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

作為中國古代名臣，司馬光在很多人心中一直是憂國憂民、清正廉潔的代表。

他恪盡職守，敢于上諫，先后6次被免官，又6次被起用；他為官清廉，20歲步入仕途，官至宰相，然而去世后沒留下多少遺產；他嚴于律己、勤儉傳家，曾經專門撰寫《訓儉示康》訓誡后人；他才華橫溢，胸懷古今，留下了千古巨著《資治通鑒》。

但是看似如此完美的一位能臣，歷史上對他的評價卻褒貶不一。

許多人認為，司馬光圖有“賢臣”之名，事實上卻是一個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保守文人。

尤其是他在王安石變法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說某種程度上阻斷了大宋中興，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既是知己又是敵人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駕崩，宋神宗繼位。

神宗皇帝把在當時擔任江寧知府的王安石調到中央任翰林學士，成為天子近臣。

從此，王安石與同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關系日益密切。兩人經常在一起飲酒作詩，談論時政。

王安石與司馬光其實有很多共同點。據史書記載：“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

但遺憾的是，二人在政治理念上，可以說是截然相反。

例如司馬光維護祖制，王安石強調變法；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重視“藏富于民”，王安石主張“富國強兵”。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政知事(相當于宰相)。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歷史上的變法，沒有一次不受到頑固守舊勢力的抵制。有個大臣羅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狀，想要扳倒他。

而此時的神宗皇帝堅決推行變法，就罷免了那個大臣的官職。

對此，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看得清清楚楚。

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講西漢歷史的機會，提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主張，然后又接二連三地寫信勸說王安石放棄變法。

可是王安石不為所動，因為他深知，北宋已經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宋神宗繼位的時候，宋朝已經建立108年，財政空虛，政治腐敗，軍事力量不堪一擊。

軍隊人員雖多，但是戰斗力弱，面對西夏、遼國的侵擾，只得花錢買和平。

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面，正是由宋太祖開始的重文輕武風氣所導致的。

因此，變法幾乎成了唯一的選擇。

宋神宗是個有野心的君主，他堅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邊。君臣二人一拍即合，開啟了著名的“王安石變法”。

自熙寧二年（1069年）到元豐八年（1085年），王安石牽頭進行了一場旨在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大宋于危亡之際的改革，史稱“熙寧變法”。

他先后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政令。

農田水利法的推行，改善了全國的水利設施；青苗法減少了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募役法增加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保甲法維護了農村治安；軍器監法增強了軍備。

這些舉措都促進了農業生產，增加了國庫收入，提高了軍事能力。

根據《宋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

總體來說，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極弱的局面。但是改革總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很容易遭到舊勢力的反撲。

在變法中，雖然老百姓的負擔沒有增加，但地主、官僚、商人階級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尤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官僚階層。這些人擁有大量良田，過去因為政策優待可以不交稅。但王安石變法后，不但他們的田要交稅，還要抽丁服役。

文人士大夫為維護一己私利，站到了變法的對立面。

在其中，司馬光是帶頭的激烈反對者。但是他反對變法，并不是因為私利。

即是兩個人在政治上斗得不可開交，王安石依然說：“司馬君實，君子人也！”

司馬光為什么反對變法？

作為保守主義者，司馬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堅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趙匡胤的那一套做法。

他反對的，并不是王安石想要富國強兵的本意，而是他過于激進的改革方式。

司馬光認為即使改革，也首先要保證穩妥，循序漸進，不然勢必會帶來不可收拾的后果。

從學派上來說，他們同為士大夫，但是王安石實際上走的是法家路線，而司馬光走的是儒家路線，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達成一致。

神宗在位時，司馬光不得志，所以主動申請離開京城，去了洛陽，從此一心一意撰寫史書。

但是大宋朝廷中對于變法的爭論始終沒有結束。

司馬光在文臣中影響力很大，一些文官躲在他的大旗下反對變法，而且振振有詞，理直氣壯。

擁護派與反對派展開了激烈的論辯，最終走向了朋黨之爭，史稱“新舊黨爭”。

公元1085年，宋神宗駕崩，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

少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持，變法也隨之破產。

高太皇太后是個守舊主義者，掌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了司馬光。

司馬光執政數月，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當時蘇軾認為新政有可取之處，不應全面廢止。他勸阻司馬光道：“先皇剛剛去世，您就馬上更改他的政策，這樣做不好吧？”

可是司馬光根本不聽，反而大量起用保守派官員，驅逐支持變法的大臣，激化了統治集團的內部斗爭。

公元1085年，司馬光去世。他的繼任者更加嚴格地執行反對變法的路線。

“王安石變法”最終走向了失敗。

在“王安石變法”中，很多人都認為司馬光并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政治才能，反而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弱點暴露無遺。

正如當代歷史學家王曾瑜所說，他是個優秀的歷史學家，“然而在政治上，也確是個庸才，毫無建樹可言”。

小時候那個砸缸救人的那個孩子，長大后失去了推陳出新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