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司法史上有一類案件十分離譜，讓人看后很不舒服：殺人兇手被捕入獄，其中有的甚至已經被槍斃，怎料幾年后，死者又重現人間了。

顯然，“兇手”并非真兇。

其中最令人痛恨的是，極少數執法者竟將其視作立功升官的絕好機會，不惜對嫌疑人刑訊逼供，草菅人命，令人發指。

您可能會納悶：斷案講求證據，不是他殺的人哪來的證據，沒證據法庭怎么定罪？堂堂法官，難道連如此簡單的邏輯都搞不懂嗎？

我們今天就通過1999年發生于河南商丘的一起事件，帶大伙見識一下這類案子中所謂的“證據確鑿鐵證如山”是如何被炮制出來的。

事發于1999年5月8日，當天，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的村民在挖井時掘出一具模樣駭人的尸體。

死者頭部和膝蓋以下雙腿缺失，警方最害怕碰到這種遺體，尤其是在刑偵條件相對落后的當時，這種情況下死者的身份很難被確認，這便意味著案子壓根就沒有偵破的可能。

然而巧的是，另外一樁案子同樣令當地警方十分苦惱，無從下手。

1998年2月15日，趙樓村村民趙作亮跑到公安機關報案，稱自己叔叔趙振晌于去年10月30日出門離家后便不見音訊，至今已失蹤足有4個月。

趙作亮懷疑叔叔已被人殺害，無奈活不見人死不見尸，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他的猜測。眼下死者出現，警方為之一振：“證據”這不就來了？

時任柘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大隊長的羅明珠在當年因“指揮有方”，在死者身份都沒能確定的情況下，僅用33天便破獲一起無頭案，讓嫌犯“供認不諱”，不啻為刑偵史上一大“奇跡”，因而也賺了個“神探”的美名。

萬事開頭難，有了死者，羅大隊長一下就有了目標。

羅明珠先入為主地斷定，死者正是一年多前失蹤的趙振晌。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法醫報告：趙振晌身高僅有一米六幾，死者卻至少為一米七。怎料羅明珠根本不在乎，當即上報要求將嫌犯趙作海緝拿歸案。

趙作海也是趙樓村民，且與趙振晌關系甚篤。

兩人結伴外出打工，趙振晌不識字，每次結工資時都是趙作海幫忙簽字領取。然而在一次結算后，趙振晌發現少了千把塊錢，趙作海表示他領到的只有這么多。趙振晌跑去跟工頭對峙，后者卻一口咬定錢沒少算，此事不了了之。

從后續發生的事情來看，趙振晌很可能認為是趙作海私吞了他的錢，此刻開始，二人的關系出現了裂隙。

另一方面，趙振晌的生活也不太順利，遲遲沒能成家；反觀趙作海，不但很快便討到了老婆，還育有4名子女，家庭美滿幸福。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難說趙振晌不會因此更加心存芥蒂。

英雄難過美人關，兩人矛盾直接爆發在一個女人身上。

同村有一名年輕女子，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頭基本都孤身一人，因而沒少遭村中男人挖墻腳，趙振晌和趙作海也在其中，隔三差五就跑去獻殷勤。

趙振晌失蹤后，根據趙作海的說法：那日他喝了點酒，稀里糊涂就跑到了年輕女村民家中，并且打算在其家里過夜。不知是誰把消息漏了出去，趙振晌聞之大怒，護花心切的他竟手提菜刀殺上門來。

兩人在女子家中打了個天昏地暗，血流滿地，事后卻各懷心事地匆匆離去。此后，趙振晌再沒出現過。

眼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趙振晌已經遇害，并且那遇害者擺明了不是他，但在羅明珠看來，這遺體不能證明是趙振晌，但也不能證明不是；有了死者便有了逮捕趙作海的借口，而一旦嫌犯踏進公安局，羅明珠就有的是辦法折騰。

趙作海被捕后連連喊冤，聲稱自己在斗毆中被砍了好幾刀，趕快回家處理傷口去了。

羅明珠對此很不滿意，不斷逼問，讓他趕緊“老實交代”。后來問急眼了，羅明珠干脆直接亮出他想要的答案：“你是不是一氣之下把他給殺了？”

不難看出，羅大隊長是太想進步了：死者是上午發現的，他下午便對外宣稱抓到嫌犯，并且公布了嫌犯的殺人動機。隨后，他帶領大隊人馬趕往趙作海家，經過搜查后發現兩把符合作案特征的刀具，并且確定其中一把為兇器。

接下來，警方便需要掌握一些證詞，證明趙作海確實有罪，但在這個過程中，調查人員遭遇了巨大困難。

他們最初想要讓趙作海親口說出自己殺了人，然后卻低估了對方的求生欲。

警方剝奪了趙作海吃飯、喝水以及睡覺的權利，在長達40個小時里趙作海沒能得到任何喘息。審訊人員累了便去休息，卻把他銬在桌子或是床腿上，令他站也站不起來，蹲也蹲不下。

眼看趙作海依舊不松口，審訊人員又轉而玩起“精神攻勢”：給他喝摻了藥的水，在他昏睡后又粗暴地將其喚醒，趁他迷迷糊糊時大喊“你已經全都招了”，試圖一舉擊潰其心理防線。哪知趙作海問心無愧，壓根不上套，每次都近乎條件反射般地高呼“我沒殺人”。

趙作海每次喊冤，換來的都是皮肉之苦：審訊者用警棍或是槍把子砸他的頭，砸到鮮血直流。他們甚至想了些歪招，如在趙作海因過度疲憊而陷入昏迷時，在其頭上放一串掛鞭，生生把他炸醒。

可即便如此，審訊進行了十余天，趙作海依舊不肯“配合”，羅明珠也逐漸失去了耐心，打算從其他方向尋找突破口。

首先被叫來的是那名年輕村婦，警方試圖利用各種充滿誘導的問題，引誘村婦說出“親眼目睹趙作海殺死趙振晌”這樣的“證詞”。

老實巴交的村婦不愿撒謊，羅明珠就讓手下打她，強迫她長時間跪在木棍上。與此同時，警方又拿著套在那具遺體上的編織袋找到了趙作海的妻子，要求對方承認袋子是她親手縫制的。趙妻一開始也拒絕承認，后來沒經受住虐待和毆打，最終只好屈打成招。

這樣一來，有了“認證”、“物證”，證據鏈已經十分完備，就差嫌犯本人的供詞了。

我們無法想象趙作海在審訊室中的遭遇，求生欲如此堅定的人，在被拘的第33天發生了令人始料未及的轉變，不但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并且警方想要獲得哪方面的“證據”，他便會親口講出來。

他承認自己因被趙振晌砍傷而懷恨在心，因而將其殺害，還老實交代了自己毀尸滅跡的經過，并且承認那個裝遺體的編織袋，確實是妻子親手縫的。

接下來的9次審訊，他都老老實實承認自己有罪以免受皮肉之苦；甚至在監獄里，親人探監時，他都不敢喊個“冤”字，生怕再被揍。

在收集到完整的證據鏈后，柘城縣警方還有最后一個麻煩。

原來，縣檢察院始終認為公安機關上呈的證據模糊不清：你們連尸體的身份都沒搞清楚，兇手卻已經找出來了，這算哪門子事？

事情折騰了兩年，其間被縣檢察院拒絕了3次，直到2001年都沒能順利提起上訴。

羅明珠急了，竟然想出了這么個法子：據他了解，一直“阻礙”他的，是縣檢察院公訴科一名王姓辦事員。

他當即找到自己的領導丁副局長訴苦，而后者也希望利用趙作海案立功升官，當即開始運作起來，想盡辦法向上找關系。幾個月后，那名王姓辦事員便被從檢察院調走了。

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檢察院就趙作海一案向法院提起公訴；12月5日，商丘市中院一審作出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趙作海死刑。而由于部分細節存在爭議，“疑罪從輕”，死刑被緩刑兩年執行。

其間，趙作海多次強調自己被逼供，壓根沒人搭理。

隨著趙作海認罪，法官法槌落下，大伙兒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例如，從資料來看，當年主抓此案的領導之一，時任柘城縣公安局副局長的朱培軍，在2010年案子重審時已高升為商丘公安局經濟技術開發區分局局長。

作為“回報”，趙作海則拿到了減刑，刑期縮到20年，好孬也算撿回條命。

2010年4月30日，趙振晌突然現身成為了事情的拐點。

據他所說：當年斗毆時，他對著趙作海腦袋砍了一刀，擔心遭到報復或是拘留，因此連夜逃往外地。多年來他依靠撿廢品維持生計，直到后來重病纏身，難以為繼的他才回到趙樓村。

2010年5月，上級部門要求對趙作海案展開重審，當年的既得利益者，包括羅明珠在內的多名縣公安機關領導都被送上法庭，獲得了不等的刑期。

5月13日，趙作海領取了65萬元的國家賠償金。

如今看來，此案十分荒唐：掌握執法權，本該伸張正義的公職人員，反倒把法律當成牟取私利的工具，把他人的性命作為自己高升的墊腳石，很難想象這種事情會在一個法治國家上演。

但從另一個角度審視：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嚴打”時期到今天，我國司法建設任重而道遠，但這二三十年來的成就也無疑是成效顯著的。

此外，有關趙作海案，仍有兩點值得一提。

其一，案中死者身份后來得到確定，系商丘市睢陽區包公廟鄉村民高宗志，因經濟糾紛被3名合伙人殺害，后來3名兇手也均被緝拿歸案。

事實上，就在高宗志失蹤后，其親屬曾打算去趙樓村辨認尸體，倘若這當真發生，趙作海也不會蹲冤獄了。怎料羅明珠下手太快，高家人聽說死者身份已經確認后便沒有動身。

其二，此案中，人性丑惡的一面也凸顯得淋漓極致。

墻倒眾人推，趙作海入獄后，親戚朋友敬而遠之，他本人也妻離子散。因為父親“殺人犯”身份，趙的子女在學校中備受排擠孤立，十分可憐。

然而趙作海出獄后，尤其在領取到65萬元賠償金后，身邊又驟然熱鬧起來，各路“親朋好友”紛紛現身，有人聲稱“多虧自己替趙作海報案”，這才令他能夠洗刷冤屈，因此要求獲得5萬元酬謝。

更有許多過去關系并不怎么好的村民也跑來借錢，加上被騙子騙走的，短短幾年后，那筆賠償金便所剩無幾。

這可是“人血饅頭”，大伙兒卻一點兒也不嫌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