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友德，華中科技大學知識產權與競爭法中心教授

肖昱堃，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助理教授

以該論文為基礎的同名文章擬于《競爭政策研究》2026年第1期刊發

七、《反不正當競爭法》三修第七問：商業秘密民事訴訟如何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據《2023年商業秘密訴訟報告》（2023 Trade Secret Litigation Report，LexisNexis公司旗下的Lex Machina公司發表）顯示，美國2022年商業秘密訴訟數量已超過千件，且幾乎遍布各產業領域。其中，涉及美國《保護商業秘密法》（Defend Trade Secret Act）的案件占比創歷年新高，達到80%。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業秘密案件原告勝訴率異常低下。近五年的統計分析顯示，商業秘密案件的一審判決中原告勝訴率僅為15%，若不服一審結果上訴至二審，敗訴率則升至38%。訴訟所耗費的人力、時間、資金成本也不容忽視，維權性價比太低，以致很多商業秘密持有人并不熱衷于維權。

我國的現狀與前述調查分析的結果類似。2016年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的侵害商業秘密糾紛案件統計報告顯示，原告勝訴率僅為15%，這與美國相關主題的調查報告數據呈現出驚人的一致。這種看似偶然的巧合背后，實際上反映出商業秘密訴訟案件中勝訴率低、敗訴率高的不爭事實。

一《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2條的緣起與爭議

商業秘密以“不公開換保護”，其保護方式不同于專利制度的“公開換保護”設計，其信息類型與保護邊界具有高度的秘密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在訴訟中原告常面臨取證難、舉證難等問題，導致維權成本和難度遠高于專利案件。筆者檢索2011年至2020年中國商業秘密案件判決結果發現（見下圖），勝訴率幾乎始終低于敗訴率。除2013年勝訴數量超過敗訴數量外，2011年至2020年間整體上此類案件勝訴率不足50%。敗訴的主要原因在于，商業秘密訴訟過程中，侵權行為往往只有侵害人自己知曉，而相關證據通常掌握在侵害人或第三人手中，存在明顯的證據偏在現象。如果嚴格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要求商業秘密持有人對受侵害或受侵害之虞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將使其難以獲得應有的救濟。有鑒于此，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2條規定了在一定條件下將舉證責任分配至侵害人，以合理應對證據偏在和舉證難的挑戰，確保訴訟雙方的證明責任能夠依法依理公正分配，從而更好地保護商業秘密持有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化解商業秘密民事訴訟中的證據偏在和舉證難的難題，依法合理配置訴訟雙方的舉證責任，有必要平衡訴訟中所涉及的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考量待證事項的證明度、現實中的舉證可能性及其難易度等因素，并依據訴訟誠信原則，適當配置當事人之間的舉證責任。

被訴侵權行為人不能僅對被害人主張的受侵害或受侵害之虞的事實簡單否認，而必須就自身不存在被訴侵權事實及相關證據做出具體答辯。一方面，這降低了被害人舉證的證明難度；另一方面，賦予被控侵權人具體答辯的義務，通過侵害行為的舉證便利，規范其訴訟協力方式，有助于實現迅速審理與公正裁判的目標。

侵害商業秘密的行為往往涉及高技術或新興產業的商業競爭。若被害人無法證明其受侵害或存在受侵害之虞達到高度蓋然性或高度可能性之標準，即便要求被控侵權人對否認理由做出具體答辯，仍可能顯得過于苛刻。此外，這種做法可能對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因此，對于被害人主張的舉證責任，應適當提高其證明程度，以實現利益的平衡。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7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90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該解釋第108條規定，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然而，2019年《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2條在未明確規定當事人對其請求保護的商業秘密的存在承擔舉證責任的情況下，規定了“商業秘密權利人提供初步證據，證明其已經對所主張的商業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權人應當證明權利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不屬于本法規定的商業秘密”。該條款在業界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

侵害商業秘密的證明涉及兩個基本事實環節，即訴訟所主張的商業秘密是否存在以及侵權行為是否發生。第32條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別是針對商業秘密存在及侵權行為發生的證明，即第一款旨在解決商業秘密存在的證明問題，第二款旨在解決侵權行為發生的證明問題。這說明第32條旨在全面解決侵犯商業秘密的舉證責任，而不是針對特殊情形的舉證責任處置。關于此條規定是否合理，業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由于該條的規定，說明2019年《反不正當競爭法》不要求商業秘密持有人對其商業秘密的存在負舉證責任，符合商業秘密保護的內在規律。另一種觀點認為，第32條是一般性地減輕持有人對其商業秘密是否存在以及侵權行為是否成立的舉證責任，屬于全方位地引入減輕持有人舉證責任而加重被訴侵權人侵權風險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由此該觀點認為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一種過度親權利的制度選擇，有悖私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

2019年對《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的修正，早于2020年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以下簡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修正過程中兩國經貿談判正在進行，分析兩者相關條款可見，第32條關于舉證責任的規定顯然與該政府間協議第1.5條并非完全契合。《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第1.5條對“民事程序中的舉證責任轉移”有如下明確規定：

“一、雙方應規定，在侵犯商業秘密的民事司法程序中，如商業秘密權利人已提供包括間接證據在內的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 including circumstantial evidence），合理指向被告方侵犯商業秘密，則舉證責任或提供證據的責任（在各自法律體系下使用適當的用詞）轉移至被告方。

二、中國應規定：（一）當商業秘密權利人提供以下證據，未侵犯商業秘密的舉證責任或提供證據的責任（在各自法律體系下使用適當的用詞）轉移至被告方：1. 被告方曾有渠道或機會獲取商業秘密的證據，且被告方使用的信息在實質上與該商業秘密相同；2.商業秘密已被或存在遭被告方披露或使用的風險的證據；或3.商業秘密遭到被告方侵犯的其他證據；以及（二）在權利人提供初步證據（preliminary evidence），證明其已對其主張的商業秘密采取保密措施的情形下，舉證責任或提供證據的責任（在各自法律體系下使用適當的用詞）轉移至被告方，以證明權利人確認的商業秘密為通常處理所涉信息范圍內的人所普遍知道或容易獲得，因而不是商業秘密。”

由此可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次修法時，可能在與《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第1.5條契合過程中，忽視了該條的核心內容是“民事程序中的舉證責任轉移”，在《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秘密的存在之舉證責任未做規定的情況下，2019年貿然規定了第32條，由此引發歧義和巨大爭議。

鑒于此，有必要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2條進行改造，針對商業秘密保護難、舉證難的特點，既相對減輕持有人的舉證責任，又要防止商業秘密持有人濫用權利，確保經營者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這一改造既要涉及商業秘密存在的舉證設計，也要涉及各類商業秘密侵權行為的舉證責任設計。

（二）商業秘密的法律特征與舉證責任的合理配置

商業秘密作為一種特殊的無形財產，其法律屬性兼具復雜性與獨特性。我國《民法典》第123條確實將商業秘密納入知識產權的客體范圍，但這更多是從法律體系的外觀上進行的分類。從本質上看，商業秘密與專利權、版權等傳統知識產權存在顯著差異，其依賴于特定主體之間的法律或合同義務來實現保護，其實質上更接近一種對人權，而非具有排他性的對世權。

在商業秘密專門立法上，歐盟《商業秘密保護指令》序言（16）明確指出：“為了創新和促進競爭，本指令的條款不應為專有技術或作為商業秘密保護的信息創造任何專有權。”《商業秘密保護指令》對商業秘密的保護被視為是監管性規制而非排他性的財產權保護。歐盟早先頒行的《知識產權執法指令》不適用于《商業秘密保護指令》，這也在性質上說明商業秘密與傳統知識產權有別，不能套用傳統知識產權的執法規定。盡管美國著名知識產權法教授Lemely先生曾為商業秘密大唱知識產權贊歌，但美國《保護商業秘密法》第2(g) 條款規定，商業秘密法“不得被解釋為涉及知識產權的法律”。

英國學者Bently從商業秘密與傳統財產權的核心差異入手，明確了商業秘密的法律定性。傳統財產權的核心在于對“物”的排他性控制，而商業秘密的保護則依賴于信息的保密性，而非對實體的占有。信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其使用不會導致耗盡或減少，多個主體可以同時使用相同信息而不產生物理損耗。一旦信息泄露，商業秘密持有人無法通過傳統財產權機制恢復對信息的控制，這與傳統財產的“排他控制”原則完全相悖。商業秘密與傳統財產權的這種本質差異說明，商業秘密的保護更接近于行為約束機制，其法律基礎主要依賴合同法和侵權法，而非傳統財產法。

基于上述本質差異，商業秘密的保護機制呈現出獨特的法律特征，學界對商業秘密保護機制提出了多種理論構建。有研究將其定性為“準財產權”，認為其法律保護介于合同法與侵權法之間，核心在于規制非法獲取、披露和使用行為，而非賦予商業秘密持有人對信息的絕對控制權。另有研究提出“合同+侵權行為=財產權”的理論框架，強調商業秘密通過合同義務和侵權責任的結合實現保護，而非依賴傳統財產權的獨占權模式。有學者從混合性質角度分析，認為商業秘密既不同于專利的公開性，也不依賴版權的創作性標準，而是通過保密性和商業價值的結合實現保護。關系性義務理論則將商業秘密視為基于特定法律關系的義務，更多依賴于合同和信任基礎。此外，從公平原則出發，有觀點認為商業秘密的保護應以促進市場競爭和公平為核心，通過規制非法獲取和使用行為來維護市場秩序，但需要在商業秘密持有人利益與市場競爭之間找到平衡點，避免過度保護抑制信息流通和技術擴散。

綜上，商業秘密的法律定性具有以下幾個關鍵特征：第一，商業秘密的保護依賴于信息的保密性，而非實體的占有或控制；第二，信息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其難以適應傳統財產法的框架；第三，商業秘密的保護機制主要基于合同法和侵權法，強調行為約束而非權利確權；第四，商業秘密的保護具有動態性和不可逆性，一旦信息泄露，其保護即失效。正是由于商業秘密具有這些區別于傳統財產權的特殊屬性，其在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必須進行相應的特殊安排，以適應其獨特的法律定性和保護機制。

基于商業秘密的上述法律特征，其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分配應體現公平性和合理性。商業秘密的保護機制基于保密性和商業價值，其保護客體與邊界處于“黑箱”狀態。商業秘密持有人無需支付社會對價（如專利制度中的技術公開），僅通過保密措施即可獲得法律保護，這與以“公開換保護”為對價的傳統知識產權制度存在根本沖突。通過以上對國際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的比較可以看出，商業秘密持有人首先應證明其商業秘密符合秘密性、商業價值和合理保密措施三要素。然而，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2條，如果原告未能全面證明三要素，僅憑證明保密性并合理說明被告存在侵權或侵權之虞，就貿然將不侵權的舉證責任轉移至被告，這種做法可能引發一系列問題。首先，這種責任分配方式違背了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容易造成舉證責任的不當配置；其次，它可能破壞競爭者或經營者之間的利益平衡，擴大商業秘密持有人在訴訟中的優勢地位；最后，這種傾向甚至可能為商業秘密持有人提供濫用訴訟權利的空間，從而擾亂市場競爭秩序。因此，在舉證責任的配置上，應更加審慎，嚴格要求商業秘密持有人完成三要素的證明，不能因證據偏在問題而降低其舉證要求，以避免對競爭環境和司法公正造成不利影響。

總之，商業秘密保護的核心在于規制不正當競爭行為，而非賦予商業秘密持有人的排他性權利。只有通過合理的法律制度設計，明確保護邊界，優化舉證責任分配，才可能更好地實現商業秘密保護與市場秩序、創新生態的協調發展。這不僅有助于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促進商業秘密在現代經濟中的健康持續發展。

（三）舉證責任分配的國際規則比較1.國際舉證責任規則

（1）《TRIPS協議》第43條

“(1) 如果一方當事人已經提供足夠支持其權利主張的合理取得的證據，同時指出了由另一方當事人控制的證明其權利主張的證據，則司法當局應有權在適當場合確保對秘密信息給予保護的條件下責令另一方當事人提供證據。

(2) 如果訴訟的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主動拒絕接受必要的信息，或在合理期限內未提供必要的信息，或明顯妨礙與知識產權之執法的訴訟有關的程序，則成員可以授權司法當局在為當事人對有關主張或證據提供陳述機會的前提下，就已經出示的信息(包括受拒絕接受信息之消極影響的當事人一方所提交的告訴或陳述)，做出初步或最終確認或否認的決定。”

（2）美國

1)《統一商業秘密法》

第1條第4款商業秘密是指“信息，包括配方、模式、匯編、程序、裝置、方法、技術或過程，且滿足以下條件：

?由于不為其他可從其披露或使用中獲得經濟價值的人所普遍知曉，且無法通過適當手段輕易查明，從而獲得獨立的、實際的或潛在的經濟價值；以及

?在相關情況下，已采取合理努力維護其保密性。”

舉證責任：在商業秘密侵權訴訟中，原告負有證明商業秘密各要素存在的舉證責任，包括其秘密性、經濟價值以及為保護其秘密性所采取的合理措施。

2)《商業秘密保護法》

?《美國法典》第18編第1839條第3款（18 U.S. Code § 1839 (3)）：“‘商業秘密’是指所有形式和類型的金融、商業、科學、技術、經濟或工程信息，包括圖案、計劃、匯編、程序裝置、配方、設計、原型、方法、技術、過程、程序、程序或代碼，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無論以何種方式儲存、編制或記錄（物理地、電子地、圖形地、攝影地或書面地），如果——

(A) 該信息由于不為其他可從其披露或使用中獲得經濟價值的人所普遍知曉，且無法通過適當手段輕易查明，從而獲得獨立的、實際的或潛在的經濟價值；以及

(B) 該信息在相關情況下已采取合理努力維護其保密性。”

?《美國法典》第18編第1836條第(b)款（18 U.S. Code § 1836(b)）：

“（1）一般規定

如果商業秘密與州際或對外商務中使用或擬使用的產品或服務相關，被盜用商業秘密的所有人可以根據本款提起民事訴訟。”

根據《美國法典》第18編第1836條第（b）款第（2）項的規定，在提起的與商業秘密侵權相關的民事訴訟中，法院可授予禁令，原告負有舉證責任，以證明商業秘密的存在及其被侵權。申請人必須證明相關信息構成商業秘密，并且被申請人通過不正當手段盜用了該商業秘密或共謀實施此類盜用行為。

3)《加利福尼亞州商業秘密法》

明確規定訴訟中原告首先舉證證明存在商業秘密，然后訴訟雙方就侵權行為進行證明責任分配。

4)《北卡羅來納州商業秘密保護法》第155條

舉證責任：盜用商業秘密須提出實質性證據，表面證明被告：

a.已知或應知商業秘密；和

b.有特定機會獲得該商業秘密以供披露或使用，或在未經商業秘密所有人明示或暗示同意或授權的情況下獲得、披露或使用。

·該表面證據可以通過提出實質性證據反證，即被告通過獨立開發、反向工程獲得了包含商業秘密的信息，或者該信息是從有權披露商業秘密的他人處獲得。本條不得解釋為剝奪被告依法提供的任何其他辯護。（1981年，第890章，第1條）

（3）歐盟《商業秘密指令》第11條第1款a項

“各成員國應確保，有關司法機關在實施第10條所述措施時，有權要求申請人提供所有合理范圍內可獲得的證據，以便能夠在足夠確定的基礎上確認：

(a) 商業秘密確實存在；

(b) 申請人是該商業秘密的持有人；以及

(c) 商業秘密已被非法獲取、非法使用或非法披露，或者存在非法獲取、非法使用或非法披露商業秘密的威脅。”

（4）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2022修訂）第五條之二

技術秘密獲取者使用該技術秘密行為等的推定：

“對技術秘密（限于生產方法及其他政令規定的信息，以下本條亦同）實施第二條第一款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八項規定的行為（限于獲取商業秘密的行為）時，如果實施者已經生產了使用該技術秘密所產生的物品，或從事了政令規定的明顯使用技術秘密的其他行為（以下本條中稱為‘生產等’），應推定該實施者從事了各項規定中（限于使用商業秘密的行為）的生產等行為。”

2.國際舉證責任規則的比較分析

（1）商業秘密訴訟的核心事實環節分析

商業秘密的存在與侵害商業秘密行為的發生，是商業秘密訴訟能否成立的基本前提和關鍵事實。

商業秘密的存在是商業秘密侵權訴訟的基礎。如果不能證明商業秘密確實存在，則侵權行為的認定失去前提。各國法律和國際規則均要求原告首先證明商業秘密的存在及其符合相關法律定義的要素。《TRIPS協議》第43條明確要求原告提供“足夠支持其權利主張的合理取得的證據”，并且這些證據需達到“高度蓋然性”的標準，才能初步推定商業秘密存在。美國《統一商業秘密法》和《保護商業秘密法》明確規定，原告負有證明商業秘密存在的舉證責任，包括證明其秘密性、經濟價值以及保護措施的合理性。歐盟《商業秘密指令》第11條也要求申請人提供足夠證據以確認商業秘密的存在。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同樣要求原告首先證明商業秘密的存在。

在商業秘密存在的基礎上，原告還需證明被告實施了非法獲取、使用或披露商業秘密的行為，或者存在這些行為發生的威脅。但考慮到商業秘密案件中證據獲取的特殊困難，《TRIPS協議》和代表性國家（區域）都設置了相應的舉證責任減輕或轉移機制。《TRIPS協議》第43條提到，若被告控制著關鍵證據，法院可責令被告提供相關證據，否則可能推定侵權行為成立。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商業秘密保護法》規定，原告需提供表面證據證明被告知悉商業秘密并有機會非法獲取、使用或披露該秘密，同時被告可通過獨立開發、反向工程等方式反駁。歐盟《商業秘密指令》第11條要求申請人提供證據以證明商業秘密被非法獲取、使用或披露，或存在此類行為的威脅。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通過推定規則簡化了原告的舉證負擔，但仍需證明被告實施了與侵權相關的行為。

（2）舉證責任轉移的前提

在商業秘密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直接影響案件的審理結果。國際規則和相關法律中關于舉證責任轉移的規定，體現了對當事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平衡處理。通過分析這些規則，可以提煉出舉證責任轉移的三個核心邏輯前提。

第一，舉證責任轉移的首要前提是原告需提供足夠的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以支持其權利主張。表面證據不同于初步證據，前者要求更高的證明程度，需達到讓法院在未經反駁的情況下初步推定原告主張成立的標準；而初步證據僅需表明案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或可能性，證明程度較低。在商業秘密侵權案件中，原告的表面證據通常包括商業秘密的存在與商業秘密被侵害之虞。只有當原告的主張達到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性標準時，才可能引發舉證責任的轉移。

第二，舉證責任轉移的合理性依據在于案件的關鍵證據由被告掌握，而原告無法合理取得這些證據。例如，《TRIPS協議》第43條明確規定，當一方當事人提供了合理取得的初步證據，并指出對方掌握的證據對案件至關重要時，法院可以責令對方提供相關證據。這是因為原告的舉證能力受到客觀限制，而被告卻掌握著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重要信息。舉證責任轉移正是為了糾正這種信息不對稱，確保案件能夠得到公平審理。

第三，舉證責任轉移的另一前提是被告對其合作義務的違反。如果被告在訴訟中拒絕提供證據、妨礙訴訟程序，或未能在合理期限內提供必要的信息，法院可以根據現有證據作出對其不利的裁決。《TRIPS協議》第43條規定，當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必要信息時，法院可以根據原告提交的證據作出初步或最終裁決。被告的消極行為可能導致其在訴訟中處于不利地位，從而促使其積極配合證據提供。

（3）舉證責任轉移的適用限制

基于利益平衡考量，舉證責任轉移規則在要求被告提供證據的同時，通常要求法院采取措施，保護被告的商業秘密不因訴訟而進一步泄露。《TRIPS協議》第43條明確要求司法機關在調取證據時，應確保對秘密信息給予保護。這種保護機制既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權益，又避免了因訴訟程序導致被告的商業秘密受到二次侵害，有助于維護訴訟的公平性和商業秘密保護的嚴肅性。

舉證責任轉移的適用需符合合理性與比例原則。原告必須提供足夠的初步證據，證明其主張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法院在適用舉證責任轉移規則時，需綜合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防止濫用該機制。這既是對原告舉證能力的適當要求，也是在保護被告合法權益與防止訴訟濫用之間尋求平衡。

在不同法律體系下，舉證責任轉移的適用標準和要求可能有所差異，但其核心邏輯在于通過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平衡當事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促進商業秘密侵害案件的公平審理。這種機制不僅有助于保障原告的合法權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被告的合法利益提供了保護，體現了現代司法制度對公平與效率的追求。

（四）《反不正當競爭法》第32條修改建議

現行法/修訂草案

修改建議

第三十二條在侵犯商業秘密的民事審判程序中，商業秘密權利人提供初步證據，證明其已經對所主張的商業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權人應當證明權利人所主張的商業秘密不屬于本法規定的商業秘密。

商業秘密權利人提供初步證據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且提供以下證據之一的，涉嫌侵權人應當證明其不存在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

（一）有證據表明涉嫌侵權人有渠道或者機會獲取商業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與該商業秘密實質上相同；

（二）有證據表明商業秘密已經被涉嫌侵權人披露、使用或者有被披露、使用的風險；

（三）有其他證據表明商業秘密被涉嫌侵權人侵犯。

在侵犯商業秘密的民事審判程序中，原告對其主張的商業秘密之存在負舉證責任。原告能夠提供初步證據證明或者足以釋明其商業秘密存在，被告予以否認的，其應當證明原告所主張的商業秘密不屬于本法規定的商業秘密。

原告提供初步證據證明商業秘密被侵犯或者足以釋明被告侵犯商業秘密等的適當理由，且提供以下證據之一的，被告應當證明其不存在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

（一）有初步證據表明被告所利用的信息資料與自己的商業秘密相同或者實質相同，且其有獲取上述信息資料的途徑或可能性；

（二）有初步證據證明其商業秘密已經被被告披露、使用或者足以釋明有被披露、使用的風險；

（三）有其他初步證據證明商業秘密被被告侵犯。

（四）有其他初步證據證明商業秘密被被告侵犯。

針對有關生產方法的技術秘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第一項或第三款規定的獲取商業秘密行為時，如果被告已經生產了使用該技術秘密所產生的物品，或從事明顯使用該技術秘密的其他行為，應推定該被告從事了使用商業秘密生產等行為。

推定被告侵害技術秘密行為時，原告應提供初步證據或者（足以）釋明被告侵犯技術秘密等的適當理由對以下三點舉證：

所主張的信息是原告所主張享有的商業秘密中關于生產方法等的技術信息；

被告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第一項或第三款規定的不正當獲取商業秘密的行為；

被告使用原告主張享有的商業秘密，生產出了能夠量產的物品。

余問待續……

注：因字數關系，注釋省略，詳見《競爭政策研究》刊發的同名文章。如引用、轉發請注明《競爭政策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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