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杰律師，金融犯罪辯護律師，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高級合伙人 暨非法集資案件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

林安琪，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金融辯護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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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在虛擬貨幣交易中，用現金交易的方式買入電信詐騙、網賭平臺等利用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所獲得的“贓幣”，是否因此意味行為人明知是“贓幣”，從而符合幫信罪的主觀明知要件？

從幫信罪及其相關司法解釋來看，應當回歸到該問題的本質——虛擬貨幣的現金交易是否明顯違背市場規律而屬于“明顯異?！钡慕灰追绞?。

若在虛擬貨幣交易中，現金交易較線上交易明顯困難，例如交易雙方異地，距離較遠，則屬于明顯異常的交易方式，若現金交易較線上交易并非明顯困難，例如交易雙方是同城的親友，則不屬于明顯異常的交易方式。

當然，還應當綜合案件具體情況來綜合認定。

正文：

一、 虛擬貨幣現金交易是否屬于明顯異常的交易方式？

電信詐騙、網賭等利用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所獲得的虛擬貨幣即本文所稱的“贓幣”，收購者在與犯罪人交易過程中，“贓幣”實現了向現金的轉化，收購者為犯罪人提供了支付結算幫助?！缎谭ā返?287 條之二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為其提供支付結算幫助，情節嚴重的，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即幫信罪。因此，買入虛擬貨幣被指控幫信罪的辯護重點在于行為人是否“明知”購入的虛擬貨幣是“贓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 以下簡稱《解釋》 ） 第十一條 規定了六種推定“明知”的具體情形。其中第（三）項是“ 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 。 ” 因此，交易價格沒有明顯異常的情況下，采用現金交易的方式買幣，能否被推定為主觀明知，關鍵在于虛擬貨幣現金交易是否屬于明顯異常的交易方式。

虛擬貨幣的交易分為站內交易和站外交易，站內交易即交易所交易，站外交易如利用微信等聊天工具磋商后線上打款交易，也包括本文所討論的面對面現金交易。

相較于站內交易和線上交易，面對面的現金交易較為麻煩，例如交易雙方異地或者大宗的虛擬貨幣買賣要求攜帶現金量大。但其也有一定的優勢， 在我國，從本質來看，虛擬貨幣被定性為一種虛擬商品，不能因虛擬貨幣的虛擬性就否定其商品交易屬性，在小額商品交易中，現金交易是普遍且較為安全的交易方式，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采用現金的交易方式不存在明顯異常。

在實踐中，部分辦案機關會認為行為人采用較為“麻煩”的面對面現金交易的方式買賣虛擬貨幣屬于《解釋》中“交易方式明顯異?！钡那樾危⒁虼送贫ㄐ袨槿嗣髦恰摆E幣”

然而，對于“交易方式明顯異常”最高檢對所作出的解釋是： 交易方式明顯不符合市場規律。

因此，不能單純以虛擬貨幣—現金的轉換就認定交易方式明顯異常，應當回歸其本質，此種轉化是否是不符合市場規律，例如高效、便捷、安全。例如交易雙方在異地，面對面交易的成本較大，或者說虛擬貨幣交易量大，攜帶的現金有幾十上百萬，但雙方仍然采用現金交易的方式，并不符合市場交易規律，此時可以推定行為人明知是贓幣。但是，例如交易雙方本就是同城的親友，并且就幾萬元的交易額，此時面對面的現金交易并未給交易行為本身創造阻力，或者此種阻力微乎其微，不能認定該筆交易違反了市場規律，也不能推定明知。

二、 從實際案例來看，虛擬貨幣現金交易并不必然指向行為人明知

【 案號 】 珠檢一部刑不訴〔2020〕42號

【 基本案情 】 犯罪嫌疑人 A 預 幫助他人 將網絡詐騙贓款通過虛擬貨幣變現 ， A 讓被不起訴人 B 按自己要求以 B 個人身份信息注冊了火幣交易所賬號并綁定個人銀行卡提供給 A ，再由 C 轉 交詐騙 團伙使用。2019年 B 火幣賬號共賣幣92萬余個USDT幣， B 銀行賬號收到630余萬元人民幣， B 將所取現金交給 C 保管。 C 將所取現金在武漢或深圳交給 詐騙 團伙。其中 C 安排姚某某、 B 乘坐高鐵從武漢至深圳運送一次現金約200萬元人民幣給 詐騙 團伙。

【 案件結果 】 認定 B 涉嫌犯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決定對 B 不起訴。

【 理由 】 本案證據能夠證實：被不起訴人 B 在2019年上半年受 A 安排，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冊火幣網賬戶、綁定銀行卡提供給 A 使用，并受 A 安排運送現金給劉某某團隊。但本案證據無法認定 B 明知劉某某等人實施網絡犯罪活動，也無法證實 B 提供銀行賬戶收取、轉移的資金為網絡犯罪所得。理由如下：

1.目前查得的 B 涉案賬戶交易最晚一筆時間在涉案四個詐騙平臺第一筆入金前，無法證明 B 涉案賬戶內錢款系該涉案四詐騙平臺犯罪所得；

2. B 不認識詐騙團伙成員，無直接或間接交往; A 安排 B 以個人身份信息注冊火幣網賬戶并綁定個人銀行卡時，并未明言或暗示用途； A 安排姚某某、 B 提取巨額現金，因 A 從武漢送至深圳時，因 A 等人經商，提取現金的用途與目的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亦無法證實 B 從中獲得利益。

【解讀】

本案中雖然不存在虛擬貨幣與現金的交易，但存在將虛擬貨幣變現為先進并運送的情形，從檢察院不起訴的理由來看，不能夠以單純的虛擬貨幣—現金轉換情形來認定幫助者主觀明知，因為現金的用途與目的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不直接指向違法犯罪活動。同樣，在虛擬貨幣交易被控幫信罪的案件中，不能單純以虛擬貨幣—現金的轉化情形來認定幫助者主觀明知。

三、 對于幫信罪中行為人“明知”的判斷還應當綜合來看

在《 < 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 的理解與適用 》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經研究認為，對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主觀明知的認定，應當結合一般人的認知水平和行為人的認知能力，相關行為是否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行為人是否履行管理職責，是否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是否因同類行為受過處罰，以及行為人的供述和辯解等情況進行綜合判斷。 ”

司法解釋創設綜合認定規則 ， 要求充分關注各種主客觀因素 ， 不偏信某一證據的證明力 ， 從整體主義的視角對 “ 明知 ” 與否作出認定 。在本文所說的虛擬貨幣交易中，除了現金交易的形式，還應當結合交易價格是否異常、是否采用加密通訊、是否收到過監管部門的提示、是否被凍過卡等案件事實來綜合認定行為人是否“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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