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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論國家語言認同與民族語言認同

作者簡介：黃行（1952-），男 ，廣東新會人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漢藏語系語言 、少數民族語言規劃 。① 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 、香港城市大學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２版），商務印書館2011年出版。

收稿日期：2012-03-30

摘要：語言具有社會交際工具與民族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雙重功能。 在多語社會或國家 ，通常是通用語言承擔較多社會交際工具功能 ，而少數民族語言承擔較多文化認同功能 ，二者互相補充又互相不可替代。因此在語言的工具認同和文化認同意義上 ，我國國家通用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沒有根本的沖突。在少數民族語言內部 ，由于存在強勢語言和弱勢語言 、主體民族語言和非主體民族語言 、簡單語言環境語言和復雜語言環境語言 、保持母語程度不同等復雜情況 ，所以對于不同民族語言來說 ，語言的民族認同也存在較大的區別。

關鍵詞：國家語言；民族語言；語言認同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因此語言的存在和發展取決于它的社會功能，國家為管理和指導語言使用發展而制訂的語言規劃也取決于語言的社會功能。一般認為語言的功能除了是交際工具?思維(認知)工具外，語言還是文化資源?民族權利，而語言作為文化資源和民族權利都集中表現在民族語言群體(ethnolinguistic group)的認同功能方面。

一?語言認同與語言身份

“認同”和“身份”的英語都是identity，可見二者關系之密切。國際上對語言身份的認證一般只有兩個標準:一是語言溝通度，二是語言認同度。因為即使可以互相溝通的語言如果互相不認同，亦不具有獨立語言的身份，因此語言認同標準甚至比語言溝通標準更加重要。我國學界和國際組織對中國語言識別與劃分的結果在數量上非常懸殊(我國學界識別了約130種語言，而國際社會認證中國有近300種語言)，主要原因就在對同樣的語言事實所用語言或方言身份認證標準的不同。我國的語言識別雖然十分注重語言使用群體的民族族屬，即同一個民族盡可能使用共同的語言，民族的識別也會加強群體內部語言的認同；但是由于民族識別和語言識別都不太重視“認同”的標準，所以國內外強調“認同”標準的學者對我國民族識別和語言識別結果常存異議。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共同的語言是構成民族的第一要素，該定義還有一個民族構成要素即“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群體認同關系密切。我國的語言群體認同一般情況下可以和民族群體認同相一致，但民族認同存在的問題可能比語言認同還要復雜，所以用民族認同代替語言認同不僅有循環論證之嫌，甚至完全不能相互替代。

盡管語言是構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每個民族都有能夠代表該民族的主體民族語言。但是我國一個民族內部使用多種語言，即除了主體民族語言外還有諸多非主體各支系語言，甚至使用多種語言的民族還沒有形成主體民族語言的現象也是相當普遍的。例如:①藏族的主體使用藏語，不同支系還使用白馬語?扎語?嘉戎語?拉塢戎語?爾龔語?爾蘇語?木雅話?貴瓊話?卻域語?扎巴語?納木依語?史興語等語言；珞巴族使用博嘎爾語?義都語?蘇龍語?崩如語；門巴族使用門巴語(也稱錯那門巴語)，有的人群使用倉洛語(也稱倉洛門巴語)；景頗族不同支系分別使用景頗語?載瓦語?浪速語?波拉語?勒期語；怒族不同的支系分別使用怒蘇語?柔若語?阿儂語；瑤族不同的支系分別使用瑤語?布努語?拉珈語?巴哼語?炯奈語?優諾語；裕固族一部分人使用東部裕固語，一部分人使用西部裕固語；新疆蒙古族少數人使用圖佤語；云南文山州部分彝族使用的普標語?布賡語；富寧縣少數彝族使用末昂語；文山州部分壯族使用的布央語?拉基語；思茅地區部分拉祜族使用的畢蘇語；盈江縣部分阿昌族使用的仙島語；景洪市部分哈尼族使用的桑孔語；金平縣部分傣族使用的布芒語；通海縣蒙古族使用的卡卓語；貴州黔南州部分毛南族使用的佯僙語；荔波縣部分布依族使用的莫語；麻江縣部分仫佬族使用的木佬語；廣西百色地區部分仡佬族使用的俫語；那坡縣部分瑤族使用的布央語；湖南綏寧縣部分瑤族使用的巴那語；海南三亞市回族使用回輝語；青海尖扎縣回族使用康家語等。

有些曾經是獨立語言后因其群體被重新劃定民族成分而將其歸入該民族主體語言的方言。例如昆明祿勸縣一帶自稱傈坡的人在歸入傈僳族以前，其語言被認為歸屬未定，后來傈坡人劃歸傈僳族，所說的話就成為傈僳語的祿勸方言，但是和云南怒江地區的傈僳語并不能通話。云南玉溪地區新平縣的苦聰人在劃歸拉祜族以前其語言的歸屬也沒有確定，苦聰人定為拉祜族以后苦聰話即屬拉祜語苦聰方言。

以上民族內部多種語言的構成情況表明，盡管語言是構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事實上民族和語言的關系錯綜復雜，所以處于不同狀態的語言及其使用群體對所屬民族和語言的認同意識會存在很大的差異。

二?國家語言認同

漢語普通話是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是國家語言生活最重要的知識信息交流傳播工具。根據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普通話是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學校教育?新聞媒體和商業服務業的正式用語，我國絕大多數現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知識信息是通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產生?傳播和應用的，所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承擔著重要的國家社會生活的語言交際和信息傳播功能，我國公民如果不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就無法平等和充分地參與國家社會生活。“雖然任何一種共通語都是以某種方言為基礎的，但一百多年來，已經形成的共通語無法用任何一種方言來替代。如果用某種方言，一方面這是以偏概全，一方面是現代的詞匯尤其是科技詞匯已經用共通語來表示，方言已無法承載共通語的作用。”(周振鶴2008)[1]從這個意義上說，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中國公民，歷來都對國家推廣普通話政策持積極態度，努力學習掌握普通話，都十分認同普通話作為我國不同方言或民族語言之間共同的國家通用語言的地位和作用。

將普通話界定為“國家通用語言”就是強調其在主要正式官方場合的通用性和不同方言?語言地區的通用性，而“國家語言”或“國語”則側重語言的國家地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國語”并不一定是通用語言或官方語言。統一規范的國家通用語言對一個現代化國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世界發達國家通用或官方語言的推廣和普及工作早在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已基本完成，而在我國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國家通用語言普及程度還遠遠達不到一個現代化國家應有的水平，推廣國家通用語言仍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和任務。

然而文化載體卻不是普通話的主要功能。宋元以來出現以北方話口語為基礎的白話文，經明清兩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廣泛傳播，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官話”成為全國公認的共同語；辛亥革命以后的國語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進一步鞏固了“官話”地位，形式也更加規范，并定名為“國語”；新中國成立以后，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制訂了普通話的語音?詞匯和語法規范，法定地位為現代漢民族共同語；2000年以后，普通話被進一步提升為“國家通用語言”。因此首先普通話是一種超方言的經過人為規范的標準語，而不是國民自然的母語；其次從“官話”到“國語”到“普通話”再到“國家通用語言”不但經歷了不斷“通語化”的過程，也經歷了不斷“歐化”的過程，普通話語言本體的詞匯語音語法結構已與古代漢語相去甚遠，因此限制了其表達?承載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事實上各種傳統口傳文化門類均以某種/些自然方言或民族語言，而不是以普通話為載體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011年)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界定的第一門類“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應指具有記載和傳承傳統口頭文學的各種自然民族語言或方言。

三?民族語言認同

我國絕大多數人口的母語是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群體的母語認同是社會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是語言所處的不同狀態會對語言群體的認同態度產生不同的影響。就語言群體認同態度的影響因素而言，我國民族語言大致有強勢語言和弱勢語言?主體民族語言和非主體民族語言?復雜語言環境語言和簡單語言環境語言的區別，其對語言認同的相關性一般表現為，弱勢語言?非主體民族語言?復雜語言環境語言群體的認同意識要強于強勢語言?主體民族語言?簡單語言環境的語言群體。

(一)強勢語言和弱勢語言的認同

一般來說，語言的認同功能會隨語言使用功能的衰減而有所加強，因此強勢語言內部的認同并不明顯。然而，語言強勢與弱勢都是相對而言的，如我國內蒙古的蒙古語?新疆的維吾爾語和西藏的藏語等都是地方性強勢語言，但是相對國家通用語言又處于弱勢，因此這種地方性強勢語言的認同往往表現在較高的語域認同。比如內蒙古?新疆?西藏頒布的屬于自治區地方性法規的語言使用條例，都對自治民族語言的法律地位和使用權利做出很高的規定，即自治民族語言和國家通用語言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規定二者并用時，優先使用自治民族語言。

強勢語言認同還通常會內外有別，外部語言層面認同和內部方言層面認同可能有所不同。例如藏語口語的方言差異很大，一般不能相互通話，書面語也不是完全相同。所以，在確定藏語標準語時，在語言外部層面可以拉薩話為代表藏語，而在語言內部的諸藏語方言之間仍保留各自的獨立性。類似的情況還有彝語，四川規范彝文可以在語言層面對外代表彝族的文字，但是在方言層面卻不能涵蓋各彝語方言地區的共同書面語。

弱勢語言由于其使用功能的衰微而凸顯其認同功能。我國大多數民族語言都是絕對的弱勢語言，有些甚至是瀕危語言，所以這些語言的認同更多的是對其民族文化功能的認同而非交際工具功能的認同。保護和搶救瀕危語言是一個全球性的熱門話題，這項工程的意義很大程度上不是試圖恢復這些語言的社會交際功能，而是對其語言群體母語認同意識的尊重。

(二)主體民族語言和非主體民族語言的認同

我國各民族一般都有代表其民族的主體語言，同時一些民族內部的不同支系還使用各種與主體民族語言不同的語言，這些非民族主體語言的使用者的母語認同態度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下面以3種不同類型的語言為例說明。

1.既認同母語，又認同民族主體語言

蒙古族約2900余人的圖佤支系居住在新疆喀納斯湖附近多民族雜居區，特別是和哈薩克族接觸密切，因此圖佤人都能熟練地使用同屬突厥語族的哈薩克語，也即圖佤蒙古族對當地通用的哈薩克語持適應性的工具認同。另一方面，圖佤人的家庭和學生卻首選蒙古族和蒙古語的學校，學習主體民族語言蒙古語，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文化的認同。(侯豫新2010)[2]

2.群體內部語言認同有分歧

四川涼山州約10，000藏族爾蘇人使用同一種爾蘇語(也有方言差異)，卻存在兩種族群和語言文字的認同表現。其中部分爾蘇人認同劃入藏族，另一部分人認為爾蘇人與藏族的差異較大，要求被識別為一個單一民族。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來看，這兩種認同表現除了用爾蘇語與藏語的特征之外，還用爾蘇人的沙巴圖畫文字和經書藏文來強調和支持各自的觀點。語言文字作為一個族群的重要文化內容，在爾蘇人當中直接影響了族群認同的抉擇。(巫達2005)[3]

3.各支系互相不認同母語，也不認同主體民族語言

青海同仁縣土族使用五屯話和保安語兩種語言，但因其社會文化功能的局限性，加之同族異語?族源多元，使用不同語言的土族群體之間相互認同度不高，民族認同意識趨于弱化。與之相應，由于藏語和藏文化在當地處于優勢，學校教育?寺院?社會交際都離不開藏語，當地土族認同藏語和藏文化的傾向有強化的趨勢。(王遠新2009)[4]

也有一些操多種語言的民族沒有形成主體民族語言，這些民族的母語認同往往表現為不同的情況，一般來說，其對族內其他支系語言認同態度體現為支系間語言的兼用與否。相互認同語言的實例有景頗族和裕固族，與其有較長的民族融合歷史有關。景頗族主要使用景頗語和載瓦語，兩種語言分屬景頗語支和緬語支，差別甚大不能互通，分別使用兩種文字，但是兩個支系之間語言兼用歷來非常普遍。(戴慶廈2011)[5]裕固族使用蒙古語族的東部裕固語和突厥語族的西部裕固語，裕固族集中居住在甘肅肅南縣，也普遍尊重和兼通對方支系的語言，同時還都十分認同學習使用當地比較強勢的漢語文和藏語文。(王遠新1999)[6]民族內部相互認同語言程度不高的民族個案有怒族和瑤族。怒族分別使用語支系屬不同的怒蘇語?柔若語?阿儂語，三個支系的怒族基本不通其他支系的語言，反而都有相當多的人口兼通和認同當地通用的傈僳語或漢語。(孫宏開1994)[7]瑤族分別使用瑤語?布努語?拉珈語等，瑤族的語言由于比較弱勢，因此兼通壯語?漢語等他族強勢語言的雙語或多語人口比例甚高，但是唯獨幾乎不通族內其他支系的語言。(毛宗武等1994)[8]除了瑤族使用的各種語言比較缺少社會功能外，也與不同支系瑤族既無共同聚居地區，又無確切民族融合過程有關。

(三)復雜語言環境語言和簡單語言環境語言的認同

處于多民族語言環境下的語言，由于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基本分布格局，大多數民族語言都處于多語環境中。這類語言雖然使用的范圍和層次十分有限，但是仍保持相對強烈的母語認同感。他們的母語許多不是所屬民族的主體語言，所以他們對于所接觸和使用的多種語言———母語?民族主體語言?區域性通用語言?國家通用語言，往往持不同的態度，即傾向于對母語或民族主體語言有文化或民族的認同感，對國家或區域性通用語言持實用性或適應性的工具認同感。

處于相對單一漢語環境下的民族語言，主要包括滿語?赫哲語?鄂倫春語?土家語?仡佬語?畬語等。這些語言群體在歷史上已經大范圍地轉用漢語，其周圍主要是漢語，沒有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相比照，缺少區別群體自我與他人語言認定的互動，所以母語的認同感相對比較淡漠，兼通當地漢語的水平超過自己的母語，甚至已經放棄母語。例如滿語?錫伯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赫哲語同屬滿通古斯語族，但是由于它們的語言環境不同，即滿語?赫哲語?鄂倫春語主要處于漢語的環境中，錫伯語?鄂溫克語處于多民族語言環境中，語言的瀕危程度也大不一樣，就可能與其母語認同程度的差異有關。我國瀕危程度最高的少數民族語言都集中于這類語言，從一個側面說明語言環境和語言認同對語言活力保持的相關作用。

(四)母語轉用民族的語言認同

按說整體上已經放棄母語而轉用其他語言的民族很難談及母語的認同問題，但是由于語言對于民族?宗教?政治的標記性和敏感性，有些語言轉用民族的母語觀，特別是其知識分子?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的母語態度和語言行為都有一定的特殊表現。

1.回族通用漢語，但在其使用的漢語中仍夾雜著很多阿拉伯語?波斯語借詞，這種以外族語借詞為特色的回族漢語變體，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回族通過語言對民族的認同。(宋啟元等2009)[9]回族散居全國各地，因地而異地操用不同的漢語方言或民族語言，但不管什么地區或方言的回族都能通用一套相當一致的宗教民俗用語，用以彼此溝通和認同的標記。(尹世瑋2011)[10]

2.學界一般認為，99%以上的畬族已經轉用漢語客家話，僅廣東增城?博羅等縣1000余畬族使用屬苗瑤語族的畬語。但是近年來有學者和一些畬族的干部?知識分子對此提出異議，認為絕大多數畬族講的近似于客家話的畬話是一種既不同于漢語?也不同于苗瑤語的東南古老語言，甚至否認廣東增城?博羅畬語之于畬族的母語地位。(傅根清2003)[11]這一問題雖屬學術爭論，但也不能排除母語認同因素的影響。

3.云南玉溪市通海縣興蒙鄉蒙古族所使用的卡卓語是一種歷史上轉用的彝語支語言。卡卓人十分認同民族主體的蒙古語文，1980年代曾從內蒙古邀請蒙古族教師到當地教授蒙古語文，這一恢復母語計劃后由于卡卓語和蒙古語差別太大，以及缺乏實際使用功能而停止，但現在卡卓人在重大節日慶典中仍使用蒙古文書寫標語。(單江秀2008)[12]

綜上所述，語言認同不但和語言結構與系屬無關，和語言的交際功能乃至說話人的民族歸屬也沒有直接的關系。如族群認同的建構論所言，語言認同感往往是來自群體自我與他人認定之間互動的結果，而不是對語言或語言群體本身的認定。當語言群體認同和語言的交際功能或可溝通程度發生沖突的時候，民族語言群體身份認同會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四?國家語言認同和民族語言認同的關系

凡多民族多語言國家都存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民族語言認同和國家語言認同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概莫能外。通常西方國家都明確提倡各民族的國家認同，甚至采取民族同化政策。而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則借尊重民族(語言)平等之名，行民族(語言)同化之實，與西方國家沒有本質區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國家———民族認同?國家語言———民族語言認同問題的存在和解決具有世界的普遍性。(道布2005)[13]

民族語言認同應以國家語言認同為前提，這是不容置疑的；國家語言認同應以充分尊重民族語言認同為前提，這也是不容置疑的。現在有一種認識上的誤區，認為過分強調民族語言會影響國家語言的認同，因此應該淡化民族語言意識，從而突出國家語言意識。這樣做的效果實際上是適得其反的。因為如上所述，國家通用語言是我國語言生活中最重要的社會交際工具和知識傳播工具，所以少數民族一向對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是持肯定和認同態度的。另一方面，民族語言相對國家通用語言處于弱勢，弱勢語言群體會凸顯其語言文化認同意識，與國家通用語言的工具功能互相補充又互相不可替代，因此尊重民族語言認同不可或缺，也是實現國家語言認同的有效途徑。區分語言的交際功能與認同功能也說明，尊重民族語言認同和權利，是不能以語言交際功能和語言經濟價值的標準來衡量的，而是應該施以一定的政策法規予以保障，甚至要付出巨大的行政和經濟代價。

1.趙元任《年譜》(趙新那,黃培云1998)[14]

1956年(時年六十四歲于美國加州大學):“5月2日,擬灌制朗誦《長恨歌》與《琵琶行》錄音帶,幾次試誦,總以情不自禁,泣不成聲,不能卒讀而告終?最后只得改錄其他一些短詩?”日記載:“下午灌唐詩,練長恨歌琵琶行,老哭,只好灌了幾個短的?”

2.席慕容(臺灣蒙古族詩人)《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雖然已經不能用不能用母語來訴說

請接納我的悲傷我的歡樂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參考文獻]

[1]周振鶴.從方言認同?民族語言認同到共通語認同[N].文匯報,2008-05-05.

[2]侯豫新.從“雙語教育”看文化接觸與文化認同[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3).

[3]巫達.爾蘇語言文字與爾蘇人的族群認同[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5,(6).

[4]王遠新.青海同仁土族的語言認同和民族認同[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5).

[5]戴慶廈.云南德宏州景頗族語言使用現狀及其演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6]王遠新.論裕固族的語言態度[J].語言與翻譯,1999,(2).

[7]孫宏開.怒族語[A].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8]毛宗武,蒙朝吉,鄭宗澤.瑤語?布努語?拉珈語[A].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9]宋啟元等.從回族語言看其民族認同[J].隴東學院學報,2009,(4).

[10]尹世瑋.回族用語調查比較[D].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11]傅根清.從景寧畬話的語音特點論其與客家話的關系[J].山東大學學報,2003,(5).

[12]單江秀.論語言文化的生態平衡系統[J].宜賓學院學報,2008,(8).

[13]道布.語言活力?語言態度和語文政策[J].學術探索,2005,(6).

[14]趙新那,黃培云.趙元任年譜[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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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群比例》，作者：神樣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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