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人活于世，一定有一種責任的話，那么除了保持自己生存下去之外，最普遍的應該就是作為人而去理解人，并成為人了。

如何理解這種責任，也就是說當我們承認我們是作為“人”而存在的時候，這種聲明的背后，就意味著我們理解或者我們就有一種理解的能力，明確自己“人”的身份，并也愿意且必須以人的身份生存下去。

那么當我們說理解或認識一樣東西，比如說三角形，可以說它有三個角三個邊等等，這些性質被概括為三角形的本質，而人的本質往往就會被稱為人性，那么如果我們宣稱自己理解人，也就是洞悉人性的話，這個人性到底是什么呢？

二戰之后的1948年，法國著名的哲學家梅洛-龐蒂應邀于法國國家廣播電臺做了七次演講，這其中的一段，似乎很好的詮釋出一種超越時代的對人的認知，即便時隔近八十年后的當下人們，依然可以在其言語中找到對人類自身探索的共鳴。

在經歷了一系列論述之后，梅洛-龐蒂開始總結，“由此，我們就得出了一種和我們由之出發的那種關于人和人性的看法非常不同的觀點。人并不是一眾個體的總和，并不是一個由一眾思想者聚合成的共同體：在這樣一個共同體中，這些相互孤立的思想者事先就確信能夠和其他的個體思想者相互理解，因為所有這些思想者共屬于一個思想的本質。

人當然也不是一個獨一的存在：一眾個體都將融化在、都當被吸收進這獨一的存在中。人在原則上就總是岌岌可危的：每個人都只能相信他內心中認為是真的東西——而于此同時，每個人的思考和決定都為與他人的某些關系所束縛，因為這些關系總是會偏向某種意見或者說觀點。”

想要探索人的本性，首要的先要確認什么是人，而梅洛-龐蒂的觀點非常清楚，人既不是一個思想合一的共同體，也不是一個獨一的存在。他用岌岌可危來形容人的特性，即封閉在自我的認知當中，又要去理解或誤解他人，在這個過程中，人既是獨一的存在，又是作為一種關系的存在。

“每個人都是獨自一人，但是每個人也都需要其他人：不僅因為其他人可能會有用處——這一點不是我們這里所要探討的主題——還因為他人和幸福息息相關。絕對不會有某種共同體的生活可以讓我們擺脫我們自身這一重負、可以免除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看法這樣一種義務；而且，沒有任何一種“內在”生活不像是我們與別人關系的最初萌芽。

在這樣一種模糊的處境里——我們被拋到了這樣的處境中，因為我們有身體，有個人的歷史和共同的歷史——我們找不到絕對的安穩，我們必須不停地努力以縮小我們相互間的分歧，以解釋清楚我們被誤解的話語，以顯明關于我們的那些被隱藏的東西，以知覺他人。”

緊接著，梅洛-龐蒂直接點出了人存在的關鍵特性——人的存在是一種處境，這個處境是人既要有保持自己看法的義務，又有理解他人、縮小分歧的責任。實際上，在二戰之后說出這樣的話，也有著其背后的深意。人，不能放棄自己對世界的觀察與思考，將一切觀點的產出交由他人或整個社會。同時也不能固執己見，對與自己相連或無關的人的看法置之不理，一意孤行。

那么如何做到這一點？

“理性——以及諸精神間的相互理解——并非我們的后盾，而是有待我們去抵達；而且，我們既沒有能力一勞永逸地達到它們，也沒有能力棄絕它們。

其實我們不難明白這一點：既然我們被帶入到一個從來都是未完成的也將永遠都完成不了的任務之中，而且既然我們并不必須——即使相對地——成功完成此任務，那么，自然而然地，這一情境就會既給我們一種焦慮，又給我們一種勇氣。”

梅洛-龐蒂并不認為，我們可以依靠理性來達到彼此之間的理解，反而理性和人的岌岌可危的處境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兩面而已。人不能認為存在一種絕對的理性，就好比存在絕對孤獨或絕對群體的人一樣，理性并不是連接人們的那種決定性的東西，而僅僅是人們能夠互相理解的表象概括或者說希望而已。

由此，理性的意義被明晰且升華了。它不是我們作為人的一種天性，很容易就可以運用在生存之中，而是人的一種任務甚至是追求。人只能無限的迫近理性——如果更明確的闡釋這個理性的話，那就是人與人之間能夠完全的互相理解——卻無法最終徹底的到達理性，顯而易見的是，沒有任何兩個人可以獲得絕對的理性，即完全的互相理解。

至此，人作為一種存在的那種處境，被梅洛-龐蒂從外界拉回到人的內心之中，即在追求充分理性的任務過程中，人內心中的那些“焦慮和勇氣”。

“而且實際上，焦慮和勇氣是一回事。因為焦慮是一種警覺，是一種去評判的意志，是去知曉我們做了什么和能做什么的意志。如果說其實并沒有好的宿命，那就更不必去相信有壞的宿命；所謂勇氣，正在于依賴自己并且依賴他人，因為，雖然有那么多的身體及社會處境的差異，他人還是都在其行為本身中和在其相互關系本身中顯示出了同一種光芒，這光芒使得我們承認他們，使得我們需要他們的認同和批評，使得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命運。”

其實，梅洛-龐蒂所說的“焦慮和勇氣”，不過是對作為個體存在的人和作為群體精神當中的一份子的充分回應。人有責任產生自己的觀點并承擔由此帶來的后果，對此處境的焦慮，就是人同時具備了批判的意志，這種批判的意志是在產生觀點并付諸行動之上的一種看似外在的思維，也就是對自己觀點和行為結果的價值評判。

與此同時，人畢竟是生存在他人之間，在尋求共同理解的過程中不斷發展。由此人們就必須要相信，同為人，內心中一定都埋藏著一些可以被彼此認出的光輝，這些光輝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時候，也能夠擦亮彼此理解的火花，并產生共同攜手生存下去的愿望。

“只不過，現代人的這種人本主義已經不再有前幾個世紀中人本主義所擁有的那種決然的自信了。就讓我們不要自詡是一個由一眾純粹的精神所組成的共同體，讓我們看清楚在我們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大部分時候都是主人和奴隸的關系。

讓我們不要拿善意或好的初衷去給我們做下的壞事作借口，讓我們看清楚這些善意在離開我們之后到底都變成了什么。有時候以我們在這里提議的這種陌生目光來大量我們人類這個物種也是有好處的。伏爾泰就曾在《微型巨人》一書中幻想有個來自另一顆行星的巨人，在此智能高于人類的生物面前，人類的習俗閑的可笑至極。

我們的時代不再從上而下地批判自己了——這樣太尖刻太惡意——而是在某種意義上采取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卡夫卡想象一個人變成了甲蟲并且之后以甲蟲的目光來觀視他的家人。他想象一只闖入到人的世界中的狗所進行的探索。他描寫了一些將自己封閉在自己給予自己的習俗這一殼子里的社會。

今天，布朗肖描寫了一個停滯在嚴明的律法中的城市，其中的每個人都如此嚴格而緊密地參與到城市中，以至于他們都不再能感覺到自己以及他人的特殊之處。從外部看人——即是批判——是健康精神的應有之義。但不是像伏爾泰那樣為了暗示一切都是荒謬的，而是像卡夫卡那樣為了暗示：人的生活永遠處在威脅當中；是為了從心態上準備好迎接那些罕見而珍貴的時刻：在這一刻，人們認識了自己，并認出了自己。”

梅洛-龐蒂對他所處時代的“批判”與“相信”都帶有強烈的質疑，借用一些文學大師筆下的處境，他在呼喚人對于本性的回歸。也即將要把對人性的理解，從開始推向了結束。

人性，必然始于對什么是人的思考，梅洛-龐蒂認為單一的人和群體的人都無法直接給人做一個概括的定義。進而，人只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就是他所說的“處境”，那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處境呢？

作為人的存在的處境，是必須有自己看法的義務，和促成彼此理解的努力。這兩者似乎都能靠被我們稱作“理性”的東西所獲得，但梅洛-龐蒂卻認為，理性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理性不是一種人所共有的能力工具，而是人通過自主獨立思考，且對相互理解抱有信心，并不斷地向這個目標努力的那么一個過程。

所以人的存在的那種處境，是向著不可能的完全理性不斷迫近的旅程。這旅程之中，人內心中懷有對自身理智的焦慮和對能達成彼此互相理解的勇氣，前者是批判的力量，而后者則是相信的力量。

至此，似乎可以說，人性應該是作為人的處境的描述，即焦慮和勇氣，或批判與相信。但梅洛-龐蒂并沒有給出這樣的答案，他依舊認為人性猶如燭火，跳動曖昧。

借用卡夫卡的暗示：“人的生活永遠處在威脅當中；是為了從心態上準備好迎接那些罕見而珍貴的時刻：在這一刻，人們認識了自己，并認出了自己。”簡單的說，人生之旅也不過是人性的同義反復——作為人、理解人、成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