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反壟斷史上，當一家企業的市場支配地位已經固化到損害競爭、壓制創新、剝削上下游的程度時，罰款往往只是前菜。

文/每日資本論

人不可能在同一條河里跌倒兩次，但不幸的是攜程做到了。

6月13日，端午節前一個尋常周五，上海市網信辦的一紙罰單讓這家在線旅游巨頭再次站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1000萬元，直指上海攜程商務有限公司（下稱，攜程）未落實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要求、違法出境個人信息。通報同時表示，涉事企業涉及網絡數據安全主體責任履行不到位、安全管理防護措施缺失、后端處理數據合規能力不足、數據出境合規審計不嚴等多重問題。

看懂了嗎？簡單說，在數以億計的用戶毫無察覺的情況下，他們的姓名、身份證號、護照信息、銀行卡號乃至行程軌跡，被攜程多年持續輸送至境外，用以喂養其海外業務系統與數據分析平臺。

這記罰單的分量，遠不止1000萬元這個數字本身。

也就在今年初，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依據《反壟斷法》，對攜程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正式立案調查，聚焦“二選一”、附加不合理交易條件、大數據殺熟、高額傭金與不公平交易條件等問題。消息一出，資本市場迅速反應。攜程港股股價從1月13日613港元的歷史高位應聲暴跌，1月15日港股股價跌幅一度超過19%。攜程市值從巔峰時期的4000億港元縮水至3000億港元左右。這是攜程成立來遭遇的最猛烈監管重擊。

事實上，今年以來監管節奏非常密集。2月，央行、金融監管總局多部門聯合約談攜程、高德等六家出行平臺；3月，北京三部門聯合約談攜程等12家平臺企業，直指平臺強制推行不合理條款、限制商家跨渠道定價等侵害商家自主經營權的行為；4月，中央網信辦、國家鐵路局聯合約談攜程等7家票務平臺；6月，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國家鐵路局三部委聯合約談。短短半年，監管觸角延伸至數據安全、反壟斷、商家與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多個核心經營維度。

早一些的2025年7月，針對鄭州酒店商戶舉報攜程事件，央視網罕見發表評論《算法霸權！當攜程的“調價助手”篡奪了酒店的定價權》，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些平臺一邊‘攜流量以令商家’，不斷壓榨商戶的利潤空間，一邊維持‘低價形象’吸引用戶，實則慷他人之慨，得流量之利……”監管的警示信號早已頻頻閃爍。

從反壟斷立案到數據出境罰單，從央視點名批評到多地監管約談，攜程貌似總是麻煩纏身。一個近乎本能的疑問由此浮出水面：攜程為什么會頻頻違規被罰？這家年凈利潤超過330億元的在線旅游巨頭，未來的命運又將走向何方？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看懂攜程的賺錢邏輯。因為恰恰是這種邏輯，埋下了它今日困境的全部伏筆。

2月26日，攜程集團公布了2025年全年財報。數據亮眼得近乎刺眼：攜程集團公布了2025年全年財務業績。數據顯示，全年凈營業收入達到624億元，同比增長17%。全年凈利潤高達334億元，同比增長94%，幾乎翻番。這份成績單讓攜程不再是人們印象中那個“賣機票的”或者“訂酒店的”——它變成了一臺行走的印鈔機。

真正讓同行眼紅的數據，不是營收規模，而是毛利率。2025年，攜程各季度毛利率分別為80%、81%、82%、79%，全年維持在80%上下，這是一個什么概念？產業鏈上游的酒店巨頭華住、亞朵，毛利率普遍在40%左右；重資產的航空公司，毛利率常年徘徊在個位數；即便是以高毛利著稱的互聯網公司，騰訊前三季度毛利率約56%，阿里約39%……

換言之，一家不擁有酒店、不運營航班的旅游中介平臺，毛利率竟然比游戲公司還高，這肯定會令人好奇攜程到底有什么秘密。

攜程的商業模式非常清晰：兩條腿走路——住宿預訂與交通票務。2025年，其住宿預訂營業收入為261億元，同比上升21%。住宿預訂營業收入占2025年合計營業收入的42%。交通票務營業收入為225億元，同比上升11%。交通票務營業收入占2025年合計營業收入的36%。這兩項，合計貢獻近八成收入。

請注意，交通票務收入雖然增長，但傭金率極低，航司本身的毛利就被燃油成本壓得所剩無幾，留給OTA的傭金空間極其有限。真正的利潤引擎是住宿預訂，增速也顯著快于交通票務，且傭金率遠高于機票。一間售價800元的客房，即便按行業平均10%至15%的傭金計算，平臺也能抽走近百元。

但攜程的利潤之所以能穩站80%的高位，根本原因不在于輕資產模式本身，而在于渠道“霸權”。據交銀國際測算，截至2024年底，攜程在國內核心酒旅市場的GMV市占率約56%，若算上同程、藝龍等同系平臺，“攜程系”合計份額接近70%，遠超同行。

這種市場地位意味著，大多數酒店“無法拒絕不合作”，通俗講就是“客大欺主”。平臺通過算法、排序規則和會員體系分配流量資源，天然擁有更高的議價權。商家若希望獲得更靠前的曝光位置，往往需要讓渡更多傭金，或購買“云梯”“金字塔”等各類付費流量工具。

在消費者端，“大數據殺熟”，則是攜程身上撕不掉的標簽。

平臺通過用戶畫像構建動態調價機制，對不同用戶實行差異化定價。最典型的場景是酒店預訂：新用戶訂一晚酒店可能只需200元，而長期使用攜程的老用戶，預訂同一酒店、同一房型，價格可能高出不少。2026年2月，攜程還爆出“555萬元天價機票”事件，同期大量用戶實測發現，同一酒店房型在不同賬號、不同查詢頻次下價格差異明顯，部分案例5分鐘內報價上漲200多元。

更早的2021年，浙江紹興消費者胡女士以攜程采集其個人非必要信息、進行“大數據殺熟”為由訴至法院，2022年初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終審判決攜程構成欺詐，被判“退一賠三”。今年5月，攜程再陷“大數據殺熟”爭議——鉆石會員訂房比普通會員貴一倍的案例被媒體廣泛報道。

截至2026年6月18日，黑貓投訴平臺上共有18.5萬條投訴中包含搜索詞攜程。

接下來的話題就更為嚴肅了——在全球反壟斷史上，當一家企業的市場支配地位已經固化到損害競爭、壓制創新、剝削上下游的程度時，罰款往往只是前菜，分拆才是正餐。

最經典的案例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這家曾經掌控全美電話網絡的巨無霸，在1982年被美國司法部依據《反壟斷法》強制分拆為七家區域性“小貝爾”公司。分拆的理由很簡單：AT&T利用其在長途電話市場的壟斷地位，不公平地打壓競爭對手，阻礙通信技術創新。分拆之后，美國電信行業迎來了長達二十年的繁榮期。

更早的標準石油公司，1911年被最高法院裁定壟斷，被拆分為34家獨立公司，其中包括后來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龍等巨頭。微軟在1990年代末面臨同樣的命運，雖最終以和解告終，但被強制要求開放接口、剝離部分業務，其壟斷勢力從此被大幅削弱。

最近的案例是谷歌。2020年10月，美國司法部聯合11個州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指控其通過與蘋果等公司簽訂排他性協議，維持在搜索和搜索廣告市場的壟斷地位。2024年8月，聯邦法官裁定谷歌在通用搜索服務和搜索文本廣告市場構成非法壟斷。目前，谷歌雖然提出上訴，但分拆的陰影從未散去。司法部甚至在法庭文件中明確提出，如果谷歌不愿自行剝離Chrome瀏覽器和安卓系統，政府將尋求強制分拆。

eBay的分拆則更為平和。2015年，在投資機構Elliott Management的持續施壓下，eBay將旗下支付業務PayPal獨立拆分上市。理由同樣是壟斷嫌疑——PayPal在在線支付市場的主導地位，被認為抑制了支付行業的競爭。

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共同邏輯：當一家企業的市場份額、定價權力和排他性行為已經構成系統性壟斷，且整改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其市場支配地位時，分拆就成為恢復競爭的終極手段。

那么，攜程是否已經走到了這一步？

攜程的故事本質上是一個關于“贏家通吃”的故事。過去十余年，攜程通過資本收編藝龍、去哪兒，再參股同程、途牛、途家……構建起覆蓋酒店、機票、民宿、旅游產品的全鏈條商業網絡。輕資產模式讓它不必承擔固定資產折舊，渠道霸權讓它擁有80%的毛利率，數據優勢讓它能對不同用戶實行差異化定價。這套組合拳打下來，攜程成了在線旅游市場當之無愧的霸主。當然，也把自己活成了“令人討厭”的樣子。

從法理層面來講，分拆也并非不可能。2025 年，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發布的《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明確指出，對于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決定附加剝離有形資產、知識產權、技術、數據等無形資產或者剝離相關權益等結構性條件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這為對相關企業符合條件實施分拆，提供了部分法律依據。

再往深地講，若攜程被分拆，最大的可能或將住宿預訂業務與交通票務業務拆分為兩家獨立公司，或者將平臺業務與內容業務、金融業務等進行分離。這種分拆不僅有助于恢復市場競爭秩序，還能促進各業務板塊的專業化發展，提升行業整體效率。

但對于攜程而言，主動進行業務重組或許是更好的選擇。通過放棄部分壟斷業務，主動調整商業模式，實現從“兩頭收割”到“價值創造”的轉型，不僅能避免被強制分拆的命運，還能為企業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

從目前情況來看，攜程或還沒有走到分拆那一步。但監管重錘的速度正在加快，攜程或已朝著那個方向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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