時，2020年香港和澳門GDP分別收縮6.1%和56.3%，持續的隔離嚴重影響了服務業占絕對主導的港澳經濟。

2021年1-2月，深圳工業和出口復蘇較快。深圳市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1-2月工業、投資、消費、出口同比分別增長41.3%、46.2%、37.6%和41.8%。如果參照統計局方法去除基數影響，采用幾何平均法算相對2019年的平均增速，可發現工業和出口增速明顯好于2019年全年增速，投資和消費則弱于2019年。

就地過年部分熨平了工業生產的季節性波動，帶來消費的好轉。往年一季度受春節假期影響，企業員工平均工作時間會縮短，而今年留深過年人數創歷史新高，達1800萬人。這一方面推動了企業提前開工、員工返崗率提高，原來需要過完年后才能交付的外貿訂單能提前交付，另一方面也釋放了春節期間的居民娛樂、餐飲等消費需求，社零的增速較去年四季度有明顯回暖。

外需驅動深圳出口高增長。作為全國外貿第一大市，深圳主要出口包括機電（計算機、電視機、其他家用電器）和高技術產品（手機、無人機、機器人），也包括服裝、紡織紗線等。疫情以來，防疫物資和機電產品貢獻了主要的出口高增長，由此深圳成為高外需的一個重要受益者，1-2月的兩年平均增速維持在7.7%。從出口目的地結構看，主要是美、歐、日（由香港轉口主要也去往美、日）。

品既

基建遇冷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慢的主因。1-2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兩年平均增長6.2%，這一增速水平低于2020年全年8.2%的增速，其中基建投資受春節假期影響，兩年平均增長3.7%，較2020年的7.2%有所回落，文體、教育、娛樂等社會投資增速快于制造業投資。年初的固定資產投資相對于其他月份通常規模較小、波動較大。

GEP核算體系已基本建立，預計每年發布。GEP又稱生態系統生產總值，衡量的是一個地區在一定時間內，生態系統為人類產生的最終惠宜的經濟價值。3月深圳統計局公布已建立全國第一個完整的GEP核算體系，將每年發布，包括物質產品、調節服務和文化旅游服務3個一級指標和16個二級指標。“GDP+GEP”雙核算有助于推動“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并評估其對宏觀經濟的結構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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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展望

▲ 深圳外貿的良好形勢會持續至2021年年中

2020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內需在刺激政策下的復蘇是深圳出口增長的重要驅動力，需求集中在信息技術設備投資和耐用品消費。由圖5可推算，2020年深圳出口總額中超過30%的商品銷往美國，考慮美國作為消費中心為全球制造業帶來訂單，推動歐、日等對中間品的需求，美國對深圳出口的實際貢獻率將更高。疫情以來，美國政府數次財政刺激重心都在個人救助和稅收減免上，推動居民部門收入增長和消費需求的快速復蘇，2020年全年美國居民收入同比增長了6.1%，為2011年以來的最高值，下半年的商品零售上漲了6.7%，耐用品同比增速達12.8%，其中耐用品消費主要是玩具、游戲等居家隔離帶來的消費需求，以及地產銷售快速增長帶動的家具、家電等產品需求。以上因素推動了深圳原有的強項產品如手機、電腦、液晶顯示屏等增長，2020年深圳全年出口電腦及其零部件、音視頻設備、家用電器等3173億元，增長7.9%。

2021年上半年深圳出口預計都將維持較高景氣度。從全國層面面臨的外需形勢看，隨著疫苗在發達國家的初步推廣、美歐經濟動能及結構轉變，需求正在由最終消費品向中游設備轉移、由防疫物資和居家用品向服務消費轉移。上半年深圳出口增長點預計也將由計算機和家用電器向集成電路等零部件轉移。

隨著發達國家疫苗普及、服務業復蘇，下半年出口可能轉弱。隨著疫苗的大規模接種，美歐將進入服務業的復蘇期，中國一方面無法像出口防疫物資一樣向世界輸出國產疫苗，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居民服務消費將回歸主導地位（而不像疫情期間被商品消費替代），預計在下半年中國出口持續一年多的“韌性”將會結束，出口增速會有明顯回落，深圳外貿預計將受到類似影響，增速會明顯放慢。換一個角度來說，2020年以來的高出口并非主要來源于出口競爭力的提升，也就無法一直持續下來，最終出口會回歸疫情前的狀態。

▲ 地產投資受二手房市場調控政策影響較小

2021年以來，深圳在房地產市場調控方面陸續推出了一些重大政策。2月8日深圳住建局發文建立的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發布機制，既用指導價規范各類平臺的掛牌價格，也限制商業銀行向價位偏離指導價的二手房交易提供貸款。二手房成交占總成交比例高、2020年價租比有明顯上升是深圳房地產市場的特點，其背后原因是二手房市場的投機性較強，此次政策以此為切入點展開調控，在全國范圍內也屬創新，將會直接影響深圳的住房價格及其銷售。

二手房價格和銷售的調控政策在中長期對地產投資影響不大。地產投資主要項目是建安投資和土地購置費，更多受新房建設和企業拿地強度影響。就深圳而言，根據《深圳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規劃期內居住用地比例需要提升至25%，住房總量達到7.2億平方米以上，常住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40平方米以上，在人口不斷流入、擴容暫無進展的形勢下，擴大住房用地供應面積、提高各類土地利用效率是必然的選擇。1月11日深圳市住建局也披露，2020年深圳新開工商品住房建筑面積1236萬平方米，為歷年之最，同比增長160%，2021年將繼續加大住房建設力度。因此未來幾年，地產投資將會維持一定的增速，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能夠起到“逆周期”調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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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分析

▲ “十四五”規劃目標實現需要深圳制造業在轉型升級上擔起責任

2020年10月底，黨中央、國務院發布《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相比“十三五”規劃強調促進服務業發展，“十四五”規劃綱要有了一個新提法：“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本文認為其背景有二：一是過去十年全國層面制造業占GDP比重由超過30%降至26.2%，下降幅度較快，美、日、韓在其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時（按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202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制造業占GDP比重是以相對更慢的速度降到30%以下的；二是在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沖擊下，中國正受益于其龐大且完善的工業生產門類，才迅速控制住疫情并能夠為全球提供抗疫物資，這是一次制造業價值的直接凸顯。

要維持全國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并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維護好粵港澳大灣區的制造業中心地位。這里有幾方面原因：從存量看，2019年珠三角工業增加值占全國比重約8.8%，與其GDP總量占全國比重基本持平，但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國比重達到21.5%，且產業鏈完整、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高；從增量看，在“十四五”時期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年輕與高素質的勞動力卻不斷涌入珠三角；從動能看，我國制造業面臨著低端、中低端制造業占比較高的問題，但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專利申請數據顯示珠三角特別是深圳正在走一條依賴高端制造的創新之路。如果大灣區的制造業無法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則要想較長時間維持當前全國層面的制造業占比將會更加困難。

站在灣區的視角，更需要深圳作為創新中心輸出想象力與技術變革。當前珠三角在制造業發展上已經可算高起點，但對標《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仍有多方面差距和挑戰。一是在產業的深度上，珠三角產業主要分布在“微笑曲線”中的零部件生產、組裝等，相比研發設計環節的附加值較低，高技術制造業主要集中在深莞惠都市圈，其他城市增長較慢；二是在研發投入上，珠三角研發投入相比發達國家仍有不小差距，珠三角的研發投入主要來源于企業主體，高技術制造業企業的利潤率相比國際頂尖公司較低，制約了研發投入進一步增長。

即便是大灣區乃至全國的“創新標兵”深圳，其創新能力相比全球頂尖城市仍有短板。例如，盡管深圳PCT申請量、授權量長期領跑全國，但專利申請量明顯集中于電子、通信和計算機制造領域；深圳的工業總產值位居全國第一、增加值居于第二，相比最主要的競爭者蘇州和上海，其產業集中度更高（HHI指數更高）；具備顯示比較優勢（RCA>1）的工業門類更少，更依賴于部分高技術制造業拉動增長；全球 200 強科研機構的數量明顯少于紐約、東京、舊金山等城市，創新更偏應用層面，基礎研究領域的創新不足。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近幾個月全球半導體行業的供貨緊張，手機、汽車行業的終端廠商面臨大范圍的芯片短缺，而國內芯片廠商卻無法提供有效產能，反而形成過剩的中低端產能。

此外，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成為制造業中心是深圳高房價的一個客觀原因，繼而也推升了制造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相比天生更易集聚于大城市的服務業（相較租金、人力等成本，服務業繁榮更高程度得依賴于人口密度），要留住更多制造業就意味著承擔更高的單位產值水資源消耗及土地使用量。對于土地總量原本就有限的深圳而言，這種發展模式推升了工業用地及住宅用地價格。觀察全球若干大城市及國內主要城市的人口密度、三產占比的關系，可以發現深圳和東莞是在普遍的正相關關系中兩個鮮明的例外。即使不看已走完工業化進程的發達國家大城市，國內GDP總量靠前的城市，也基本上或是如北上廣及香港形成了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或是如重慶、蘇州等擁有較充足的土地空間發展工業，以相對狹窄的空間、更加密集的人口發展制造業的城市基本聚集在珠三角。

綜上所述，未來深圳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方向應是提高創新的廣度和深度：

一是建立豐富的研究型大學和實驗室資源，并強化校企合作，加大研發投入。當前深圳的研發投入相比世界級的科創中心仍有提升空間，應重點提升高校與科研機構研發投入的規模，并適當提高研發經費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比重。紐約灣區的科創產業增長就源于金融危機后紐約州和市級政府推行的支持創新創業活動的各類政策，例如2010年紐約市推出“應用科學計劃”，以財政支持全球頂級理工學院進駐紐約的科技園區，其中代表性的如以20億美元支持康奈爾大學和以色列理工學院建立應用科學學院。在研究成果落地方面，可參考東京灣區高校與企業形成的產學研模式。

二是加強與周邊城市的創新協同，包括香港的生產性服務業優勢以及東莞、惠州乃至中山的產業配套優勢。香港具備優勢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金融、法律、研發、環保和節能服務等，需要在CEPA框架基礎上進一步實現深港服務貿易開放，便利深圳的科創企業在香港開展債務融資或深港共建科技領域的跨境基金。此外，隨著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加速（如“深中隧道”等），深圳應不僅推動莞、惠、中成為自身“騰籠換鳥”的產業轉移目的地，也應支持其吸引技術人才，培育能夠與深圳產業形成配套的高技術產業，在深莞惠都市圈內部避免同質化競爭。

三是推動高技術制造業的適度多元化發展，集聚高素質人才，形成協同創新網絡。高素質勞動力、研究人員以及高效組織的企業集聚既為知識積累提供了載體，也為創新提供了主體，并降低了知識交流與創新分工的成本（Jacobs外部性認為集聚和多樣化會促進知識的流動和交互，Frenken等進一步指出，這需要集聚的產業彼此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和相似性，例如上下游或競爭關系）。如果要成為全球創新領域的領導者，吸引全球人才、形成多元文化的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舊金山灣區的創新體系中，貢獻者往往具有全球性背景，在由大學、實驗室、政府機構與企業共同搭建起來的創新協作網絡中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