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國文人為何突然集體逆轉反國民政府？那年5月至為關鍵

1949，天地玄黃，鼎新革故，在這新一輪的歷史航道關卡口，為何大量中國知識分子，即便是此前對“共產學說”不理解甚至抵觸的那些人，依然選擇了留在大陸？而實際上，直到1946年初，當時的文化人還普遍對我方有疑慮。

最有名的證據，是來自那個圈子中關鍵人物的近身觀察。那年4月，著名學者羅常培寫信給即將出任北大校長的胡適，秘密報告周邊情況，稱“北大同人，除曾昭掄之外，比較右傾的多”，意即絕大多數教授是站在國民政府這一邊的，是他們可以爭取的對象。羅常培自己，就是在“鬩墻之爭”即將爆發的1945年底，選擇去美，受聘耶魯大學終身教授，一度想躲開時代旋渦，可又在1948年底建國前夕毅然選擇歸國的。

這里邊，就存在一個中國晚近歷史的“大哉問”：何以在1949年前后兩三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集體改變了立場，至少對國民政府不再有幻想？這中間又到底發生了什么，讓這些人在認知上產生如此裂變？這個問題，曾經困擾過北大名教授錢理群數十年（或可稱為“錢理群之問”），也是當代無數學者反復糾纏的歷史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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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重要信息，可能多數朋友并不清楚。那就是：在民國時代，大多數大學校長，以及大量教授其實都是國民黨員。

國民黨本來也是“革命黨”，是從反清救國理想轉化而來，早期黨員也多仁人志士。更加上彼時國民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所以大學里國民黨員比例極高。比如論起國民黨員身份，北大蔡元培是，清華梅貽琦是，南開張伯苓是，廣西大學馬君武也是，公立大學校長不是的絕少；1940年代早期，看西南聯大教職員登記名冊，教授總數155人，其中國民黨黨員就占了85人，含量在50%以上。

而到了1949年前后，形勢上最大的逆轉就是，這些國民政府“體制內人”突然普遍“反水”。他們即便沒有公然反戈一擊，也是多數心懷不滿，消極不作為，透著深深的失望與無力感。例如前述清華校長梅貽琦本人，當初就是毫無征兆地被迫架上飛機走的，連哄帶騙帶威脅，根本不是完全個人意愿。所以，這些知識人的心態轉變、去留取舍，就變得很微妙。

我們現在回看可以知道，剛抗日戰爭剛結束時，這些人還廣泛支持國民政府，對之有很大期待，1946年4月羅常培給胡適的密信就是這種輿情的反饋。可吊詭是，差不多就在這前后一兩月時間，中國知識人的態度突然直線下降。1946年5月底，也就是羅常培那封“樂觀”信件發出一個多月后，獲任上海新一任市長的吳國楨，親自出面邀請校長、教授們“一塊吃飯、喝茶”，卻遭遇極為尷尬的一幕。據他自己說，“盡管大多數校長和教授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們不愿意出頭”，即見個面“共商國是”的機會都集體不給，而這里面的聞一多、羅隆基、潘光旦諸人跟吳國楨還是同學關系。事態的發展，真是一日而馳千里，打得這些國民政府要員都措手不及。

那么，短短兩個月不到的時間，發生了什么事如此劇烈地激化這個群體呢？答案其實是很顯然的：1946年5月初，國民政府宣布還都南京，國共在重慶展開談判，但蔣方一再為難，并無誠意，甚至蠢蠢欲動準備陳兵開戰，揚言要在三五個月內消滅我軍，當時輿論已經普遍反感，極為失望，也才有了民盟等“第三條道路”與中共的合作出現。而與此同時，我方在根據地朝氣蓬勃，開明為民，尊重并禮遇知識分子，經過國內外記者報道，形象火箭式飛升。兩相對照，不言自明。

更別說，當時國民政府治國無能，貪腐有法，社會經濟開始轉入崩潰狀態，形勢甚至比之抗日戰爭時期還要惡劣。貨幣貶值、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日益貧困，經濟日趨崩潰，知識分子的生活一下子又從云端掉到谷底，怎么可能不憤怒？比如當時一個很荒謬的決策:1946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云五，居然直接出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一個區區民營出版公司的老板，生意最鼎盛時期所管理員工也不過就300來號人，竟然一下子讓他掌舵一個4.6億人口大國的經濟事務？日后法幣政策搞得民不聊生，王云五就難辭其咎，堪稱罪魁禍首。

可惜，這些國民政府這些要員，對眼下危急境況還懵然無知，還以為國內文人們不過是生活狀況暫時受挫，一時間有情緒還轉不過彎來而已。吳國楨邀請函發出遭拒后，還對上面報告說，他認為這些人只是“可嘆的生活條件”導致，顯然是很無知的，嚴重低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節操乃至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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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吳國楨的報告書里頭，有一點判斷可能又是對的。那就是，彼時這些知識分子尚不懂共產主義的“性質”，主要是不滿國民政府。畢竟是政學兩棲大佬，吳國楨到底精準把握到了彼時知識分子立場激化的根源：國民黨表現得太糟糕了，已經到了令人深惡痛絕的地步，完全不得民心。

我想，有一則舊事，也許能說清此中微妙，以及當時絕大多數“中間派”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話說，一度曾任清華農學系主任的虞振鏞，是個純粹的科學家，大半生都遠離政治專心科研，從未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1945年抗戰結束，他抱著罷戰息兵百廢待興的熱忱，受邀就任“國民政府”司長。有一回，受派查賬，他赫然發現農林部那些人造一個雞窩的費用居然和修建一棟洋房差不多，他氣到破口大罵，“斷子絕孫！斷子絕孫！”，并且立即辭去所有職務，甘心“下海創業”。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思想迅速左轉，雖然此前與中共沒有接觸，但當國民黨敗走“田橫之島”時，他自然也拒絕隨往。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知識分子們愿意留下來，絕大多數并非對共產主義有認同，而是直接源自對國民政府的徹底絕望。這里邊最關鍵的點，就在于蔣氏王朝已經徹底失去民意支持，卷起鋪蓋倉皇跑路時非鐵桿擁躉一般都不愿意跟從。早先國民政府費盡心思游說，可臨陣磨槍，再苦口婆心，效果依舊很差：“中研院”80多位院士，走了不到?；圍困北平時，國民政府竭力“搶救”最具分量的知識分子，名單計劃62人，結果只有19位愿意走，也是不到?。這個數據本身就說明了民心所向何方。

當時的著名留美學人，長期擔任清華物理系主任、并被譽為中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山祖師”的吳有訓，他有一段話也是頗具代表性的：1945年10月，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這個職務向來都由國民黨內“高級親信”擔任，可見頗受高層器重。但是，僅僅兩年多以后，當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傳話讓他出國或隨遷至臺時，他當即就拒卻了。在私底下，他對家里人說，“三民主義讓蔣搞成了三迷主義——官迷、財迷、色迷，如此腐敗，哪能不失敗？中國的希望，今后就看共產黨了！”毫無疑問，他選擇留了下來，后來當了幾十年的中科院副院長，轉過來長期給郭沫若打下手。

像吳有訓這種學者教授，本身也是不問政治的，也一度對國民政府有寄望。但他們的失望也是急速墜落的，反身的關鍵時間點都集中在1946年前后，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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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情況也大體類似。更具說服力的范例當然是聞一多們：他們本身對延安并無多少了解，但是對“國統區”天怒人怨情況是親身體驗且歷歷在目的，所以很堅決地認定，“國民政府不亡，沒有天理”，沒有絲毫討價還價的余地，為此獻身在所不惜。

這是一種“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最徹底絕望感。當局勢逐漸明朗，需要在“楚河漢界”中站隊，選擇一方時，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毫無意外地選擇到了新中國這一邊。國民政府及其當政的國民黨，從備受擁護到人人喊打，局勢的天地大逆轉，實際只經歷了短短數年。想在1935年12月，彼時的國民政府召開“五屆一中全會”，實踐“知識精英治國”理念，會上改組出來的各部新部長職務，大多數還都是由那些留洋知識分子擔任，以至于胡適們滿懷希望，總以為從此將蒸蒸日上。誰也沒想到，僅僅數年之間，這些知識分子就將迎來深重的絕望感，走人的走人，自絕的自絕，反水的反水，一下子分崩離析潰不成軍。

簡單一句話：當時的國民政府，從根上都已經爛透了。對于如此不可救藥的權政，中國知識分子不愿與之陪葬，選擇留下來，是情理之中的。至于所謂“安土重遷”的心理因素，“潤”到異地生活的畏難情緒，實際都不是很重要的，更非具有決定性的考量。要知道，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本身就是留洋出身，在異國他鄉生活并無障礙，即便是到臺島上去，在“僧少粥多”急需用人的局面下也可能會受到更好的任用，這一點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比如錢鍾書楊絳這批教授學人，如果真的要走，生活質量并不會因此下降，甚至還是大舉提升。早在1948年，錢鍾書的“下家”們就開始主動聯絡他，杭立武請他去臺大做系主任, 港大邀他當文學院院長, 朱家驊誠邀他任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連牛津大學也拋來了橄欖枝，但錢鍾書夫婦無一例外都拒絕了。錢楊夫婦僅僅還只是一介普通教授與作家，在當年還遠遠不夠“重量級”，可都能允諾得到如此好待遇，更何況其他真正的“大佬”們呢？他們愿意留下來，參與新社會的建設。

所以，1946年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們，何以會突然集體逆轉反國民政府，答案早已呼之欲出。在歷史要“重新洗牌”之際，國民政府自己不“作死”，過去或不問世事，或曾深入參與的知識分子們，是不會徹底心死，最終絕然放棄的。實際上，晚到1944年以前，即便是聞一多這等著名“烈士”，還一心憧憬著做“漢學大師”，滿懷信心可以安度晚年的。據馮契回憶，在聯大上學時，有一個傍晚，他曾與朱自清、聞一多在野外散步，談到清代學術大佬多長壽，聞一多自信滿滿，大笑著說，自己能不能成為“大師”還不敢夸口，但是“活七八十歲，我絕對有把握”云云。

在當時，誰也預料不到，時代與命運的齒輪一旦轉動，速度是疾如雷電，所有人都將身不由己，連自身的轉變都毫無準備——僅僅兩三年時間，那個聯大埋頭學問的典范，前“何妨一下樓主人”聞一多，就激烈得讓所有熟人都大感意外，并且很快慘死在國民黨暗槍之下。

2024.7.14，晚于武漢

參考資料：丁曉山著《為什么要革命》，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商務印書館2011；馮契《憶佩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