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
李某文和李某武是兩兄弟，第一被告李某文一直從事專利申報服務工作，對專利申請流程非常熟悉。李某在大學時同時就讀三個專業，分別是化學、物理、自動化，最后獲得兩個畢業證和一個學位證。李某在高中便喜歡發明創造，大學期間獲得多項發明獎勵。
李某畢業后主要的工作都與知識產權相關，實際控制五六家公司，其中包括科技、知識產權代理公司。李某與公司的研發人員，共申請了六七百項專利，其中發明專利大概100多件。李某通過上網搜索等途徑尋找在生產經營中使用與其相似專利的單位，以訴訟或者向證監會舉報的方式影響企業生產經營、上市、融資等為要挾，與被訴方簽訂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和解協議等，迫使對方支付錢款，換取其撤訴或不再主張專利權，實際獲利116.3萬元。
2018年初，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會同浦東分局偵查此案，以知識產權訴訟為手段進行敲詐勒索為名，將李某等人抓獲。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以滬浦檢金融刑訴〔2018〕 3490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李興文、李興武犯敲詐勒索罪。判決如下：一、被告人李興文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二、被告人李興武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罰金人民幣二萬元。
宣判后，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不服，提出抗訴，認為原判未認定起訴指控的四節事實構成敲詐勒索罪，屬于適用法律錯誤，導致量刑畸輕。被告人李興文、李興武亦不服，提出上訴，認為其所有行為均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一審判決對李興文、李興武定罪準確、量刑適當，且審判程序合法。據此，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抗訴、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分析
一、主要問題
（一）如何區分合理的專利維權行為與敲詐勒索行為？
（二）專利權方與他人惡意串通，利用訴訟并舉報的方式脅迫被害單位進而獲取錢款的行為如何定性？
二、裁判理由
（一）正常專利維權行為與敲詐勒索行為的區分
本案中，對于被告人李興文實施的其關聯公司與掌閱公司（第一節事實）、盈趣公司、古北公司、鴻雁公司之間的專利訴訟及獲利行為如何定性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李興文不以正常的生產經營為主要目的使用專利，而是將申請的專利大量用于專利訴訟索賠，即在企業上市融資等關鍵節點以對方侵權為由提出訴訟并以此獲取補償款或者專利實施許可費，這種行為已對相關企業造成威脅，符合敲詐勒索罪的基本特征，構成敲詐勒索罪；第二種觀點認為，李興文雖然選取了企業上市融資等關鍵節點提起訴訟，但其提起專利訴訟的合法依據不能完全否認，大部分專利權是其或者其所屬公司所有，并經國家知識產權局確認有效的專利權，故當李興文提出侵權之訴的時候，只表明他有維護正當權利的目的，而這不能等同于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對于這部分事實不宜認定為犯罪。
我們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敲詐勒索犯罪是一種財產犯罪。財產犯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財產權益。如果財產轉移具有合法根據，則不能認定為財產犯罪。根據專利法的相關規定，依法定程序取得專利并受法律保護的發明創造成果主要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種。通過依法申諳專利、取得專利權并承擔相應義務的專利權人利用專利依法獲得財物的主要依據是專利許可費、因專利侵權或可能專利侵權獲得的賠償或和解費、專利轉讓費。本案該部分事實中，被告人李興文或其關聯方持有行政管理部門確認有效的專利權，其認為上述四家企業的產品、技術方案等有侵犯其或其關聯方專利權的可能性，要求法院確認侵權事實和索要賠償，后與對方簽訂協議并以此獲得了許可費或者和解費，上述費用的取得均在專利法規定范圍之內。
1關于被告人李興文及其關聯方從掌閱公司、古北公司、鴻雁公司取得的專利實施許可費
實施許可費來源于李興文及其關聯方和掌閱公司、古北公司、鴻雁公司簽署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合同分別約定李興文及其關聯方將其所有的全部或者部分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普通許可給對方公司。根據專利法第十二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利的，應當與專利權人訂立實施許可合同，向專利權人支付專利使用費……”第四十五條規定：“自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為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關規定的，可以請求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該專利權無效?！钡谒氖鶙l規定：“專利復審委員會對宣告專利權無效的請求應當及時審查和作出決定，并通知請求人和專利權人。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登記和公告。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宣告專利權無效或者維持專利權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通知無效宣告請求程序的對方當事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從上述法律可以看出，一方面，掌閱公司、古北公司、鴻雁公司作為被許可方，有義務按照合同約定的內容向李興文及其關聯方支付寺利權普通實施許可的費用；另一方面，如果掌閱公司、古北公司、鴻雁公司認為李興文及其關聯方被授予的專利權違反了專利法的規定，可以向專利行政部門提起無效宣告請求。無效宣告請求人或者專利權人對專利行政部門決定不服的，可以進一步提出行政訴訟。如果因專利權無效導致合同終止的，也應按照雙方的約定進行許可費用的返還和賠償造成的損失。由此可以看出，專利法賦予了專利權人通過專利許可等方式獲得許可費用的權利。許可費用的具體金額可以由許可方和被許可方根據專利技術狀況、實施的行為與期限、被許可方可能獲得的經濟利益等多方因素綜合考慮而加以確定。雖然掌閱公司等企業也利用申請專利無效的程序來防止專利行政機關對李興文及其關聯方的不當授權，但是由于專利權無效宣告的過程非常繁復，交叉訴訟、循環訴訟情況時有發生，訴訟時間較長，故簽訂專利實施合同不失為權宜之計。而李興文及其關聯方確有利用專利無效程序繁復這一弊端之嫌，但從在案證據可以確定的是，李興文及其關聯方的確系許可專利的權利人，那么其在合同約定范圍內，普通許可他人實施自己專利技術并以此獲取專利實施許可費用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

2．關于被告人李興文及其關聯方從盈趣公司取得的和解費
專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實施其專利，即侵犯其專利權，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愿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第七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故意侵犯專利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再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三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的賠償。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從上述法律規定可以看出，專利侵權行為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其中，侵權方承擔責任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向權利人賠償損失。法律賦予專利權人以訴訟、協商等方式解決雙方糾紛的權利；若侵權事實存在，專利權人有獲得經濟賠償的權利。因此，在該部分事實中，李興文及其關聯方通過提起專利訴訟與盈趣公司簽訂協議，獲得和解費的行為是在專利權人依法保護自身權益的行為范疇之中。有觀點認為李興文及其關聯方與盈趣公司達成和解獲取財物的依據并不是法院確認了侵權事實，故李興文的行為無合法依據。我們認為，即使法院未評判侵權事實是否存在，但只要李興文提起訴訟所依據的專利權是真實有效的，就不能排除雙方協商一致的原因系“可能侵權事實”等因素的存在。換而言之，因為現有證據不能排除“取得財物行為具有合法（指民事或者行政等相關法律）根據”的合理懷疑，就不能認定被告人取得財物的行為是犯罪行為。不能因為行為人的很多專利未用于生產經營，而是通過訴訟獲得了補償款或者許可費，就主觀推斷“李興文多多少少有‘非法占有’的意思，大概率是沒有侵權事實的存在就拿到錢款”，進而得出該行為構成犯罪的結論。
（二）被告人虛構專利獨占許可的行為具有違法性
對于關聯公司與掌閱公司發生的第二節事實，辯護人提出，科斗公司仍是合法的專利權人，專利權人和對方公司的和解協議具有民事合法性，二被告人所實施的這部分行為也不能認定為犯罪。
我們認為，被告人李興文的關聯企業享有專利權，但是行為人并不是以此為籌碼脅迫對方，被害單位也并非因為該專利權歸屬于科斗公司而產生恐懼心理處分財產。二被告人提出脅迫的籌碼是步島公司享有專利獨占使用權，掌閱公司對步島公司構成專利侵權，而實際上這個獨占許可完全是被告人虛構的。李興文及其關聯方第一次與掌閱公司簽訂的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已經將包含第ZL201010523269.X號發明專利在內的專利權普通許可給了掌閱公司，但其為了非法獲利，制造了第ZL201010523269.X號發明專利不包含在前一份許可合同之內的假象，通過倒簽合同虛假許可的方式，將步島公司包裝成寺利的“被獨占許可方”。被告人之所以不以科斗公司的名義再次提出訴訟或者舉報，是因為在科斗公司與掌閱公司簽訂的許可合同中雙方已經約定了對第ZL201010523269.X號發明專利使用的權利義務，其不能再以掌閱公司侵權為由提起訴訟。所以被告人只能制造虛假的權利主體再次提出訴訟和舉報，以此達到非法取財的目的。
該節事實判斷的關鍵點是二被告人取得錢款的依據是否合法。因為在財產犯罪中，刑事違法性判斷是在法秩序統一原則下的違法相對性判斷，財產轉移行為在民事等相關法律范疇內是違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刑法范疇內認定有罪。本案中被告人李興文、李興武取得錢款的根據是與掌閱公司簽訂的第二份糾紛解決協議。該份協議看似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約定，實則沒有民事合法的可能性。雖然科斗公司也作為協議的一方簽訂合同，但是該協議約定的和解費不是科斗公司作為專利權人獲得的轉讓費、許可費或者侵權賠償款。科斗公司沒有與掌閱公司再次協商許可費用高低的問題，也無商談專利權轉讓事宜，同時科斗公司與掌閱公司簽訂的第一份許可合同已經生效，掌閱公司對科斗公司也不構成專利侵權。協議另一方步島公司并不是真實的專利權方、專利實施被許可方，其不能以第ZL201010523269.X號發明專利為由向掌閱公司提出財產訴求。第二份糾紛解決協議的訂立是由科斗公司與步島公司之間那份虛假的“獨占許可合同”的衍生物。而“獨占許可合同”是二被告人惡意串通，損害掌閱公司利益的合同，是民事上的無效合同，不具有合法性。故在此基礎上簽訂的糾紛解決協議具有違法性。

（三）被告人以虛構的專利獨占許可提起訴訟，依法構成敲詐勒索罪中的“以脅迫方式”勒索財物
敲詐勒索罪是以暴力或者脅迫手段使對方產生恐懼心理進而取得財產的犯罪。這里的脅迫一般是指對被害人以“惡害”相通告。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只有行為人主動向被害方以明示的言辭方式提出惡害通告才能認定為脅迫，我們認為這個觀點并未準確挹握敲詐勒索罪中“脅迫”的實質內涵。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并不要求行為人必須是對被害方提出通告，也可以是向第三方提出進而轉告被害人，同樣也能達到脅迫的效果。
第二，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并不要求行為人必須是以明示的、言辭的方式向被害方提出通告，也可以是以暗示的、行為的方式脅迫被害人。這類案件中，行為人往往掌握了被害人的弱點，被害人也十分清楚威脅的內容，行為人此時利用優勢地位以行為的方式加以威脅也能達到言辭威脅同樣的效果。比如，有些針對酒駕人員的碰瓷行為，行為人往往通過圍追堵截逼停被害人，然后停車報警對方酒駕。此時被害方一看對方報警就會同意和解，并支付高額的和解費用。這里的報警行為實際就是一種脅迫。
第三，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必須要達到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的程度。在不涉及市場環境背景下的敲詐勒索案件，是否達到恐懼的心理程度應當根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法則加以判斷，比如，根據行為發生的地點、行為方式、勒索財物數額大小等因素加以判斷；而在涉及市場環境背景下的敲詐勒索案件，除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法則之外還需要考慮國家政策導向、被害人資金環境松緊程度、行政監管的強弱程度等因素加以綜合判斷。
本案中，被告人李興文、李興武及其二人的關聯公司與掌閱公司之間發生第二節事實時，被害單位處于上市融資的關鍵時期，前期已經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但李興文等人的虛假訴訟和舉報行為，導致公司上市進程一再耽擱，這會對企業運營帶來重大不利影響，故被害單位“迫不得已”同意與對方協商。雖然被告人商談時并未使用“如果不給錢就……”等強烈威脅性言語，而是讓對方公司“花錢買撤訴”，但當先行的訴訟和舉報已經具備一定的脅迫效果，再加上后續壓制式的談判，結合被害單位資金成本、政府監管等因素，可以判斷二被告人實際上已經實施了足以使被害單位產生恐懼心理的脅迫行為。在本案的該節事實中，被告人李興文、李興武的行為同時觸犯應假訴訟罪與敲詐勒索罪，屬于想象競合犯，應從一重罪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
綜上，一審、二審法院對二被告人實施的上述行為，以敲詐勒索罪定罪處罰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