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團在江蘇南通、福建泉州兩地，啟動外賣騎手養老保險補貼試點。試點區域內所有騎手均可參與，只要收入滿足參保門檻，平臺便提供50%的現金補貼。美團“逐步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的承諾正式兌現落地，預計全國推廣后能覆蓋百萬規模騎手。

此前，京東也高調宣布給外賣騎手交社保，并承擔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所有成本，其中個人繳納部分也由京東承擔，截至目前是給1萬名全職騎手上了社保。

外賣騎手交社保，對勞動者權益保障當然是好事，不過，正如我之前撰文指出的，騎手對于社保其實有著差異化的需求。

比如，結合國內學者的調查研究，我們大概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畫像：

1.超過七成的騎手是農村戶籍，有著“大城市跑單掙錢，回家鄉養老”的強烈意愿；

2.有一半的騎手從業年限不到一年，更多騎手將送單作為過渡性質工作；

3.有29%的外賣騎手，對于未來的職業選擇都是“回家置業”；

4.有72.3%的外賣騎手，對于社保是“只愿意繳納500元以下金額”；

5.若強制個人繳納社保，23.5%的騎手明確表示“不愿參保”。

當前，國內的外賣騎手群體規模已超過1000萬。面對這樣一個職業流動性大、過渡型特征強的群體，要為他們“量體裁衣”設置妥帖的社會保障方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從外賣平臺的實際動作來看，也明顯分為兩條路線：

一種是京東提出的“全職騎手+五險一金”模式。

這種方案的優勢是保障力度強，且個人社保繳費由企業承擔，似乎破解了部分騎手不愿交社保的痛點；弊端是只能覆蓋少數群體，不可大規模復制，除1萬全職騎手外，剩余129萬達達騎手尚且被排除在外。并且，全職騎手也需要考核工時、跑單量，和靈活性職業特征相悖。

另一種是美團試點的“自愿選擇+靈活補貼”模式。

這種方案目前是補貼騎手繳納養老保險的一半成本，覆蓋深度不如傳統的“五險一金”，但優勢是降低門檻后能讓更多人參與，全國推廣后預計可覆蓋百萬騎手。同時，它沒有設置任何與工作相關的考核，只要騎手自愿參保繳費就能拿到現金補貼，即便是中途退出也無需返還補貼。

兩種方案的背后，其實是改革思路的分野：一種是“設置高門檻，深度保障極少數人”，另一種是“盡可能降低門檻，將基本保障覆蓋更廣大群體”。

如果站在普通人的立場來看，這兩種方案各有利弊，也都是在真金白銀投入提升勞動者保障。但外賣騎手的社保，不止是一兩家企業的“家事”，它是一項牽扯千萬勞動者的“公事”。

而且，我無意對兩家企業進行評價，相比之下我更關注兩種方案背后的設計思路和落地效果。畢竟，企業畢竟不是做慈善的，為騎手繳納社保的初心雖好，但在實際執行落地時更應考慮現實情況，在多方利益博弈中找到平衡。

1

給全職外賣騎手社保“全額買單”，看似很豪氣，但稍微算一下賬，就會發現其中的玄機。

京東的社保福利，只覆蓋全職騎手，目前已簽約全職騎手數量為1萬人。

當前，五險一金的企業總費率約為30.5%（養老16%、醫療8%、失業0.5%、工傷0.2%、生育0.8%、公積金5%），個人總費率約為15.5%（養老保險8%、醫療保險2%、失業保險0.5%、住房公積金5%）。

也就是說，按照4500元/月的收入來測算，要“包辦”五險一金的總成本大約在2.48萬元/年/人。當前京東有1萬個全職騎手，大約每年需付出2.5億社保成本，即便翻一倍，2萬騎手也就5億成本，如果無底薪，企業花在騎手上的成本將更低。

不過，京東目前有130萬達達騎手，如果這130萬人的社保也由企業“全額買單”，一年的社保開支將高達300多億元，這筆巨額開支，企業無論如何是難以負擔的。

如果社保“全額買單”只能覆蓋一小部分人，就很難說是普惠。

對于京東而言，它更多的作用是樹立有責任感的企業形象而已，將公共政策變為一場營銷，為自己打了一次超值的廣告。

我剛只是算了京東一家的小賬，京東之外，美團、餓了么注冊騎手總數突破1000萬人，中國靈活就業人口數量超過2億人，如此龐大的人群，如果都采用這種“包辦五險一金“的模式，恐怕操作起來更不現實。

如果平臺企業都卷起來，加入社保福利的競賽，不僅企業不堪重負，整個勞動力用工市場秩序也將大亂，最終的成本將由消費者的承擔，我們要付出的外賣配送費、快遞費等，將會蹭蹭上漲。

2

包括外賣騎手等靈活用工群體的社保問題，當然要解決，但解決的模式，不是少數人社保的特殊化，不是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操作，而是要實現社保的普惠化和可持續性。

其實，傳統社保模式，未必適合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者。

一方面，要考慮到城鄉差異的現實。大部分騎手都是從欠發達地區，流動到發達城市打工，他們是新時代的進城務工人員，有典型的“候鳥式”工作特征。如果簡單將城鎮職工的“五險一金”來加到他們身上，要投入15年甚至是20年的周期，勞動者也未必愿意被綁定。

一方面，靈活就業的用工特征也與“工廠制”的管理模式不相符。外賣騎手在送單波峰時忙，送單波谷時閑，跑單時長和收入均靠自主調節。如果機械將外賣騎手從“零工”轉為“全職”，對跑單時長和訂單量進行KPI考核，這在用工管理、工資調節上，都存在較大的沖突，既給靈活就業者帶來不必要負擔，也讓“靈活就業”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這在政策界也有共識。比如之前人社部就有官員表態，目前一部分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從業人員，由于勞動關系不明確、工作方式靈活、收入不穩定等原因，難以直接參加傳統的以單位為依托的社會保險制度，“漏網”“脫網”“斷網”問題比較突出，參不起、不愿參、不便捷并存，成為權益保障的重點，需要積極研究完善降低門檻，給予參保補貼等相關政策措施，盡可能地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險覆蓋范圍。

國際上也有可借鑒的經驗。比如美國加州、西班牙、新加坡曾推行法案，將外賣騎手、Uber司機等變為全職勞動者。然而，這些將靈活用工變為全職勞動者的嘗試均以失敗告終——就業者收入減少、企業崗位減少、企業被迫退出市場，勞動者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護。

過高的社保成本，吃掉了這些就業者的工資收入，不僅影響他們的參保積極性，還讓平臺企業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

另外我們當看到，靈活就業不存在失業問題，外賣騎手多為男性，少數女性也多為已婚育女性，所以，五險一金里，主要就是養老、工傷、醫保關聯度與騎手較高。

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者的社保，最可行性的路徑是“保必須”，把養老、工傷等列為解決的優先級，以更低的參保成本，實現這個群體的社保的全面覆蓋。

3

相關改革的探索，其實一直在進行。

2022年起，國家就在七省市啟動新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包括美團、餓了么、曹操出行、貨拉拉等多個平臺參與，實行“按單保障”的創新模式，即按照每單0.04元~0.2元的標準，由平臺為勞動者實時繳納保費。

這其實相當于傳統的工傷保險，也更適應靈活就業群體的工作特征。到今年，這個試點也將擴大到十七個省市。

在醫療方面，當前國內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已經到了95%。并且大多數外賣騎手在家鄉參與過新農合等保障，伴隨新農合跨省使用逐漸打通，這部分的需求也基本能被滿足。

相比較下來，靈活就業群體養老保險的改革，勢在必行。

在五險一金之外，當前政策也鼓勵靈活就業者自愿參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但繳納比例要20%，勞動者每個月要投入八九百元，積極性未必高。并且這20%里面，8%是個人部分，12%是統籌部分，后者在城鄉轉移銜接上都存在較大困難。

不過，美團已經在試點的“參保補貼”方案，也打破了原本的制度慣性：

一是個人繳納部分由由企業來直接補貼50%，將個人繳費比例降低到了10%。騎手只要6個月中有3個月收入達到靈活就業參保的下限，自愿參保繳費后便能直接拿到現金補貼。

二是可以自愿選擇拿不拿補貼，以及在工作地還是戶籍地繳納。騎手如果想回到老家交養老保險，那么平臺照樣給50%補貼。

三是不和任何工作時長、身份掛鉤。不管是跑哪家的眾包騎手，只要收入達標，在參保繳費后都可以在美團領補貼。而且沒有單量、時長的考核，哪怕是中途退保，也不用返還補貼。

雖然這個方案未必是終極的解決方案，但它在制度設計上體現出一種彈性：針對外賣騎手的社會保障，也應適合靈活就業的特征。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就表示，靈活就業群體應該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不是每一個人都那么渴望社保，特別是一些收入不高的群體”。

所以，如果延續目前改革的脈絡，尊重從業者的訴求，通過更為接地氣的制度設計，解決靈活就業者的職業傷害和養老保障的痛點，那才是切實可行的方案。

4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差別原則”，強調制度應使社會中“最不利者”獲益最大。

對應到現實社會保障設計中，這意味著我們不應只打造高標準、覆蓋少數的精英式福利制度，而應優先考慮如何讓更多處于邊緣、缺乏議價能力的新就業群體獲得基礎保障。

也就是說，與其追求完美保障，不如構建一個讓更多人“基本有保障”的現實系統。

1萬全職騎手的“五險一金”，和百萬騎手的養老保險補貼，都只是開始。面對千萬規模的外賣騎手，我們的社會保障改革思路也應該站在更大的格局來設計，這需要企業以極為嚴肅負責的態度，以長期的眼光，做好縝密的規劃。

客觀來看，過往的社保方案已經無法適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實際情況和需求，國內多個地方、用工平臺也在試點不同形式的靈活就業群體保險方案，“參保補貼”方案逐漸形成多方共識。

我們不能用“老辦法”，來解決靈活就業的“新問題”。

千萬外賣騎手的社保，需要更為靈活、低成本和人性化的方案，讓這個群體真正實現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也只有這樣的方案，才能為背后2億靈活就業群體的社保，建立新范式，贏得最廣泛的認同。

魚眼觀察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