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訴訟》：他死得“像一條狗！”

卡夫卡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符號，20 世紀以來的現代文學流派，如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荒誕主義、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文學等等，好像都有卡夫卡的影子，于是他有了“現代文學之父”的美譽。

事實上，卡夫卡一生平凡，兢兢業業上班，業余創作。他生前發表過一些中短篇小說，當時并沒有獲得多少關注，經典作品如《城堡》《訴訟》等都只是手稿，無人知曉。

他死前給朋友馬克斯?勃羅德寫信請求：“所有我留下的遺稿都要焚毀……一頁都別剩下。”然而勃羅德沒有遵照他的遺愿，整理并出版了他的手稿，才有了日后的“卡夫卡熱”。

《訴訟》（也有譯成《審判》）是卡夫卡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作品之一，在西方法律界有種說法叫“卡夫卡式審判”，甚至有“所有西方法律的論述，都不過是卡夫卡的注腳”的驚人之語。文學作品成為對“法的精神”的拷問，更顯意味深長。

卡夫卡的小說幾乎都籠罩在法律的神秘力量之中，這和他的經歷有關。

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的商人之家，有猶太血統卻始終接受德意志文化教育，用德語寫作。他于1906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在法院實習一年，1908年就職一家工傷事故保險公司，從事也是與法律有關的工作，直到1922年病退，1924年死于肺結核。

卡夫卡的小說有很多荒誕與隱喻藝術，有“迷宮般的寓言意味”，但《訴訟》的主線很清晰：K是銀行襄理（高級職員），為人正直、勤奮能干，30歲生日那天被通知逮捕了。他不知身犯何罪，也無從洗脫。他接受莫名其妙的“審訊”，出入自由但感到法院的人無處不在。他31歲生日前夕被處死，到死也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

被捕

一定有人誣告了約瑟夫?K，因為一天早晨他沒干什么壞事就被捕了。

小說開頭直奔主題。每天早晨八點給K送早餐的房東太太沒露面，一個陌生男子走了進來，告訴他被捕了。

我們無須把這告訴您，到您的房間里去等著吧。訴訟程序已經開始了，您會在適當的時候了解到全部情況的。我這樣和顏悅色地跟您講話，已經是超越我的職權范圍了。

K開始以為是銀行同事給他三十歲生日開的玩笑，后來覺得不對頭。K拿出身份證件，要求兩名陌生男子，也就是看守，出示逮捕令。

兩名看守正在偷吃K的早餐，很不耐煩：“他不懂法律，可又聲稱自己無罪。”

您表現得比一個孩子還壞。您想干什么？您同我們這些當看守的討論證件和逮捕令，您以為您這樣做就可以迅速了結您這樁該死的大案了嗎？我們是低級職員，幾乎不認得什么身份證件，除了每天看守您十個小時并為此得到報酬外，同您的案子毫無關系。這就是我們的身份。
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卻有能力了解到，我們為之效勞的高等行政機關在發出這樣一份逮捕令之前是詳細了解過逮捕理由和被捕者本人情況的，在這方面不會出什么差錯。

K覺得兩個看守“因為愚蠢才顯得自信”，他提出要見他們的上級，看守說他現在只能在房間等待。

K想了想，如果他打開門走出去，看守或許真的會抓住他，把他撂倒在地；但是讓他待在房間，他可以自殺呀——但這樣毫無意義，因此他們認定讓他獨自待在房間沒有危險。

很快，看守通知K去見監察員，要他換掉睡衣、穿戴整齊。

K走進另一個房間，這個房間住著打字員比爾斯特納小姐，早出晚歸，此時她的房間被當作臨時審判房了。三個年輕人身后是一個有山羊胡的男子，他是監察員。

K問監察員，他被誰控告？哪個機構審理他的案子？公職人員怎么沒有穿制服？

監察員把火柴盒拍倒在桌上，“您大錯特錯了，”他說，“這里這幾位先生和我對您的案子來說完全是無足輕重的人物，我們甚至對此案一無所知。我們完全可以穿最正規的制服，您的案情也不會因此而變化一丁點兒的。
我也壓根不能告訴您，說是您被人控告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被人控告了。您被逮捕了，這是對的，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

監察員說，他只是奉命通知K被捕這件事，然后，K在三個年輕人的陪同下可以去銀行上班了。原來這三個年輕人是銀行的低級職員，K平時沒有留意他們，他們是K的諸多監視人之一。

“既然我被捕了，我怎么可以去銀行呢？”
“原來如此，”已經走到門口的監察員說，“您誤解我的意思了。您被捕了，沒錯，但是這不應該妨礙您從事您的職業呀，您的正常生活方式也不應該受到妨礙嘛。”

初審

K如常去銀行上班，仿佛生活恢復正軌，但訴訟案一直縈繞在K的心頭。

他接到電話通知，他的案子將在周日初審，不妨礙他的工作，地點是市郊一條偏僻街道的一幢房子，門牌號碼也告訴他了。K掛了電話才想起沒問初審時間，他決定上午九點到那里，一般都是這個鐘點開始審理的。

K 去到市郊，以為那棟房子必有某種標志，沒想到全是高高的、灰色的、窮人住的居住公寓。房子占地很大，正門高大寬敞，供貨車進出。各倉庫都上著鎖，大院門上有各公司的招牌，一些公司的名字K從來沒有見過。

K不清楚房間的位置，他沒有直接問預審室在哪，編了個理由找細木工蘭茨，挨家挨戶打聽。

上樓時妨礙了許多孩子，這些孩子在樓梯上玩耍，在他穿過他們的行列時氣呼呼地望著他。“下回我再來，”他心里說，“我就得要么帶糖果哄他們，要么帶根手杖揍他們。”

他從二樓找到六樓，此時已經十點了。預審室中等大小，只有兩扇窗，緊挨著天花板下面是一圈樓座，擠滿了人，只能彎腰站在那里，頭和背頂著天花板。狹窄的通道把人群分成兩派，大多數人都穿黑衣服。

講壇上的矮胖男人說K遲到了一小時零五分鐘，本來沒義務審問他，但這次破例一次。

有人從講臺上跳下來，給K騰出一個位置，他立即跳了上去。他緊緊地挨著桌子站著，他身后的人實在太多，他必須使勁挺住，要不然他恐怕會把預審法官的桌子，也許連同預審法官本人都從講臺上擠下去的。

預審法官翻著破舊的小記事簿，問他是不是“油漆工”，K回答他是一家大銀行的襄理，引起全場哄堂大笑。

K很氣憤，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說”，痛斥這個龐大的機構。他說完才醒悟過來，全場都是公職人員，就是他剛才抨擊過的那幫貪官污吏。

毫無疑問，在這個法庭的所作所為的背后，就我這個案子而言，也就是在逮捕和今天的審訊的背后存在著一個龐大的機構。
一個機構，它不僅雇用了可賄賂的看守、傻里傻氣的監察員和最大優點就是稀里糊涂的預審法官，而且還豢養了一批高級的和最高級的法官，這些人手下還擁有一大幫不可或缺的聽差、書記員、警察和其他助手，也許甚至還有劊子手，我并不忌諱這個詞。
那么，我的先生們，這個龐大機構的意義何在呢？它就在于：逮捕無辜的人并對他們提起毫無意義的、并且往往就像在我這種情況下那樣無結果的訴訟。

K說完徑直走了，預審法官說他自愿錯過了庭審調查的好時機。

被告

K等待再次傳訊，但沒收到通知，于是下個星期天他又去了那棟樓。

也許K沒發現，他精神上已經被法院控制了，為此一次次試圖為自己洗脫莫須有的罪名。

這次，K發現預審室的樓梯通往法院辦公室。

原來法院辦公室就設在這所出租房子的閣樓上？這可不是一個能夠引起人們尊重的機構，這個法庭資金多么短缺，它竟把辦公室設在這么一個地方，這是本身就屬于最貧窮者行列的房客們扔棄無用的零碎雜物的地方呀，一個被告一想到這些，心里也就踏實了。當然也不排除這樣的情況：人們有足夠的錢，但是這錢被法庭官員們揮霍掉了，沒有用在司法業務上。

法庭聽差告訴K，這里不受理毫無希望的訴訟案，“人們就是一直在造反嘛。”他帶K去辦公室，K看到等候室里坐著很多被告。

他們從不站得筆直，背躬著、膝屈著，他們像街頭乞丐那樣站立。

這里不僅破破爛爛、臟兮兮的，這里的工作人員都穿著差勁的、舊式衣服，唯有咨詢處的職員衣著考究，衣服還是募捐回來的。因為民眾不了解司法制度，咨詢的人特別多，咨詢處要給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辦公室有很多扇門，密閉空間空氣沉悶，K頭暈起來，他被兩個職員架著走，到了門口才恢復活力，但送他到門口的小姑娘卻似乎受不了從樓梯來的新鮮空氣，差點跌倒。

他聽見身邊有人在說：“他先是要走，但是后來人們可以上百次地告訴他出口在這里，可他不動彈了。”

律師

K的叔父聽說K有一樁嚴重的訴訟案，建議K請假到鄉下調養身體，K拒絕了。

叔父帶K去找胡爾德律師，律師房間還有法院辦公室主任。

他們談論時，K被律師的女看護萊妮勾引，萊妮說K的錯誤是“太不肯讓步了”。

您別再這么不肯讓步了，對這個法院人們是無法反抗的，你得認罰。下一次有機會您就認罪了吧，只有這樣你才有可能溜脫，只有這樣才行。然而沒有別人的幫助，您想認罪還沒法認的。

叔父說K把一切搞砸了，萊妮是律師的情婦，K居然公然和萊妮消失幾小時，太令他們難堪了。

K很快肯定律師不可靠，他每次來訪，律師都長篇大論，一直不告訴案子進展，一直在撰寫第一份抗辯書。

律師說第一份抗辯書幾乎擬好了，但他提醒K，有時法庭根本不宣讀第一份抗辯書，只是把它簡單歸檔了事，有時還會放錯地方或者丟失。

在這種情況下，辯護律師自然處于一種十分不利和困難的地位，但是連這也是存心的。因為辯護不是真正受法律許可，而是僅僅受容忍，甚至在有關的法律條文是否應該被理解為容忍這個問題上還存在著爭議。

律師依靠各種關系，可以摸到更多的情況。官員會向律師討教，但律師絕對不要在法院引進或者貫徹什么改良的意思，唯一正確的做法是順應現行的狀況。

要認識到，這個龐大的法院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永遠處于懸浮狀態，人們若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獨立自主地改變什么，他就會使自己站不住腳，就會自己栽倒，而這個龐大的機構卻很容易在別處——一切都有聯系的嘛——找到補償，平衡這個小故障并保持不變，如果說它不是——甚至多半會是這樣——變得更封閉、更全神貫注、更嚴厲、更兇惡的話。

K在律師那里見到商人布洛克，他說律師代理他的案子超過五年了，除了這個正式律師，布洛克還另外聘了五個無營業執照的律師，現在還在和第六個磋商。

K見識了律師如何侮辱布洛克，“這就不再是當事人，這是律師的狗”。萊妮說，布洛克常常睡在這里，等待律師接見，對律師像狗一樣恭順。

K不顧律師的“忠告”，堅定撤銷了律師的代理資格。

畫家

有個工廠主來銀行談業務，他問K是不是在打官司，他說是從畫家蒂托雷里那兒聽說案件。蒂托雷里是藝名，他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畫肖像畫，為法院工作。

他認識許多法官，即使他自己沒有多大影響力，他也能給你提供建議，告訴您如何對付各色各樣很有影響力的人。

工廠主寫了介紹信給K，建議K直接去找畫家。

K于是又踏上“奇幻之旅”。畫家住在與法院辦公室完全相反方向的市郊，是更貧窮的地區。畫室位于頂層的一個閣樓，空氣同樣令人窒息。

在一群女孩的帶領下，K總算找到了畫室。畫家邀請K進屋，卻不讓女孩進去。女孩圍在外面偷窺、竊竊私語，畫家說這些女孩也是法院的人，“一切全都屬于法院。”

K問畫家是不是法院的中介人，畫家說是，但否認是官方承認的職位。原來，畫家的父親是法院畫家，這是個世襲的職位。

人們不能任用新人擔任這個職位，因為為畫各種不同級別的官員制定了各種不同的、必須嚴格保密的規則。除了特定的幾家人以外，別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些規則。

畫家說，既然K是無罪的，要解脫有三種可能：真正的無罪開釋，虛假的無罪開釋和拖延。

畫家沒聽過真正的無罪開釋，“在所有我知道的案例中沒有一個被告是無罪的”。

畫家解釋，真正的無罪開釋，案件卷宗應該全部注銷，從訴訟程序中全部消失。虛假無罪開釋的卷宗沒有任何變化，不過增加了無罪證明文書、無罪開釋證書和無罪開釋理由說明而已，依然留在訴訟程序之中，有可能重新逮捕。

畫家分析，拖延更適合K的情況，就是讓訴訟長久地被保持在最低級的訴訟階段，不可以與案子失去聯系，要千方百計討好法官，訴訟過程中必須對外做表面文章。

K覺得畫家的意見沒什么幫助，他離開了。

法之大門

K受委托帶銀行的一個意大利老主顧去參觀名勝古跡，意大利人時間有限，決定只參觀大教堂。K九點半準備出門，接到萊妮的電話，萊妮說“他們在迫害你” 。

K在大教堂等到十一點也不見意大利人，小布道壇的牧師示意K走近，自我介紹他是監獄牧師，忠告K別錯誤估計法院。

牧師講了一個“法之大門”的故事，這是小說的濃墨重彩，必須說說。

有個鄉下人請求守門人讓他進入法律大門，守門人說，現在不能讓他進去。

法之大門常開，鄉下人往內張望。守門人說，鄉下人可以不顧禁令試試進去，但他只是最低級的守門人，一個個大廳都站著守門人，權勢一個比一個大，“那第三個人的模樣就連我也都不敢正視一眼”。

鄉下人決定等到得到允許再進去，守門人給了他一張矮凳在門邊坐下。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坐在那里等待，始終沒有得到許可。

鄉下人傾其所有去賄賂守門人，守門人雖然一一收下，但還是說不能讓他進去，“我收下它們，只是為了使你不至于認為你耽誤了什么事”。

鄉下人越來越老了，視力減退，他覺得周圍的世界變暗了，但黑暗中分明有一束光永不熄滅地從法的大門里射出來。他臨死前問守門人：“所有人都追求法，在這許多年里除了我以外，怎么就沒有一個人要求進去的呢。”

守門人對他吼叫：“這道門別人誰也進不了，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現在我去把它關上。”

K被“法之大門”這個故事吸引了，他說守門人欺騙了鄉下人，但牧師說，有種說法恰恰相反，是守門人受騙了，守門人單純，不了解法的內部情況。

K說，如果守門人受騙，他的錯覺波及鄉下人，理應立刻解雇。

牧師說，守門人是法的仆人，屬于法的不是一般人所能評論的。“人們不必認為一切都是真的，人們只需認為這是必不可少的。”

K最后總結：“謊言變成了普遍準則。”

K離開時，牧師對他說，“法院對你沒有任何要求，你來它就接待你，你走它就讓你走。”

處決

K在31歲生日前夕，晚上九點左右，兩個穿著黑禮服的男人來找K。他們下了樓梯，到了大門口兩人就挽住K的胳膊。

K直挺挺地在他們之間行走，他們三個人現在結成這樣一個統一體：假如有人打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就是他們全都挨了打。這是一個幾乎只有無生命的東西才能構成的統一體。

他們出了城，到了一個荒涼的小采石場，K至死都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

他從未見過的那個法官在哪里？他從未進入過的那個高等法院在哪里？他舉起雙手，叉開十指。

一個男人扼住K的咽喉，另一個男人把刀刺進K的心臟并轉了兩下。

K在彌留之際尚還看到，緊挨著他臉面前那兩個男人面頰貼著面頰互相依靠著在觀看這一判決。“像一條狗！”他說，就好像，他人雖死羞恥感卻猶存。

卡夫卡式……

有個形容叫“卡夫卡式的精神狀態”，即一種任人擺布、無法自主、錯綜復雜、如真似幻的處境。卡夫卡著名的短篇《變形記》寫出了人的異化，《訴訟》則寫出了制度的異化。

卡夫卡說自己的創作“完全是個人的象形文字”，作品內涵豐富而深刻。主人公K是孤獨的，連死都帶著罪惡和羞恥感。生活充滿苦悶與掙扎，尋求解脫之道總是徒勞無功，K開始以為洗脫罪名只是簡單事情，原來命運早已注定。

卡夫卡的小說總有空間結構，總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建筑和不合理的設計。法院設在貧民區、法院辦公室“一房多用”、房間很少窗口……你就像K一樣，無法看清真相，也無法看到全貌，只想盡快找到出口，趕緊逃離出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人生如戲，帷幕拉開，小說里的場景和身份似乎可以隨時變換，充滿夸張和即興。

就像K，一夜之間從銀行襄理變成罪犯；就像預審室可以變成臥室，辦公室可以變成畫室，“一切全都屬于法院”。所有情節都像一場場滑稽戲，難怪K被帶走處決，K問兩名穿黑禮服的處決者：“你們在哪個劇院演戲？”

兩名男子行刑前還互相禮讓。當刀在K頭頂飄來蕩去時，K幾乎想自己抓住它刺進自己的身體，但他“不能替當局做所有的工作”。K的痛苦、荒謬和絕望力透紙背。

《訴訟》你可以把它看作濫用法律正義的荒誕小說，但更多是展示一個夢魘世界，昭示某種極端的人類歷史命運。被各種技術化、制度化主宰的世界，人在其中是異化的、無力的，命運充滿偶然和無常。

回到開頭說的“卡夫卡式審判”，米蘭?昆德拉指出：“K有罪不是因為他犯了一個錯誤，而是因為他被指控。他被指控，因而他應當死。”

K被捕的原因不存在或不知道，但被捕的事實卻證明了K有罪。K反抗過，但他最后放棄了反抗，因為他知道反抗是沒有意義的，最后默認了判決，接受了莫名其妙被處死的命運。

正如著名德語學者、卡夫卡研究專家愛德華?戈爾德施蒂克回憶：1951年12月，他在布拉格一次電影審查會上被集體拘捕。當時，他想知道為什么被拘捕，審訊者面露譏諷，說：“這正是你應該告訴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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