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夏天的一個悶熱午后，我在籃球場獨自消磨了一個下午，累的癱坐在地上，狠狠的消滅了幾罐可樂。高考后的一天，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方向，腦袋里對報什么學校，學什么專業(yè)毫無頭緒。最后糊里糊涂的跟著感覺，選了一個分數(shù)夠得到的學校，以及當時熱門的專業(yè)。

隨后命運的齒輪開始轉(zhuǎn)動，一晃工作了二十年，回頭看看，很多選擇都差強人意，但凡稍微多考慮一些，可能如今又是一番景象。不過這也有幸存偏差的問題，畢竟好的決策很難讓人印象深刻，而導致壞結果的選擇總是令人無法釋懷。人們對做出好選擇的追求，也滋生了很多行業(yè)，利用信息和知識差，來賺取協(xié)助人們做覺得的利潤，比如提供升學和就業(yè)咨詢。

在確認自己不是一個好的決策者之后，一度想要研究一下選擇背后的秘密，甚至在三年前還想寫一本關于“選擇”的書。如今回想起來也是略有些幼稚了——知道差距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彌補差距。但有些事總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歷經(jīng)了一些新的事情以及在工作中獲取更多感悟之后，也許命運的齒輪終于可以帶動當年的想法了。

只不過隨著年紀的增長，學會了一件比說話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傾聽。先不著急輸出自己的觀點，而是搜羅如今已經(jīng)有的關于“判斷”、“決策”、“選擇”的著作，花一段時間，形成一個系列，把這些觀點羅列起來，也許漸漸的就能看清自己要翻過的那座山。

理解選擇系列之一：認知偏差

首先要說明的是，對于已存在的著作的先后順序并沒有刻意的選擇，但有內(nèi)容難易程度的考慮，前面會更偏向于更通俗、更便于閱讀和理解的內(nèi)容呈現(xiàn)，而后續(xù)會逐漸的增加一些理論性著作，慢慢的提升內(nèi)容的深度。而這第一篇是來自米娜·杜萊辛甘和沃爾夫?qū)とR馬赫合著的《認知偏差：擺脫心理認知陷阱，重塑決策思維》（其實這個作品的名字翻譯非常功利，它的英文名字是The secret live of decisions，How unconscious bias subverts your judgement）。

以下內(nèi)容為引用原著的一些關鍵論述——

雖然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認，但其決策行為都是極其不嚴密的。而且我們并不像自己相信的那樣可以嫻熟的做出決策。另外，雖然我們相信自己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理性思維來考的，但實際上，其運作方式卻是非理性的。因為負責組織運作的是人，而人在工作時是有感情投入的。

不過，即使人們正在做出非理性的行為，他們通常做出的也是一種系統(tǒng)化的非理性行為，這種行為方式與他們的思維習慣有關。這就是決策的依據(jù)越充分，但決策卻有可能出錯的原因——因為一個人的經(jīng)驗、偏差、偏愛、價值觀和信念都會成為攔路虎，導致其做出的決策可能與決策能力并不相符。

思維是意義構建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之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將思維定義為填補證據(jù)的技能。我們看到一條熟悉的道路發(fā)生擁堵，會認為前面肯定發(fā)生了事故；聽到一段旋律，會認為它也許來自莫扎特的一部作品；讀到一篇不符合自己想法的新聞報道，便會認為這個記者分析得不全面或者有別的問題。這是我們知覺系統(tǒng)在大腦中留下的圖片，它通過執(zhí)行心理操作來幫助我們推斷因果關系和構建其他意義。只要我們每天處于清醒狀態(tài)，這些知覺操作便每時每刻都在發(fā)生，就好像它們一直在工作一樣。

從本質(zhì)上講，這種所謂的“意義構建”體現(xiàn)出兩種思維方式——直覺思維（或稱自動化思維）和演繹思維（或稱分析思維）。直覺思維是一種純粹的聯(lián)想。實際上我們多數(shù)思維都是聯(lián)想式的。我們不會有意識地去思考自己采取的行動——通常，他們都是自動發(fā)生的。其中不涉及“過多的思考”。受控的思維則更有條理，其通常會與更加“科學的”思維聯(lián)系起來——這是一種深思熟慮的行為，用來解釋一個人正在面對什么或正在經(jīng)歷什么。任何智力上的成就，通常都來自二者的混合作用——直覺和邏輯演繹過程的結合。

當我們利用兩種思維方式來進行決策的時候，就會涉及到四個階段——理解、檢索、判斷、響應。

很大程度上，理解階段屬于一種解釋性行為。在每個階段，決策者都在一層層的積累解釋信息，也就是形成主觀性的內(nèi)容。所有判斷與決策均依賴于我們看到、解釋和選擇理解周圍世界的方式。

檢索是一種從過去的經(jīng)歷中獲取信息的行為。檢索行為也受到?jīng)Q策者先前經(jīng)歷的影響和束縛。

在判斷階段，我們借助人類的能力推斷、估計或預測未知事件的結果。我們對那些結果的預期也基于一種能反映個人價值觀和當前目標的、可評價的連續(xù)統(tǒng)一體，從而開展評估。隨著閱歷的增加，我們會對自己取得成功的因素產(chǎn)生依賴，而我們的自信則建立在自己的世界觀之上。考慮到人類目前的認知程度，這種自信有時會超出理性的范疇。

不過，讓判斷階段變得困難的原因在于：在明智地選出最佳行動方案之前，我們需要考慮很多重要的間接屬性。我們知道，正負永遠是形影不離的，每個選擇都存在正面和負面的兩種結果。因此，做出決策需要我們付出很多認知上的努力，尤其在需要做出很多權衡的情況下（例如出現(xiàn)價值觀的競爭或沖突時）；甚至更困難的是，我們在準備做出權衡時卻得不到需要的關鍵信息。

我們將估算頻度、判斷相似性、識別之前經(jīng)歷的情形、推斷因果關系及其他能力都深深地潛入到自己的大腦之中，所以這些都屬于大腦的固有能力。由于在認知水平上，此類直覺或啟發(fā)思維都屬于廉價的資源，因此這些有時也是危險的或干脆是愚蠢的。當我們不知不覺中了解到那些參照、經(jīng)驗法則和大腦中根深蒂固的偏好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知識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缺少知識會導致我們判斷完全失常、不能深思熟慮、受到情緒上和文化上的驅(qū)使，并且有可能摧毀我們作為決策者的公信力。

如果整理一下這些影響我們決策的非理性因素的話，至少會包含以下八種認知偏差：

記憶力偏差——對過去事件的準確記憶是我們做出決策的可靠資源？記憶可能會欺騙我們；

經(jīng)驗偏差——我們越有經(jīng)驗，越會做出好的決策？經(jīng)驗可能會給我們設個圈套；

樂觀主義偏差——我們對結果越自信，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樂觀可能會遮擋我們的視線；

恐懼偏差——我們越怕失去，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恐懼可能更有害；

野心偏差——我們的個人野心越大，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野心可能會給我們帶來意外打擊；

依戀偏差——我們寄托在理念或人身上的情感越多，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依戀可能會讓我們誤入歧途；

價值觀偏差——文化或信念體系越強大，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價值觀可能會誤導我們；

權力偏差——我們的控制力或影響力越強，越會做出較好的決策？權力可能會讓我們墮落；

這些偏差核心來自于人的非理性層面，畢竟沒有人能夠完全理性的去看待一個決策，每一個選擇背后都帶有各種隱秘且復雜的情感因素。但如果能能夠極力的去識別并糾正這些認知偏差，就可以讓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能夠更加的客觀和中立。

而這種對偏差的糾正，來自于思維模式的轉(zhuǎn)變。優(yōu)秀的決策者在做出決策之前，似乎將大量的時間投入到習慣性的思維構建模式中。也就是說，他們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第二層次思維中。第一層次思維嚴重依賴于通過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信息做出決策，而不是依賴于我們?nèi)绾蜗朕k法解釋呈現(xiàn)在自己眼前的信息。我們經(jīng)常會質(zhì)詢呈現(xiàn)在自己眼前的數(shù)據(jù)，但極少會質(zhì)詢?nèi)绾我约盀楹芜x擇觀察并解釋近在眼前的他們。這就是說，我們極少依賴數(shù)據(jù)去確定自己在某一特定場合中“看到”的信息。然而我們從不質(zhì)疑為什么自己首先會看到它。第一層次思維多半呈現(xiàn)的是帶有瑕疵的決策。

第二層次思維（做決策前）的本質(zhì)是“思考你的思維”。它承認決策過程是不嚴密的，并假定你對自己思維的考察和對這種思維基礎的解釋很重要，并且這是必要的一步。這種情況下的決策過程更加深思熟慮并且更加警醒。

如果我們把決策分解為“面臨挑戰(zhàn)的解釋”到“決策”最后“獲得結果”這樣一個過程的話。第一層級的思維就是改變決策或行動而獲得不同結果的可能性思考；而第二層級的思維就是質(zhì)疑對“挑戰(zhàn)的解釋”并重構挑戰(zhàn)的突破性思考。或者說，在把一個選擇當作一個問題的時候，要首先看看這個問題是否是一個陷阱，是否需要重新構建這個問題，再去尋找解決答案，這才是避免認知偏差帶來錯誤決策的關鍵之道。

以上，就是書中的一些核心觀點。總的來說，并不涉及到如何做一個“好”的決策，而更多的是提醒我們，如何避免做一個“壞”的決策。盡量在運用自己經(jīng)驗和知識體系的時候，提醒自己，我們賴以生存的那些決策依據(jù)，可能是非理性的、是不可信的、甚至是毫無根據(jù)的。在這個前提下，才可能真正的直面問題本質(zhì)，找對好問題，才會有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