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29日，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訪問中國，第一站便來到蘇州，出席了蘇州工業園區成立30周年紀念活動。

30年前的1994年2月26日，正是李顯龍的父親、時任新加坡國務資政的李光耀代表新方，和中國政府簽署了《關于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而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李顯龍，則與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共同擔任蘇州工業園區首任聯合協調理事會聯合主席。

可以說，李顯龍是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所以30年后回望，他的評價也尤顯權威和中肯。

上個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15屆“慧眼中國環球論壇”上，李顯龍在對話環節曾提到蘇州工業園區。他表示，蘇州工業園區取得超乎預期的成果，新中雙方都獲益良多，“我們像驕傲的父母一樣非常高興”。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和“國際合作的成功范例” ，蘇州工業園區30年來所取得的成就怎么說都不為過，但要想真正、全面理解這個工業園區的價值，則還得回到30年前的時代背景中。

01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世界，機遇與動蕩并存。海灣戰爭的爆發，讓地狹人稠、缺乏腹地的新加坡陷入了某種焦慮，急欲通過在海外投建類似裕廊工業園的產業基地，以尋求戰略縱深。

而彼時的中國，則處于第二輪改革浪潮的起始期。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改革再出發。到這年秋天的中共十四大上，正式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嗅到商機的外資開始大規模涌入中國市場，外商直接投資一路攀升，取代對外借款，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到1994年時，外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一度達到了23.6%的高值。

具體到江蘇，在經歷了80年代的高速發展后，以鄉鎮經濟為代表的蘇南模式，其制度紅利此時已基本釋放完畢。不僅GDP總量上被依靠“三來一補”外向型經濟快速崛起的廣東所趕超，發展活力也漸漸遜色于以民營經濟為特色的溫臺模式，這導致江蘇急迫地想要尋找新的突破點，以接續上一個十年的高增長勢頭。

特別是地處蘇南的蘇州，此時撤地設市已近十年，雖然當初“分家”時蘇州劃到了最大的面積、收獲了數量最多的縣，靠著這些強縣的共同努力，蘇州大市的GDP也沖進了全國前十，但城區發展始終不及身旁的無錫。如何利用好臨近上海的優勢，成為江蘇吸引外資的橋頭堡，借此壯大自身的工業實力，是蘇州政府一直思考的問題。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中新走到了一起。

1992年，李光耀率團訪華時，主動表達了中新合作共同建立工業園區、并以該園區為載體借鑒新加坡經驗的意向。而中方也正有此意，之前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就特別提到，要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于是，雙方一拍即合。

1993.05.10李光耀一行訪問蘇州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選址了。

為此，李光耀先后考察了天津、青島、寧波、無錫、蘇州等城市。根據時任江蘇省長陳煥友所撰寫的回憶錄，當時江蘇推薦的是無錫和蘇州，而且一開始以無錫為主，因為無錫工業基礎比蘇州好。

蘇州方面為了爭取這來自南洋的“潑天富貴”，在接待李光耀一行時不遺余力。據說當時的市長章新勝不僅拉開車門硬擠上了李光耀搭乘的加長版奔馳車，還在車上用一口流利的英語與李光耀熱烈交流，給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對于此事，章新勝后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所謂的“扒車門”乃是坊間誤傳。當天，一路陪同的江蘇省領導有急事要趕回南京，接替陪同任務的章新勝被安排與李光耀同車。但“全程英語交流”則確有其事，且雙方的交流不僅“熱烈”，甚至堪稱“激烈”。

“激烈”交流的結果，就是李光耀和新加坡方面最終決定，在蘇州建立一個集工業、商業、住宅和娛樂業于一體的園區。而此舉也徹底改變了蘇州的城運。

02

今天很多人提起蘇州工業園區，最常說的就是它自2016年起連續8年在國家級經開區綜合考評中奪冠的成就，曾幫助蘇州在2021年登頂全球第一大工業城市的實力，以及“園區經驗”是蘇州三大法寶之一的輝煌。

這些說的都沒錯，蘇州工業園區成立30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GDP增長了約326倍，年均漲幅達到22.1%。2023年，蘇州工業園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686億元，相當于姑蘇（950億）、相城（1147億）、吳中（1624億）三區的總和。而這三區正是“老蘇州”的主城區，也就是說，蘇州工業園區再造了一個蘇州城。

但，蘇州工業園區的意義不僅僅體現在GDP層面，甚至已經遠遠超出了工業經濟的范疇。

畢竟，“茭白地上起廣廈，蓮藕塘中壘瑤臺”這種田野變新城的神話，過去幾十年在神州大地遍地皆是，并不稀奇。事實上，回顧改開以來中國的發展歷程，蘇州工業園區既不是最早設立的工業園區，也不是經濟體量最大、行政層級最高的，但確是最特殊的。

這首先源于它是中新兩國合作的產物，是中國第一個與外國政府合作建設的工業園區。不同于蛇口的“自己殺出一條血路”，浦東的中央下場扶持推動，蘇州工業園區的建設是由新加坡占65%股權的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中新集團”）負責，利用和借鑒了新加坡的技術、管理、資源，這種做法也只有在90年代南巡講話之后才變得可能。

想當初，蛇口工業區為了招商引資，僅僅是將小塊土地有償提供給外商使用，便被批為新時代的“租界”。更別說是跟外國政府合作開發整個園區，且外方占股大頭了。就此而言，蘇州工業園區本身就是改開的成果，同時它又進一步推動了改開的前進。此后，類似中外合作開發的園區在國內逐漸多了起來。

直到今天，雖然中新集團的股份結構發生了巨大改變，新方所持有的股權比例已低于30%，蘇州工業園區的開發主導權完全轉到了中方手里，但它在全國的工業區、經開區、高新區里面，依然顯得十分特殊。

眾所周知，中國的工業園區、經開區屬于功能區，雖然大多獨立運行，但畢竟不是行政區，所以一般只設有黨工委和管委會，至于人大、政協，仍歸屬原先的行政區。而蘇州工業園區卻有自己的人大工委和政協工作聯絡委，所以事實上已經是個獨立的行政區了。但它偏偏又不像天津濱海新區、杭州錢塘新區那樣，從開發區最終轉設為真正的行政區，就這么一直不倫不類的“懸”著。

這背后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三十而立的蘇州工業園區已經再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03

在蘇州工業園區之后，中國和新加坡又于2008年、2015年推出了另兩個政府間合作項目——中新天津生態城和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但影響都沒有蘇州工業園區那么大。

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階段不同了。

蘇州工業園區啟動的那個年代，中國在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園區開發方面還是個學生，還需要借鑒“新加坡模式”。而經過40多年的發展，中國在工業園區建設、管理、產業規劃、招商引資等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慢慢由學生變成老師，具備了輸出園區經驗的能力。

作為跨政府間合作開發工業園區的代表，蘇州工業園區近年來持續向國內外輸出“園區經驗”。在國內，中新集團先后與江蘇南通、宿遷、安徽滁州、浙江嘉善、寧夏銀川等地政府合作，建立了中新蘇通科技產業園、中新蘇滁高新區、中新嘉善現代產業園、蘇銀產業園等工業園區，拉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在國外，2018年11月，中新集團與新加坡勝科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約定共同在東盟國家拓展產業園區項目。2020年8月20日，雙方合作開發的緬甸新加坡工業園區正式獲得緬甸政府批準。園區位于仰光地區萊古鎮，面積4.36平方公里，開發周期約9年，聚焦工業物流、食品加工、紡織服裝等產業，并提供標準廠房及商住生活配套。

緬甸新加坡工業園區是中新集團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設立的首個海外園區，它的落地標志著中國的“園區經驗”正式走出國門，走向海外，這意義完全不亞于當年中新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

這些年，“出海”是個熱門詞，但多數情況下主要是商品出海、資本出海、企業出海，這些出海雖然拉動了國內經濟，但因為對海外市場造成了巨大沖擊，所以在國際間引發了不小的摩擦。

事實上，正如“一流企業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這句話所啟示的，中國要想成為一流大國，關鍵也得有自己的經驗、制度輸出，進而帶動各國共同富裕。而“園區經驗”正是中國可以輸出的軟實力之一。

想想看，相對美歐日韓，為什么中新關系一直較為平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共建蘇州工業園區，雙方利益進行了強綁定，而不是像貨貿那樣屬于零和博弈。如今我們反其道為之，通過與外國共建產業園區，既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工業化腳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也能把這些國家嵌入到中國的產業鏈中來，實現中外利益的連接融合，從而有助于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擴大中國的朋友圈。

這么來看，蘇州工業園區和中新集團遠沒有發展到頂，其未來三十年的成長空間和重要性甚至將大于過去三十年。

多說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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