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國祚，什么時候進入倒計時的

前一陣，智本社寫了一篇文章叫《歷史的垃圾時間》，文中將垃圾時間定義為：一是確定的倒計時；二是失敗的結局是大概率事件。這個定義很好，能幫助我們看清很多問題。

今天我就借用這個概念，講講“大清的垃圾時間”，希望能增進讀者的認知。這段歷史能告訴我們，一個王朝名存實亡的標志，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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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垃圾時間何時開始，我認為，不是1840年，不是1860年，甚至不是1895年，而是1901年。

大家知道這一年發生了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倉皇西逃，大清的虛弱完全暴露在天下黎民面前。我認為直到這一年，大清的國祚才真正進入了倒計時。

此前，大清也遭遇了種種失敗，但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對這些失敗沒有充分感知，老百姓不清楚，不認為那是“失敗”，就對朝廷就沒有損害。

國家、政府、民族，都是想象的共同體，只要人們愿意相信，這些共同體就能一直存在。1901年前，清廷將自己高深莫測的權威維持地很好，這要歸功于幾百年的愚民政策和落后的通訊條件。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但并沒有在知識分子中掀起多大波瀾，士紳們普遍認為，英國人只是僥幸取勝，戰爭的失敗主要是因為皇帝用人不賢，如果能堅持啟用林則徐，一定能制服英夷。

當時的知識界，最多能接受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客觀介紹西方情況的徐繼畬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認知。

因為老百姓不覺得是問題，所以1840-1850的10年間，大清幾乎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改革。直到1850年代，兩場危機逼迫大清改革。分別是太平天國之亂和第二次鴉片戰爭。

兩場危機都反映出大清的軍隊和官僚隊伍都出了很大問題。大清的舊軍隊腐朽不堪，完全沒有戰斗力，英法聯軍和太平天國都殺得節節敗退。官員們腐敗嚴重，效率低下，朝廷總是沒錢，無法支持大規模的平叛。

軍隊和官僚是朝廷的兩個支柱，前者負責消滅反對者，后者負責汲取資源。這兩個出問題，會直接威脅統治。在重壓下，大清開啟了改革。

對軍隊，是引入西方軍械，并嘗試興辦工廠。對官僚隊伍，是雇傭英國人羅伯特·赫德幫助建立現代海關制度。

這兩項改革，效果似乎不錯，1885年，大清和法國在越南打成平手，沒有喪權辱國。在赫德的管理下，大清的財政收入也是迅速上漲，1849年關稅收入才221萬兩白銀，1864年已經上升到787萬兩白銀，1901年已經達到2380萬兩白銀，占到財政收入的27%。連1901年庚子賠款的征收，都要仰賴赫德。

我們今人看來，大清的改革只是皮毛，不解決根本問題，但在當時人看來，改革可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到慈禧，下到一般的知識分子，都認為大清今后不需要再看洋人的臉色行事。這也是慈禧停止改革的原因。

畢竟改革是為保大清的統治，既然統治已經穩固了，大清已經開始振興了，何須繼續呢？

“同治中興”并非是統治者的自夸，而是當時人的普遍認知，大家都預期大清會變得更好，這個認知下，不管大清有多少問題，其實大清的統治都是穩固的。

2

同治后大清遭遇的第一個挫折是甲午戰爭，在我們傳統的認知中，會認為甲午戰爭后，朝野開始對清廷失去信心，因為輸給西方列強還能忍受，輸給倭寇則是一種侮辱，但綜合更多史料看，這一情況似乎并未在歷史上發生。

沒有發生的原因也很烏龍，因為大多數人并不知道大清戰敗了，因為通訊不發達加上朝廷有意掩蓋事實，不少人都以為是大清戰勝了日本。

比如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蔣夢麟就回憶，他小時候一直以為甲午是大清戰勝了日本，因為村里的版畫畫的都是大清軍隊俘虜了日本人。

（民間版畫看，老百姓認為是大清戰勝了日本）

2014年，日本和英國聯合舉辦的“甲午戰爭網絡特別展”展出了235件版畫，其中56件出自中國畫師之手，大部分也是展示清軍如何擊敗了日軍。

當時清朝對電報進行了嚴厲管制，而且拒絕任何記者和武官隨軍觀戰，對于戰爭的實際情況，民間一無所知。

在無法獲得信源的情況下，民間報紙和文人只能按照輿論的喜好去編造故事，而大清百姓最喜歡的橋段就是“大清戰勝洋人”，這才編出了很多完全與事實相反的文藝作品。

甲午戰爭后，除了極少數的上層精英和個別關心時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大清子民并不清楚戰敗的事實，既然沒有戰敗，那也不需要進行刮骨療毒的改革。

這種依舊“自信“、“麻木”的社會氛圍也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上到地方督撫，中到廣大士子，下到黎民百姓，都不認同康梁的觀點，他們并不認為大清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其實，1895年的公車上書，大部分內容都是平和的，是真心希望朝廷改革，并沒有什么出格言論。康梁的那些改革舉措，程度也不如1901年后的清末新政，但同樣的內容，在庚子國變前就是大逆不道，過于激進，1901年后就是過于保守，這其實反映了輿論天翻地覆的變化。

3

甲午戰爭讓部分高層意識到了問題，但這種問題意識遠沒有變成對清廷統治的壓力，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督撫還是堅決的支持慈禧，練就的新軍也對朝廷服服帖帖，稍微對現狀有點意見康梁被朝野人人得而誅之。這時候的大清仍然是無比強大的，真正改變局面的，還是庚子國變。

慈禧慫恿義和團得罪洋人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覺得洋人喜歡光緒，擔憂洋人扶持光緒和康梁，剝奪自己的權力。

其實慈禧這個擔憂現在看真是多慮了，洋人確實更喜歡光緒，認為慈禧是保守派，但洋人犯不著為了一個傀儡皇帝出兵，而且洋人也不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他們只希望有個聽話的奴才，只要慈禧滿足洋人的利益，洋人并不在乎當政的是誰。

慈禧一時昏了頭，做出這種毀滅性決策，可以說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失誤。

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西逃，還在洋人的逼迫下處死了所有主戰派大臣，鎮壓了義和團，說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鬼話，還和洋人簽下了10萬萬兩白銀的賠款，這下子，大清是徹底名聲掃地了。

這次事件導致了兩個致命的后果。

一是人們開始質疑慈禧的執政能力，開始思考跟隨朝廷是否還有前途，那些最忠于慈禧的大臣都被處死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也被清廷自己剿滅了，說明大清已經虛弱到保護自己基本盤的能力都沒有了。自己人都保不住，憑什么還跟你。

二是對洋人的賠款開始真正落到每一個人，因為這次失敗，大清喪失了關稅自主權，進出口稅率被強制壓低，大清只能將壓力傳導到各省，讓他們盤剝百姓，這讓每一個大清子民都感受到了失敗的代價。

庚子國變后，大清徹底喪失了威望，各個群體都開始造反。

張之洞等地方督撫要求朝廷開設議會，進行分權，并賦予地方更多權限，否則“中國就會毀滅”。

京師大學堂、廣學會等民間組織向列強提出“廢黜慈禧，與南方督撫合作，洋人入主中央”的方案。這是多么憤怒才能提出這樣的建議。

海外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更是感嘆自己第一次揚眉吐氣，以前世人聽到革命黨都是唾棄，現在反而恨革命黨還不夠激進。

也正是庚子國變后，大清民間開始熱衷辦報，積極的討論政治，清廷對輿論的管制也不再奏效，1903年《蘇報》案，清廷逮捕章炳麟、鄒容，處死了沈藎，但這次輿論沒有像往常一樣保持沉默，反而對清廷口誅筆伐，清廷幾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對。

庚子國變后，終于可以宣告大清進入了垃圾時間，從這一刻起，無論大清怎么掙扎，都無濟于事了。

這之后的革命和改良之爭，在我看來爭論的核心不是保不保大清，而是怎么變革能讓損失最小。立憲派不是對大清有感情，而是認為這樣轉型代價最小，梁啟超就說他不是反對革命，而是希望和平的革命，他支持開明專制也是站在中國的角度，不是對清廷有感情。

實際上，清末革命派和改良派是互相促進，改良派利用革命派造成的聲勢逼迫清廷改革。而改良派的目的，恐怕最終也是廢黜清廷，只是他們希望這個過程盡量不要有動蕩，代價盡量小。

當時改良派的主張，無論是開設議會，反對皇族內閣，還是開設地方咨議局，其實都是奪清廷和滿人的權，除了反對使用暴力，和革命黨的目標并無區別。

即使清廷真的按照改良派的要求實行了改革，恐怕最后也逃不過退位的結局， 改革后皇帝和滿洲貴族都不再有實權，大權掌握在漢族督撫和士紳手里，加上民族主義思潮早就在廣大精英群體中傳播，沒理由相信，一群有權力的漢人會繼續容忍一個異族統治者，大清的結局早就注定了，所謂改良和革命，只是在爭論“大清該怎么死”。

講到這里，我們可以對垃圾時間開始的標志進行總結了，一個王朝爆發危機并不意味著進入了垃圾時間，關鍵是這個危機是否被整個社會充分感知，是不是真正動搖了大多數人的信心，是不是最基層的社會精英，甚至街邊的老大爺，都開始產生懷疑了。

就歷史來看，很難判斷客觀情況要怎樣變化才能影響人心，但人心思變情況的出現一定代表垃圾時間的開始，剩下需要討論的，將只是如何度過這段無用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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