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靖康之恥,汴京淪陷,宋徽宗、宋欽宗雙雙被擒,北宋滅亡,徽宗第九子趙構逃往臨安,建立南宋政權。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郾城大捷,岳飛以少勝多,斬金將阿李朵孛堇,大破拐子馬、鐵浮圖,一路打到朱仙鎮,距離汴京僅二十余里。
然而,宋高宗趙構卻于此時連發十二道金牌,將岳飛召回。
岳飛忍痛退軍,仰天悲嘆:“十年之功,廢于一旦!所得諸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復!”
岳飛一席話,既是哀其不幸,亦是怒其不爭,一個只圖偏安一隅的朝廷,又怎能容得下以驅虜復國為己任的忠肝義膽?
就在岳飛班師回朝的這一年,已陷入金人之手的濟南歷城,一名辛姓嬰兒呱呱墜地,其祖父因崇拜冠軍侯霍去病,故為其取名“棄疾”。
辛棄疾天生就帶有“將種”,不論是《漢書·辛慶忌傳》又或是《舊唐書·辛云京傳》,都記載著他老辛家的勇武與剽悍,辛棄疾體內,流的就是這樣的熱血。
自靖康之難后,中原被金人占領,辛棄疾的祖父辛贊,因家族生計所累,未能及時率領族人南下,無奈帶著家人生活在金軍占領區,并仕于金,為朝散大夫、知開封府。
也因如此,辛棄疾得以在這亂世中,還能接受到系統的儒家教育,年少時也能“少日春懷似酒濃,插花走馬醉千鐘”,在風花雪月之中,小小地蹉跎一下。
辛贊一家雖仕于金國,但人在曹營心在漢,無時不思南歸,辛贊常常帶著年幼的辛棄疾登高望遠,指畫山河。
辛棄疾之父辛文郁,因帶領族人偷偷練兵以圖他日起事之用,被金兵殺死。
在辛棄疾14歲、16歲的時候,辛贊先后兩次,令辛棄疾以應考為名,前往金都燕京考察地形、搜集情報。
血脈,傳承,教育,國恨,家仇,鑄就了辛棄疾的堅韌。
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完顏亮兵分四路,全面攻宋,更在南征途中寫下“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的詩句。
為了此次攻宋,完顏亮征調民工百萬,大興土木重建開封的宮殿,以便他在此督戰,加之苛捐雜稅日益漸多,使得民不聊生。
于是乎,太行山之東,忠義之士蜂起,北方諸多老百姓揭竿而已,早就等待時機的辛棄疾,也于此時召集了兩千人馬,投奔了當時聲勢最大的一支義軍,即山東的耿京。
耿京以辛棄疾為掌書記,負責起草文書、軍情記錄、軍機參謀。
逢此天下大亂之際,義軍之內自然也是魚龍混雜,其中便包括了辛棄疾的一個朋友,義端和尚。
義端和尚是一肚子的花花腸子,某天竟然就偷走辛棄疾所掌管的義軍帥印跑路了,準備將其獻給金軍討賞。
此時的辛棄疾,年方21歲,聞訊即立下了三天追回叛徒的軍令狀,單人匹馬就往金軍大營的方向追了過去。
在《龍川文集》里,陳亮曾如此稱辛棄疾:“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由此可見,辛棄疾可不是什么文弱書生,而是一個肩膀厚實有力、背上肌肉發達的猛男。
據《宋史》載,辛棄疾追上義端之后,義端連連求饒,大力巴結辛棄疾,又稱辛棄疾乃是青牛轉世:“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辛棄疾不予理睬,手起劍落,斬義端于馬下。
如此文武全才,回營后的辛棄疾,更得耿京重用。
完顏亮南征,在渡江時被虞允文打得落花流水,加之金國朝廷內訌,完顏雍自立為帝,金兵嘩變又殺掉了完顏亮,金兵南征的行動偃旗息鼓。
如此一來,北方的各路義軍形勢嚴峻,因為金兵已從南征戰場抽身,將全部的精力都投到了他們身上。
耿京的義軍,此時變得人心惶惶,辛棄疾便向耿京出了主意:“投宋!”
耿京遣辛棄疾為使,與南宋朝廷溝通相關事宜,宋高宗趙構自然是大大歡喜。
不料就在回營向耿京復命的途中,辛棄疾聽聞噩耗,義軍叛將張國安、邵進等人趁著耿京不備,弒主變節,已投靠了金廷。
若是換了別人,指不定會立即調轉馬頭,直接去往南宋以求庇護,免去遭到張國安趕盡殺絕的危機。
但辛棄疾何許人也?“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雖然是他用來形容別人的詞,但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
辛棄疾二話不說,約了海州統制王世隆一起,兩人僅僅率領五十人馬,就敢直插金兵重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將正在大帳中喝酒的張安國生擒活捉,又從五萬金兵陣中急馳而歸,一路回到了南宋,再將張安國斬首于市。
此舉震動了整個南宋朝野,這么猛的人,實是世間罕有!樞密院的洪邁贊其“壯聲英慨,儒士為之興起,圣天子一見三嘆!”
后來,辛棄疾在憶起此番往事,亦感慨道:“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漢箭朝飛金仆姑。”
這一段年輕時的崢嶸歲月,亦成了辛棄疾一生之中,最為壯懷激烈的華彩。
因為從此之后,他再也沒有機會,再踏上中原故土。
到了南宋,辛棄疾被任命為江陰簽判,此職位大概與如今的市委秘書長相類。
不久之后,趙構讓位于宋孝宗趙昚,如果說趙構是被金人嚇破了膽,那么趙眘就是一個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純粹“鷹派”,管它三七二十一,跟金人開干就對了!
趙眘上臺,先為岳飛平反,并起用了一大批主戰派的大臣。
此時的辛棄疾,早就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然而即便是腹有良策,但終歸是人微言輕,辛棄疾便向宰相張浚獻上了破敵良策。
辛棄疾提出的建議,即出兵關陜、洛陽、淮北以及走海路攻山東,此四路皆為佯攻,目的在于調動金軍主力,而后抓住金軍主力移師的絕佳戰機,以宋軍主力經陸路直插山東。
張浚雖是同意了辛棄疾的建議,但張浚終究不是岳飛、韓世忠那樣的良將,其人打仗患得患失、思維僵化,先是將關陜的佯攻打成了真攻,又因心浮氣躁而放棄了原先的作戰規劃,竟以重兵明刀明槍地北渡淮河硬干。
結果可想而知,大戰略上的失策,加上些許小勝之后,主將之間的相互爭功、嫉賢妒能,最終使得師出無功,張浚于符離一帶的十三萬大軍,更是幾乎全軍覆沒。
隆興北伐失敗,使得趙眘有些心灰意冷,朝廷內的主和派再占上風,年僅26歲的辛棄疾向趙眘獻上了《御戎十論》,客觀分析了宋金雙方的形勢,并提出詳盡的恢復大計與克敵制勝的戰術規劃。
然,就像《宋史》所說,辛棄疾“持論勁直,不為迎合”的態度似乎深深刺激到了這個剛打完敗仗的皇帝,趙眘硬是被說得半天不吭聲。
之后,辛棄疾又向右丞相虞允文獻上《九議》,再次陳述他的抗金方略,然隆興北伐的失敗早已使得這些大臣們漸漸失去雄心,偏安一隅的觀念成風,辛棄疾提出的恢復中原的大計,終究是泥牛入海。
對于朝廷茍且不振的態度,辛棄疾陷入了極度的悲憤與苦悶。
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起,辛棄疾先后調任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職。
對于辛棄疾的才華,朝廷心知肚明,但由于其祖辛贊曾于金國為官,因而辛棄疾的一生,一直都是遭到猜忌的,不是不用,而是不重用,譬如在滁州當知州期間,辛棄疾亦只是個“代理市長”而已。
滁州位于淮南中部,靠近宋金邊界,長久以來遭受戰火荼毒,辛棄疾沒去上任之前,滁州早已是滿目瘡痍,經濟蕭條。
辛棄疾甫一上任,便收到了朝廷發來的催款單,因滁州多年來已欠下了朝廷多達六百萬錢的稅款。
為此,辛棄疾向朝廷上書,痛陳滁州現狀,請求朝廷豁免舊稅。
朝廷每催一次,辛棄疾就上書一次,反正要錢是沒有,你下一次通知我就打一次報告,不僅請求豁免舊稅,還請求豁免當年要交的稅。
最終,朝廷只能同意了辛棄疾的請求,為滁州免去了拖欠的舊稅以及當年的稅款。
在滁州,辛棄疾制定了諸多開荒、減稅措施,大事生產、穩定民生,一掃滁州的頹廢氣息,使得滁州逐漸成為商旅聚集之地。
為此,辛棄疾撫掌大樂,在《聲聲慢·滁州旅次登樓作和李清宇韻》中寫道:“今年太平萬里,罷長淮,千騎臨秋。憑欄望,有東南佳氣,西北神州。”
在這首詞中,辛棄疾仍不能忘懷的,依舊是北方仍在淪陷的中原大地,但此時的他,仍對收復失地充滿了希望。
由于滁州靠近宋金邊境,辛棄疾在大力改善民生的同時,亦極度重視情報的搜集。
通過對這些情報的分析,辛棄疾對于北方的形勢有了獨到的看法,并將自己的推斷寫成了奏章,上報了朝廷:“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
其時,成吉思汗仍還只是一個孩童,而金國正對蒙古進行鐵血制裁,每過三年就對蒙古草原進行一次屠殺,以此控制草原上的人口數量,又稱“減丁”。
或許是看出了金國已將瞄頭對準蒙古草原,又分析了草原上的形勢與金、宋、蒙古之間的關系,辛棄疾才能得出如此石破天驚的結論。
在當時看來,辛棄疾這樣的眼界、如此的說法,無異于癡人瞎話,又或是危言聳聽,而當我們站在上帝視角來看這句話,幾乎就要將辛棄疾視為天人了。
因為在此六十多年后,金被蒙古滅國,再之后四十多年,南宋亦在蒙古鐵蹄之下淪為泡影。
但顯然,辛棄疾當時的這一份奏折,完全就引不起南宋朝廷的任何關注,亦是泥牛入海一般,沒有絲毫下文。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湖南、湖北、廣東、江西一帶,爆發了“茶寇起義”。
在當時,茶葉是南宋朝廷的重要出口物資,朝廷苛以重稅,使得茶販茶商鋌而走險,交不起稅就硬闖。
這時,朝廷終于想起辛棄疾,辛棄疾與朝廷簽下軍令狀,稱將在一個月之內蕩平叛亂。
辛棄疾棄宋軍不用,而是通過重金重賞,招募了一支敢死隊,一面死守各處交通要道,一面步步為營逐漸縮小包圍圈,并派出敢死隊進山搜剿作亂的茶商。
很快,叛亂平息。
這是辛棄疾回到南宋之后的首次作戰,雖是打了勝仗,然則他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的對手并不是金軍,而是一群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茶商。
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平叛之后的辛棄疾路過江西,望著滾滾而去的贛江之水,辛棄疾心中極為悲憤,揮毫寫下《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詞中所表達的,依舊是辛棄疾意欲收復失土的雄心壯志與內心的一絲哀嘆:“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也就是在這一年,辛棄疾又被調往湖北,出任湖北安撫使。
此時的湖北境內匪盜四起,辛棄疾認為應該取“亂世重典”的手腕,以雷霆手段開展“嚴打”,凡是盜賊,一經抓住,即可當場誅殺。
很快,辛棄疾的霹靂手腕成效顯現,諸多盜匪迅速被消滅,僥幸逃過一劫的,也不敢再度出來放肆。
然而,辛棄疾此次剿匪所采取的手段,也為他日后被罷官埋下了伏筆。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辛棄疾調任湖南轉運副使,仍是為了平亂。
此次在湖南,并不同于湖北剿匪,辛棄疾在走訪之后,反倒為那些“亂民”們喊起了冤,辛棄疾向趙眘上書,稱“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不去為盜,將安之乎?”
如此奏章,不僅打了同僚的臉,也打了上級的臉,更是打了那些官官相護的人的嘴臉。
正如辛棄疾向趙眘所說的那樣,辛棄疾稱自己是個性情剛直且為人笨拙的人,一直都有人看不慣自己。
但說歸說,做歸做,辛棄疾一邊為了那些流離失所的“變民”們興修水利,讓他們干活掙錢,一邊彈劾各地貪官,有一個他就彈一個,從不容情。
此外,辛棄疾還建立起“飛虎軍”,以一千人為額,用之鎮壓地方豪強的私人武裝。
在“飛虎軍”建立的過程中,由于朝廷反對,辛棄疾不為所動,甚至將趙眘派下來的金牌給藏了起來,等到“飛虎軍”完全建了起來,他這才向朝廷認錯,并取得了朝廷的諒解。
如此做法,實在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是取死之道,但辛棄疾偏就這么做了。
不過如若岳飛當年能像辛棄疾一樣,也能藏住金牌暫不退兵,或許南宋的歷史,又是另一個走向了吧。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由于在地方上大刀闊斧進行整頓,各種彈劾貪官,加上“飛虎軍”的創置等事情,被御史們視為“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的辛棄疾,被朝廷罷去了所有職務。
此前在江西任安撫使時,辛棄疾在上饒建有莊園用以安置家人,故而賦閑之后,辛棄疾也便回了上饒,過起了閑居生活,他對家人們說:“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因而,辛棄疾將自己的莊園取名“稼軒”,由此以“稼軒居士”自號。
此后的二十年間,辛棄疾大多都過著這樣的閑居生活。
他是一個“將種”,他矢志收復失土,他的萬丈豪情,永遠都在吹角連營之中,但他遇到的是一個只求偏安一隅的懦弱王朝,他沒有辦法,他被迫閑居。
不同于陶淵明,辛棄疾不是個隱士,他本應該是戰場上叱咤風云的武將,南宋的一隅江山太小,裝不下他的雄心,趙構與趙眘的格局太低,盛不了他的壯志。
遭受排擠,報國無門,“欲語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是他的愁。
感民生多艱,愿與民同樂,“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是他的喜。
惜故土未收,嘆壯志難酬,“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是他的憤。
憑高望遠,悲兩鬢霜白,“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是他的哀。
鐵血丹心,矢志不移,“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是他的夢,他一生的夢。
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秋,宋金交戰的膠著時刻,辛棄疾收到了朝廷的任命,命他速到臨安報到,出任樞密都承旨,然此時的辛棄疾已經重病纏身、臥床不起。
同年九月初十,辛棄疾溘然長逝,臨終之際仍在奮力呼喊:“殺賊!殺賊!”
哀辛棄疾,亦哀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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