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小英子一家都會去逛廠甸廟會，到廠甸的第一件事，就是走進名號為“鑄新”的照相館拍照片。長大后，小英子成了大作家林海音。她在小說《殉》中，還安排主人公淑蕓到鑄新拍了一張肖像照。

10歲的林海音（左二）與弟弟妹妹們在鑄新拍攝的合影。

廠甸廟會，攤位后面是鑄新照相館，拍攝于1924年至1927年。

鑄新照相館創立于何時，已經難以考證。不過，它的創始人郭葆昌倒是頗為傳奇。郭葆昌（1867-1942）原籍河北定興縣，是名滿京城的古瓷學家、鑒賞家、收藏家，一度擔任袁世凱的“陶務總監督”。他早年在古玩店做學徒，出師后獨當一面，攢下了名氣和資本，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一件事是，贖回了溥儀抵押在日本銀行的《中秋帖》和《伯遠帖》，使這兩件文物沒有流入日本。令諸多友人不解的是，與眾多古董商都有來往的郭葆昌，沒有選擇開設古玩店，而是在海王村公園門前左邊開了一家照相館，這就是鑄新。

古董攤背后，可以看到鑄新的門面。

在林海音記憶中，鑄新是“一家不錯的照相館”，有著“小巧的門面，整潔的照相室，和氣的照相師，高級的照相機”。這家照相館似乎沒有大紅大紫過，但因它與書畫界、古董界的獨特往來，在眾多文人的筆墨間留下了不少逸聞趣事。

與側重于拍人像寫真的照相館不同，鑄新以拍攝古玩靜物照片而出名。它的櫥窗里陳列著文玩字畫，以及瓷、銅、陶器、碑帖等的照片，向來往行人展示著本店特色。《北京畫報》曾介紹說：“該館精于拍攝金石書畫，以備收藏家及各報館之需，故常與各報館及名書畫家有往來。”當年，鑄新有20多張文物照片刊發在《北京畫報》上。把此類照片提供給媒體，或出售給古玩愛好者，成為鑄新的一項穩定收入。

拍攝人像當然也是鑄新的主營業務之一。除了老顧客林海音，文物專家王世襄、北大教授徐泓等，都曾在文章中提及親友到鑄新拍照的經歷。林海音對鑄新攝影師的回憶尤為生動：“我們和媽媽被擺好姿勢坐在照相機前面。于是照相師站在照相機旁，把那塊紅黑夾層的方形布蒙在他的頭上，頭伸在蒙布外面，舉著帶開關的繩索，鄭重地命令下來：‘好了，不要動，頭抬高一點兒，低一點兒看這兒！’咔嚓一聲，我們全進了相片啦！好緊張！”

不過，總體來說，“該館門市普通照人像生意，不甚發達”，單靠人物攝影，還不足以讓鑄新盈利。在照相之外，鑄新還出售畫冊書籍。琉璃廠一帶是書坊薈萃之地，鑄新受此影響，并結合自身專長，編印發售名畫圖冊、書法碑帖、瓷器輯錄等。文物研究及鑒定專家朱家濟就留下了少年時期從鑄新購買《啟法寺》《廟堂碑》與《孟法師碑》影印本的記錄。

鑄新出具給顧客的賬單上，可見其公章。

鑄新照相館影印的《孟法師碑》內頁，紅色字體為朱家濟先生題跋。

據1931年3月4日天津《益世報》報道，鑄新照相館已經易主，主事人變成“純粹商人”。大約正因如此，鑄新從此熱衷于蹭名人的熱度，營業方式更加商業化。就在1931年，它曾把收藏家傅增湘、畫家齊白石、陳半丁、邵逸軒的照片放大，懸掛在櫥窗里，引人注目。其中動靜鬧得最大的，當數齊白石的裘扇照。

1930年年末，鑄新攝影師為齊白石拍攝了一張裘扇照——身著狐裘，頭戴黑帽，手拿折扇，扇子上寫銘文曰：“搖扇可以消炎，著裘可以御涼。二者日日須防，任人竊笑顛狂。”這張照片與平日里齊白石的風格大異其趣，所以“逛廠甸者，莫不立于翁之像下，朗誦裘扇銘一遍。是亦鑄新照像館新創之宣傳廣告也”。不僅如此，當時多家報紙報道了此事，并刊發了齊白石平生最“拉風”的照片，一時之間，鑄新名聲大振。

鑄新拍攝的齊白石裘扇照，堪稱民國時期的成功廣告案例。

廠甸小吃攤背后的鑄新外墻上，掛著齊白石最“拉風”的照片。

墻上懸掛著多人肖像，左上大胡子人像疑似張大千。

1931年春，京津兩地媒體刊文稱，鑄新“相傳即清時革命黨謀炸五大臣秘密機關之遺址”，為照相館增加了不少傳奇色彩。不過，沒過多久，商務印書館北平分館的職員伊見思就在《北京畫報》發文“辟謠”：1905年吳樾謀炸五大臣時，鑄新所在之處尚是廠甸空地，而1910年汪精衛謀炸攝政王載灃，秘密機關設于琉璃廠火神廟夾道守真照相館。

1936年第10卷第6期《北晨畫刊》還有一篇文章提到，慈禧太后扮觀音菩薩的照片乃鑄新攝影師進宮所拍。這種說法也是混淆視聽，慈禧確有扮觀音的照片，但并非鑄新拍攝，而是裕勛齡拍的。

以上兩條假消息，都發生在鑄新易主以后，不知是時人捕風捉影，還是鑄新有意炒作。無論如何，1937年北平淪陷后，鑄新在報刊中、在古玩書畫界人士的記錄中，被提及的次數已經越來越少。新中國成立后，經歷公私合營的鑄新，最終匯入了人民攝影事業的大勢中。

圖|張永炳

文|張永炳

編輯|楊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