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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滾的不只是輿論，還有人們心中的失望與期許。——水哥

為什么每次大型吃瓜現場，總能一次次反轉成超級車禍現場？在一次次反轉當中，我們真的什么教訓都學不到？

將近一個世紀前，沃爾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一書中，已經對這種脆弱的輿論生態有過這樣的精妙論述：“偶然的事實，創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為真，這三種因素便會產生一種虛假的現實，導致人們作出激烈的本能反應。”

很多時候我們抨擊的是來自自我虛構的虛擬現實，一個“缸中之腦”。因為吃瓜，產生的網絡暴力，已經成為每次重大輿論事件出現之后，似乎必然會產生的次生災害。

現實太龐雜、短暫，我們面對的信息很多時候卻是被選擇性呈現的，難以擔負起還原現實的重任，面對反饋給我們的殘缺現實圖景，并非出自嚴謹證據鏈條的結論，也不過是缺少基礎的危危累卵，即使一時看似立住了，再來一陣現實的風聲，就會立刻垮掉。

但是這些匆忙的、義憤填膺、卻脫離現實的結論，對被抨擊的對象作出的損害，很多時候卻是難以彌補的。

在這種輿論環境當中，為了避免社會的撕裂，以及給無辜者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傷，我們是不是應該達成一些基本共識？探討出一套相同的社會價值體系，一套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理性規則，培養期一些基本的自我修養，將輿論澎湃的動力，轉化為社會進步的發動機，而不是成為吞噬無辜者的人為災害。

在這洶涌的輿論潮流底下，是不是也暗藏著時代的趨勢，翻滾著人們內心真正的期盼與價值判斷？是不是也為大公司未來的發展以及進化，指出了新的道路？

一、復盤阿里事件中的信息與噪聲

7月27日，阿里巴巴集團周某（女）到濟南出差，下午，周某與同事一行4人到濟南華聯超市洽談業務并成功簽約。當晚，4人在市中區中海環宇城漁家燈火飯店宴請濟南華聯超市張某等4人。飯后，兩位同事送周某返回槐蔭區濟南西站亞朵輕居酒店。7月28日上午，周某認為自己可能在醉酒狀態下被人侵害，與丈夫通話后于中午報警。

7月28日中午，周某在退房之后報警：“昨天晚上喝醉酒了，我同事送我回來，第一次送我回來是兩個同事一起，后面其中有個男同事自己單獨折返進入我房間，那個時候我已經喝醉了，然后可能發生一些事情。”

8月7日晚間，周某在阿里內網發帖控訴，自稱7月27日出差濟南期間，受到商戶張某和領導曲一（王某文）的猥褻侵害。

周某稱，已在當地報警，隨后在要求公司開除曲一的過程中遭到拖延、冷漠對待，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李永和對相關信息“已讀不回”，最終她只能跑到食堂散發傳單、拉橫幅，但被保安驅走。

隨后當事人網帖在全網刷屏，阿里巴巴從新業務發展、組織效率、價值觀到文化，飽受了輿論憤怒的抨擊。

8月7日19:45分，在周某發帖后，同城零售的HRG丁冬跟帖稱，此事濟南警方正在調查中，主管和HR聯系雙方當事人了解情況差異巨大，目前公司已經要求曲一暫停工作，接受警方調查。公司將密切關注警方進展，如有涉嫌違法犯罪，一定會根據警方調查對違法犯罪人員作出公正處理。

丁冬這個回復換來罵聲一片，她因此被扣除了12984個芝麻分。但是事后來看，事實性差異確實存在。

8月14日晚間，濟南警方就“阿里女員工被侵害”一事發布了情況通報，對部分事件細節進行了還原，與此前女員工的爆料內容不完全一致，其中有幾個明顯的偏差：關于是否存在被迫出差，調查顯示沒有強迫出差的情況。關于是否存在“灌酒”，調查顯示就餐期間無人強迫飲酒。女方稱王某偷偷補辦房卡進入房間，調查結果顯示辦卡過程中有當事人同意。

此外，在醉酒次日早晨，女方聯系并告知張某房間號，早8點左右張某敲門進入周某房間后，對周某實施了強制猥褻行為，逗留一個半小時，離開時帶走內褲，留下未開封的避孕套。蹊蹺在于，在7月29日中午第一次報案時，周某并未提及這點，直到將近一周之后的8月4日，周某再次報案才提及了此事。

截至目前，對于警方的調查，阿里女方員工以及阿里均尚未發布進一步的回應。

這些關鍵環節的當事人選擇性的爆料，帶來的失真以及偏差，都讓很多曾經義憤填膺的網友紛紛倒戈相向。

但是，其實也沒有必要，周某當時意識也許是模糊的，很多記憶與警方了解情況的出入，也有可能是因為這種狀態，而且當時，事情快速發酵，當事人處在整個事件的漩渦當中，加上醉酒的狀態，對當事人的影響，都會對其事中以及事后的處理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包括報警在退房之后，還有房卡制作，以及聯系張某的，以及事后幾天后的報警，很多細節，當事人尚未回應，不宜過早下結論。

最新的進展是王某文妻子發聲爆料，整個事情發生的過程，從車上開始女方就開始主動摟抱索吻王某文，到房間也是。但是目前無法證實，女方目前尚無回應澄清。當前，王某文涉嫌強制猥褻罪一案仍在審查過程中，張某被依法批準逮捕。

據王某文的妻子表述，周某對外宣稱“豁出去”是因為公司不予處理，但據其爆料，周某僅聯系HR和上級主管，而且8月6日下午5點，公司就明確告知周某已將王某文停職的處理結果（開除需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如果此事屬實，很難說這其中，阿里巴巴的處理程序有什么問題。就疑點利益歸于被告，這一法理依據，等待事情進一步清晰，再采取開除等懲罰措施，并不為過，但是忽略女員工感受的冷漠當然不值得原諒。事情擴大化之后，當事人還是很快得到了同儕的聲援，而非冷漠。

8月8日凌晨1時30分，阿里副CPO蔣芳發布公告，表明阿里集團專案組已開始運作，為受害人提供心理專家，停職當事人王某，同時對事件中HR團隊的處理進行道歉和反思。

8月8日晚,名為《Aliren help Aliren,6000名阿里人關于807事件的聯合倡議》開始在社交媒體刷屏，阿里員工自發建了一個“勇敢牛牛幫助小組”的討論群，推動員工、特別是女性員工職場反性騷擾/反性侵制度的建立。該群組內加入的阿里員工超過6000人，包括阿里各條線的工作人員。

在飽受輿論質疑的同時，一場暴風驟雨式的人事調整席卷了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張勇聽聞此事后，在內網用“震驚、氣憤、羞愧”表達他的感受，8月9日凌晨，張勇在阿里內網公布處理決定：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李永和（花名：老鼎）和同城零售事業群HRG徐昆（花名：丁冬）引咎辭職，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資源官童文紅記過處分，涉嫌猥褻男員工曲一被辭退，永不錄用。

但是在這場席卷全網的社會輿論風暴當中，社會對阿里的質疑以及期望都遠遠不止如此，人們希望看到的阿里這樣的大公司能夠看清看并且扛起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無論是對雇員，還是對社會。在這些呼聲與壓力底下，阿里的組織與文化正在迎來深度的調整。

8月10日，阿里巴巴成立了集團AID團隊，并設立專門郵箱，如有同學受到性騷擾、性侵犯，可隨時實名舉報。

從組織到制度層面，阿里也第一時間做出了調整。8月12日，阿里巴巴在內網公布成立工作環境委員會，委員會由5名女性集團高管組成，定位是阿里巴巴集團關于反性騷擾在內的工作環境相關事項的處理決策機構；開啟制定和修訂一系列相關制度，包括修訂《阿里巴巴集團商業行為準則》、制定《阿里巴巴反性騷擾行為準則》等；同時還建立常態工作機制，包括成立反陋習小組、建立專業培訓機制、開通健康和法律援助熱線等。

回到這件事本身，在關注事件進展的同時，保持理性克制，等待調查結果的進一步清晰，可能是這屆網民最應該習得的。整個事件當中，相關業務管理人員的冷漠固然不可原諒，但是，從阿里集團員工的聲援，到阿里集團高層的快速反應，可以看出，這家公司似乎也并沒有事情剛開始發酵的時候，輿論滔天所抨擊的那么冷漠以及低效。

不過對阿里而言，此事件是一個嚴重的紅色信號，也是一個改變的契機。要打硬仗，拼的就是調兵遣將，排兵布陣，將組織握成一個拳頭，攻擊對手就像以石擊卵，但是如果組織不夠強韌，別人打過來也是以石擊卵。

二、分裂的輿論場里有沒有共識？

我們無法防止別人控制和扭曲真相，但我們可以通過獨立思考的自我修養，減少被背叛的反轉與反感，更加減少基于片面信息與偏見對無辜者的抹黑與攻擊。

正如信息理論的創始之父香農在20世紀40年代所說，數據信號是嘈雜的，如果你想從這些信號中過濾出有意義的東西，就必須過濾掉噪聲。

互聯網信息傳播中有一種回音室效應，指的是意氣相投者聚在一起，同氣相求，使人尤其容易放松警覺，輕易盲從。與回音室效應同時發生的是“信息流瀑”，當人們接連跟帖或發表意見時，就會產生信息瀑布。如果很多人在你之前發表了某種意見，而他們又都在你的“社交圈內”，你就很有可能跟隨他們的觀點，至少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再加上算法推薦機制也在不斷強化人們的自我認知，似乎更是形成了一個個彼此之間無法溝通以及相互理解的信息繭房。

但是我們并非無法溝通的。我們可以通過構建共同的價值體系，將輿論的力量用到應該用到的地方，讓每一次輿論事件，成為發現社會問題，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契機。

就像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所說，人們都是情感動物，就像一條講感情、有自己價值判斷的狗，理性只是一條狗尾，會隨著人們的價值判斷搖擺。所以我們更傾向于那些使我們感覺良好的“證據”。

事實上，我們回顧過去幾年的輿論走向，可以發現，公眾對平臺經濟、互聯網公司或者資本的態度與價值判斷已經悄然變化，過去這些都是創新的動力，是人們的追求，甚至榜樣，但是這幾年，更多的人，開始重新審視平臺經濟、互聯網公司或者資本的社會責任問題，有更激進者，什么都能歸根于萬惡的資本，罪惡的原始積累。

很多時候，人們的情緒已經蓋過了理性的思考與判斷。但是平臺經濟、互聯網公司或者資本在過去二十多年，一直是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在創造新的數字化基建、創造更加便利的生活、創造更多的創業以及就業機會等等方面，都有目共睹地促進了我們經濟的繁榮，任憑憤怒，大火燎原，很可能會動搖我們未來發展的根基，自毀長城，而且毀掉容易，想要再造就難了。

科技的蓬勃發展，以及復雜的運行體系，都需要各種大中小工商業組織來運轉。公司已經成為支撐我們經濟生活甚至社會生活的支柱力量，企業必須被任何現代國家所接受。我們不能讓自己無名的憤怒與偏見，輕易危及企業的正常運轉。

不過這些情緒也不是無根之水，它們都是有現實的源泉的，它們需要大公司重視并且更多承擔起這些責任。從阿里巴巴最近這一年所遇到的種種大事，還有騰訊的游戲產業遭受的質疑，以及美團，要給騎手買社保的監管聲音，都是在這些宏觀背景下發生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無人能夠幸免。

作為中國社會中流砥柱的數字經濟平臺，已經到了重新反思自己社會角色與責任的關鍵時點。

大企業也應該正視并回應人們的現實需求以及期望，企業在當今社會還承擔著社會典范的作用，甚至在無形中塑造著設置了現代生活的準則，如德魯克所言，這些企業必須堅守實現人民的愿望和信仰的承諾：承諾機會均等；承諾價值的分配是基于能力和努力的；承諾每個人，無論多么微不足道，都享有公民應有的社會地位和尊嚴。

事實上，阿里事件快速發酵，也是因為人們內心對大公司或者資本是不是會傾軋底層員工的生存狀態甚至傾軋底層人民的生活的深切關注。大家都希望作為互聯網頭部公司，阿里巴巴應該秉承互聯網開放、自由、平等的精神，能夠在保護雇員、甚至提升雇員幸福感方面，給社會帶來更好的標桿效應，而不是相反。

從這個角度看，在面對這些要求的時候，事件當中的幾個管理人員明顯是不及格的，從態度的冷漠到反應的遲鈍，都讓人心寒。但是此事快速發酵的過程中，面對這些復雜的環境，阿里集團從組織到制度層面的快速調整，基于事實的理性應對，其實在這種輿論事件當中，可能也是我們所缺乏的。畢竟涉及任何罪案，我們都不能并且沒有權力，根據一面之詞定人死罪，任何時候，任何人都應該有他申辯的權利，我們也有讓公共事件得到足夠透明、公開、公正的處理的責任。

人們期待的互聯網頭部公司，起碼應該具備普通人的同理心，更有人情味，并且在防止此類事件發生的制度層面，有更好、更齊備的組織機制以及有效的制度建設，在此類事件發生之后，有更高效的、公正的處理。欲戴皇冠必承其重，頭部的公司，注定活在高強度的社會關注與期待底下，而在這種高水位的壓強下，這個木桶一旦出現些微的裂縫，垮塌效應就會成倍放大。

如果說這件事背后有著什么樣的潮流，應該促成什么樣的變化，那大概還是要回歸德魯克曾經在《公司的概念》一書中明確指出過的大公司的基本社會責任：管理層應該認真考慮每項企業決策和行動可能會對社會產生些什么影響，應引導企業不違反社會信念或破壞社會的凝聚力。這意味著企業有一種消極的責任──不可以對公民不當施壓，也不可以干預員工個人的私生活或者員工的公民權，不可以要求員工絕對的忠誠。如果企業忘掉了這個原則，社會將會強力反彈，通過政府擴權，來約束企業。

放眼全球，很多大公司，包括谷歌、麥當勞、英特爾都經歷過高管性騷擾的事件，基于這些公司的社會影響力，這些事件是不可原諒的。無論是阿里還是其他大公司，都應該創造一種能夠為雇員提供人文關懷，并且讓雇員可以在安全、安心的工作環境當中工作。也只有能夠將能夠為社會進步帶來正向作用的價值觀以及文化植入公司的組織、制度當中，才能夠讓一個公司贏得員工以及社會的尊重。一種更加開放、平等、合作的公司文化，相信會給阿里的組織行動能力以及效率帶來更大的提升，對于阿里未來的業務增長也是一種長期利好，也能為社會提供更好的公司治理標桿。

這些是大公司應該有的擔當與自我修養，當然看客們也應該有自己參與到公共輿論的自我修養，培養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這個世界，不再迷信權威，也不受群體性情緒的挑撥與牽引，而是對事實有自己的判斷。

就像Michael Patrick Lynch在《失控的真相》一書中曾經指出的：“公共空間需要有公共規則。如果我們要共同生活并且共享資源，那么就需要人人遵守道德規則，講求理性，做到理性反思——愿意以大多數人接受的規則展示和征詢理由。只有當規則可以得到合理解釋的時候，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公平的信息市場。”我們的社會結構和知識價值是相互交織的。我們應該確保真理和自由的相互關照。沒有求真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人們就可以隨意憑借大字報式的詆毀，打擊異己，社會的正常運轉必然遭遇毀滅性的沖擊，這并不是我們沒有經歷過的。

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從個人、公司、到社會組織都能夠在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的前提下，充分探討社會議題的公共空間，而不是讓冷漠滲透我們的血液，任由原子化的趨勢，分裂我們的社會，更不是讓憤怒吞噬無辜者的前途與我們社會的未來，在信息化時代，輿論場其實更加開放，溝通相比之下也會更充分，信息充分流通、思想充分溝通的可能性之下，獨立思考的我們，建基于社會利益與市場需要的公司，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健康穩健，也會讓我們經濟更加繁榮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