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2024年末，天空中卻不太平，頻頻有飛機迫降，不僅讓涉事的家庭悲痛欲絕，也給經(jīng)常乘飛機出行的人內(nèi)心帶來一絲恐慌。這不免讓人想起類似的事件，在2009年，全美航空公司一架航班起飛爬升過程中，遭到了鳥群撞擊，導(dǎo)致兩個引擎同時熄火。

機長薩倫伯格在確認飛機失去動力后，沒有聽從塔臺降落在機場的建議，緊急迫降在曼哈頓的哈德遜河河面上。經(jīng)過多方聯(lián)合救援，機上155人全數(shù)生還。這位機長更為人熟知的名字就是“薩利”，他曾經(jīng)是美國戰(zhàn)斗機飛行員，1980年加入全美航空，事發(fā)當年，他已經(jīng)在民航服役近三十年。

也許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乘坐航班的機長是“薩利”，但實際上，在事后的調(diào)查中，人們發(fā)現(xiàn)，薩利在選擇迫降的時候，并沒有進行充分的思考，而僅僅是在短暫的時間內(nèi)，判斷飛機已經(jīng)無法飛回機場，必須要迫降，從而專注于迫降流程，奮力一搏，努力的爭取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安全。

或許可以說，薩利遵從了他正確的直覺，但也可以說多年的飛行歷程訓練了他的直覺，人往往可以在經(jīng)驗中存儲一些判斷的依據(jù)，從而可以在哪怕只是一瞥的瞬間，做出符合經(jīng)驗的最佳決策。

人生實則也如此，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選擇，實則已然押上了畢生所學。隨著近些年來，做出了一些改變生活軌跡的決策，也逐漸對如何做出決策這件事本身有了興趣，以后見之明來看，很多決策不僅沒有任何好處，還帶有相當任性的意氣。

有時候在想，可能如今的境況，就是人生的前幾十年，決策過于隨意，或者并沒有認真對待決策，以及沉淀出一些決策的方法。簡單來看做出任何決策，都是有前提的，我們根據(jù)某些前提，來去推演事情的走向，得到一系列預(yù)測的結(jié)果，再利用自己的價值判斷，在各種結(jié)果之間篩選出最符合自己目的的那一個。

在真實的世界里，用預(yù)測與不確定性對賭，做出符合自己的決策，這是我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但隨著世界信息的爆炸，這個數(shù)量級信息的預(yù)測，根本就不是人類擅長的事情。

大多數(shù)時候，迫于時間的壓力或信息的不完整性，我們傾向于放棄理性的思考，而是隨便“蒙”一個方向，徹底把決策交給不確定性。抑或是過于自信曾經(jīng)的經(jīng)驗，對預(yù)測抱有一種天然的偏見。甚至是有人厭惡不確定性到一定程度，人為偏執(zhí)的試圖將不確定性的泡泡從現(xiàn)實世界的薄膜中擠出去。

物理學家費曼曾經(jīng)說：我能帶著疑問、不確定和無知活著。我覺得，比起知道一些可能錯誤的答案，還是不知道答案的生活更有趣。我有些近似的答案，對于各種問題也有些確定程度或高或低的合理信念，但我不會絕對相信任何事情。也有很多我一點都不明白的事情，但我不一定需要一個答案，我不害怕“我不知道”這個事實。

其實費曼不過用一種更樸素易懂的方式，講出了一個對抗不確定性的方法——貝葉斯主義。這個思想假設(shè)現(xiàn)實的所有模型、理論或概念都只不過是某種信念、虛構(gòu)或詩歌，“所有模型都是錯的”，然后我我們需要根據(jù)經(jīng)驗的結(jié)果數(shù)據(jù)，來去調(diào)整這些信念的“置信度”。

也就是說沒有什么信念是絕對正確的，“聰明”的人，就是要根據(jù)結(jié)果來去尋找真正的原因。真實世界不是數(shù)學題，并不是因果一一對應(yīng)。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個結(jié)果，循著找過去有多個原因，在這個時候，我們內(nèi)心，天然有著對這些原因?qū)е陆Y(jié)果可能性的排序，這時我們可以用貝葉斯概率的計算方法，去判斷那些我們所謂的原因的前提下，發(fā)生這個結(jié)果的概率，通過不斷比較來去矯正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信念。

其實，這也就是人類經(jīng)驗這個世界，并將經(jīng)驗為自己未來判斷所用的最基礎(chǔ)的學習方法，只不過人們很少真正意識到，并主動的，系統(tǒng)化的去使用罷了。同時也能由此看到，那些自以為是的所謂成功人士，一旦固化了自己的信念，往往就會在現(xiàn)實中栽一個大跟頭。

用貝葉斯去計算選擇的概率是人生給我們出的一道數(shù)學題的話，其實理性的去思考，它并不難。而決策中，最困難的一部分是在于不同選擇帶來結(jié)果之間的比較，世界并沒有留給我們一個量化模型，在這里我們不是要去比較一二三四，有可能是比較親情、道德甚至生與死。

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當中舉了一個例子，一個年輕人，糾結(jié)于要上戰(zhàn)場，還是要照顧母親，這樣的價值該如何判斷？哲學存在的意義，很多時候也是為了解決道德選擇上的困境，因為行動的結(jié)果，往往是無法單純比較的。

人生的抉擇，往往最終都會歸結(jié)到一個大命題之下——“人生的意義”。什么是有意義的？哪些意義大一些，哪些意義小一點，如果有一張這樣的清單，人生也許就會輕松許多。可事實上，世界并沒有給我們準備一個清單，甚至可能都沒有準備意義。

伍迪·艾倫的自傳就叫做《毫無意義》，在一個訪談中他也談到他很早就意識到人生毫無意義，只能在工作中，在電影中去沉浸，去創(chuàng)造。不過說到意義，可能心理學家弗蘭克爾更有發(fā)言權(quán)，在納粹時期，他全家被關(guān)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氣當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他不僅幸存下來還將自己的經(jīng)歷轉(zhuǎn)化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并寫出了《活出生命的意義》這本存在主義心理學的著名小冊子。

因為集中營的經(jīng)歷，弗蘭克爾更敏感的關(guān)注到意義對于苦難當中人的重要性。他這樣寫道：積極的生活能夠使人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實現(xiàn)價值，而消極的生活能夠使人滿足于對美、藝術(shù)或者自然的追求。但是，在那些不僅沒有追求創(chuàng)造和快樂的機會，而且只存在一種達到最高道德標準的可能（就是說，在對待自己被暴力完全束縛的生命的態(tài)度上）的生活中，人生仍有目的。他不能通過創(chuàng)造性或想了的生活，但不只是創(chuàng)造和享樂才有意義。如果說生命有意義，那么遭受苦難也有意義。苦難、厄運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剝離的組成部分。沒有苦難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也許在如今看來，這種略有些稱頌苦難的論調(diào)，頗有“毒雞湯”的意味。但想想一個身在集中營每天與死神作伴的人來說，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也就是意義是多么天大重要的事情。

弗蘭克爾還提到了犯人在集中營是一種“臨時的存在”，因為不知道哪天會被釋放，不知道一切將會何時結(jié)束。看不到“臨時的存在”盡頭的人，也不可能去追求生活的終極目標，不再能像正常人那樣為了未來而生存。

在集中營，很短的時間，比如說一天，由于充滿了折磨和痛苦，所以顯得特別漫長。而大點的時間單位，比如一個星期，則過的很快。這就是奇怪的“臨時的存在”的時間觀。也許我們不可能再體會到集中營的痛苦，但是想想那些窘迫的失業(yè)的人，甚至是那些被工作埋葬的人，短短的工作一天，充滿了折磨和痛苦，顯得極為漫長，而一周一周、一個月一個月周而復(fù)始，又讓一年很快過去，找不到任何意義可言。

弗蘭克爾大聲疾呼：我們期望生活給與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對我們有什么期望。生命最終意味著承擔與接受所有挑戰(zhàn)，完成自己該完成的任務(wù)這一巨大責任。這些任務(wù)，也就是生命的意義，在每個人身上、在每個時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對生命的意義作一般的定義。對生命意義的質(zhì)疑，沒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義不是某種含糊的東西，而是非常實在和具體的。

而他也提出了三種不同的方式來發(fā)現(xiàn)生命的意義：

一、通過創(chuàng)立某項工作或從事某種事業(yè)；

二、通過體驗?zāi)撤N事情或面對某個人；

三、再忍受不可避免地苦難時采取某種態(tài)度；

第一似乎就是投入到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當中，第二可以簡單的用愛情作為舉例子，第三就是在苦難當中的某種“信仰”

弗蘭克爾很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的那句話：我只害怕一樣——那就是配不上我受的痛苦。

的確，如果說到痛苦，可能這個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夠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論。他自幼體弱多病，患有癲癇。在剛剛開始文學生涯的時候就去服兵役。二十歲時被任命為士官，并繼承了父親的遺產(chǎn)，但由于生活自由放蕩，債臺高筑。

不久又卷入到了一場政治事件中，被逮捕后宣判死刑，就在行刑現(xiàn)場，幸運的被赦免，發(fā)配到西伯利亞服刑十年，其中四年在苦役營，六年當列兵。后來可能是出于一種熾熱的同情心，他娶了一個苦役犯的遺孀，并撫養(yǎng)她年紀不小的兒子。就在他寫作生涯略有起色的時候，妻子和親愛的哥哥接連去世。

那時他這么寫到：“于是，突然之間，我又變得孤獨一人，我感到恐懼。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兩段，一段是過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數(shù)，沒有一顆心能代替兩位死者。嚴格地說來，我已經(jīng)沒有生存的理由了。”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沒有被命運所壓倒，他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高級的、秘密的——甚至對我們自己來說也往往是秘密的——生存理由，它完全不同于我們多數(shù)人我自己生命制定的外在目的。

類似于弗蘭克爾提到的找到意義的三個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性中也分出了三個區(qū)域——智力思辨的區(qū)域、激情的區(qū)域以及激情所達不到的深層區(qū)域。他所認為的悲劇往往出自于人類智力思辨當中，也許如昆德拉所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fā)笑”，在思辨運行的時候，爾虞我詐和勾心斗角就隨之而來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難中找到的是信仰，他甚至不惜為此貶低智力與激情。但是，與陀氏同樣偉大的尼采宣判了上帝的死刑，我們的意義又煙消云散了嗎？

現(xiàn)實的來說，意義并不是讓我們活下去的那個東西，我們需要陽光、空氣、水和食物。意義也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東西，像是簡化版的存在主義由“存在先于本質(zhì)”推導(dǎo)出活著就是意義。

也許，當我們陷入到答案迷途當中，就是時候順著發(fā)問返回到原點，就像沒有一個意義清單供我們可選一樣，意義本身也并不是能夠被當作有沒有、是什么、哪個重要的形式來發(fā)問的東西。

當我們把意義上升到跟生存同樣重要的層面來看的話，那么意義就是生存的一種伴隨狀態(tài)，也許那僅僅是一個決定，即我們想要如何生存，以及在這個決定之下的全情投入。

現(xiàn)代人的意義缺失癥最明顯的病征就是提不起興趣，什么都不想干。以前上帝能告訴我們要做什么，但上帝死了；以前文化能告訴我們要做什么，但我們把文化弄丟了。當我們進入到一個意義沙漠，進入到意義造血機制匱乏的貧血狀態(tài)當中時，人似乎只能自己尋求意義所在。

不幸的是，人是懶惰的，往往希望提出意義問題，而得到外界的回答。殊不知，正如弗蘭克爾所說，意義不是宏大的、抽象的，而是鮮活的，具體的。它就是我們能夠自由的、自愿的將生命投身于其中的那些事情，以及生命沉浸在那些事情時，我們心滿意足的樣子。

或許我們都會看到人生早晚的終結(jié)，但僅因如此就否定人生意義的存在也是草率的。這也是羅曼羅蘭高呼的人生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現(xiàn)實真相后依然熱愛它。

在2024跨入2025的檔口，也許能夠在內(nèi)心觸動起那種尋找意義的欲望，以及作為一個鮮活的人的那種生存火焰，可能是新年獻詞最大的作用了。

即便是在202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的一句話依然會回蕩在我們耳旁“沒有一個人活著而沒有一個目的，并為實現(xiàn)這一目的而付出某種努力。目的和希望一旦消失，憂慮就常常會把人變成一個魔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